先天基因对人格的深刻规定，侠人格特质的基本特征

一、气质才性的规定

探讨侠的人格成因，首先接受的是一个最为大众化的解释，那就是基因的遗传。人格是一个人行为前后一贯的模式，它决定了人对周围环境的应答，他行为的定向系统，即他的动机、经验和价值判断。这种东西从何而来呢？比之于后天的教育，它似乎首先得之于先天的遗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后天接受怎样的教育和怎样接受教育，也无不由人的先天禀赋决定。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人格理论，都基于某种先天因素的假设上。无论是弗洛伊德、斯金纳的生理需要说，荣格、罗杰斯的自我实现说，还是阿德勒的社会兴趣说，概莫能外。

那么人格的养成与人的基因及由这基因造成的气质才性，究竟有没有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且不说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就有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忧郁质之分，以后又有内脏性、身体性、大脑性或内倾、外倾之别，即中国古代也有相类似的论述。如史籍载黄帝问少师人有阴阳为何，少师答以“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并称太阴之人“贪而不仁”，“好内而恶出”，太阳之人“属处于上，好言大事”，“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而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扬，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为君子^[1]。以后，东西方的心理学、伦理学家对此更是多有研究，他们从原始欲望讲到人的行动，社会文化对人格影响；从类型考察讲到个案究诘和特质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也都无不承认先天基因对人格的深刻规定。

藉此，我们来考察侠人格与其所禀遗传基因的关系，可以发现，他们大抵偏属于那种好冲动、少思虑的一类，用西人的划分，可归入性急易怒的黄胆汁，敏锐而冲动的多血质，或热衷于攻击、情感表现积极主动的外倾性身体性气质。基于这种外倾气质，他情绪刺激的敏感程度，对外界反应的张力和速度，乃或日常心境的品质和起伏强度，都比其他类型的人要高。如果说，在上述几个方面表现出低反应水平的人，往往不是抹去自我，趋就众人，做一个顺从型的人，就是放弃对别人的关注而坚执自我，离开众人，做一个自由超脱的人。而在侠，则纯然是扩张自我型的人，对自我扩张的追求，使得他经常处于反对众人反对习惯力量的位置。因此，他们的气质才性可以说是以攻击性为主的，诸如喜好竞争和行使权力，总是盛气凌人，渴望证明自我，而不甘于挫折。而就传统中国人的标准来看，他们显然属于太阳之人，“反身折腘，其状轩轩储储”，发展到极致，“阳重脱者易狂”。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不乐意自己有阴阳和平之人的风范，那种“委委然，随随然，颙颙然，愉愉然，眩眩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2]，并不是他们的追求。

如此气质才性的偏执发扬，造成了侠的人格特质的基本特征。它鲜明突出，并且经常在很浅表的层面上就表露了出来。由于它似乎基于一种本能特质，而其次或许才是习得特质，人们便很容易界定他们。我们在《引言》部分曾举述过历史上对侠的一些称名，细细辨来，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上就是从气质才性的角度来标示的。如称他们为“豪侠”，也称“豪士”，《北齐书·高昂传》：“孟和少好弓马，率性豪侠”。蒋防《霍小玉传》：“忽有一豪士，衣轻黄褐衫，挟朱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尽管“豪”有“德千人者谓之豪”^[3]一义，指有才德、权势和威望之人，但在这里显然是因其气质才性上的粗豪强劲、豪纵不羁而言，而且这种豪纵不羁脱略依傍，超乎实利的考较和个人实力的掂量，是一种出于天性的自然冲动，所谓“有待而兴，便是凡民……无待而兴，即为豪杰”^[4]，侠正是豪杰一类的人物。

此外尚有许多称呼，如称“伉侠”，《汉书·朱博传》谓博“伉侠好交，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新唐书·甄济传》谓济“叔父为幽、凉二州都督，家衡州，宗族以伉侠相矜”，这里的“伉”，前者偏于质直刚正而言，后者更多伉壮强健之意。又称“气侠”、“节侠”，前者如《梁书·裴之横传》谓横“少好宾游，重气侠”，大概因其好尚意气而言；后者如《史记·刺客列传》载田光语曰：“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因其持择不为苟且而言，刘劭《赵都赋》所谓“轻命重气，义激毫毛，节成感慨”，可为这两种称谓作注脚。又如称“壮侠”、“健侠”，则是就体格与气质特征兼而言之的，前者如《魏书·崔秉传》谓秉从征，“招致壮侠，以为部卒”，乃因其孔武强悍而言；后者如《后汉书·董卓传》谓卓“性粗猛有谋，由是以健侠知名”，亦由其雄桀强健而来。与之相近似的还有“粗侠”，如《北齐书·毕义兴传》谓义兴“少粗侠，常劫掠行旅”，显然也是就其粗猛好冲动而言的。其他如“轻侠”，我们在前面也已指出，系因其轻 狂放而言，如《新唐书·唐宪传》谓宪“所交皆博徒轻侠”。与之密切相关还有“轻果”一称，如《北史·毕众敬传》谓众敬“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当即因“轻佻果躁”而言。至如所谓“凶侠”之类，虽为极尽贬斥之称，如北魏太宗所谓“凶侠乱民”^[5]，然亦是就其凶顽暴烈而言，脱开道德规范色彩，无非也是指一种极端的气质和性格。

纵观历代史家的记载，不论其最终的价值评估如何，凡所描述的侠，就是这么容易地让人在同一类别的人格测定标准上找到他们的定位。那种普遍性地性格外倾和自我扩展，血气刚烈，躁狂偏激，那种一般情况下自制力低弱，乃至有意放纵自己的情感欲望，率直冲动，几乎构成他们气质的枢纽和核心。由此，其作为个性动力系统的动机被放大定格为对这种气质的无条件顺应，为了保证顺应的完成，他们反过来再更进一步地调动自己的身心反应系统，使外界刺激信息经由大脑皮层传至脑垂体，再由植物神经系统调动内脏器官机能，如心率、血压到肌肉紧张程度和代谢水平等以维护这种气质。所谓“不拘操行”、“每以才气凌物”、“轻薄无检”，不过是这种冲动气质的外在表现而已。如果不是带着某种既定的立场，应该说，仅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这些行为代表了一种比较激烈冲动的性格类型，除此之外并无任何不正常的地方。

侠这种性格类型，在人类的性格光谱和人格的发展阶段上可以找到相应的坐标，那就是它通常比较集中地体现于少年至成人早期这一人生阶段。在古代侠的发生、发展历史中，可以找到太多这方面的例证，如《魏略·勇侠传》称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隋书·刘权传》谓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诸如此类。他们挟少年人好冲动的天性行事，几乎全然不以朝廷法禁为意。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也是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人，或者更小。如《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载季布之弟季心“为任侠，方数十里，士皆争为之死”，而一些少年亦“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后汉书·王涣传》谓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轻剽少年”；《三国志·魏书·张绣传》谓绣“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陈书·周敷传》谓敷胆力果劲，生性豪侠，故“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这些少年，在古代又称“轻薄少年”、“好事少年”乃或“恶少年”、“恶子”，他们游手好闲，不事生产，不田而饱，有的以游荡窜伏为生，在市井乡曲为地痞流氓，亡命无赖，一无道德信誉可言。当有一著名侠魁为之号召，如三国吴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他们便“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带铃。”，意气扬扬至于忘乎所以。在历代典籍中，少年无赖“以青州芦苇为弩矢，轻骑妖服，追遂于道路”^[6]，“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车马不敢前”^[7]，“习为艳曲曼声，妖服冶容，周游于市”^[8]，经常可以见到，有的甚至以文身札刺相高。追随游侠过从心所欲的生活，正符合他们的愿望。而因追随日久，脾胃对路，难收放心，索性放而为侠，也是常有的事。以至历代文学作品当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在诗人的心目中，似乎游侠就是少年的专利。“长安狭斜路，纵横四达分。车轮鸣凤辖，箭服耀鱼文。五陵多任侠，轻骑自连群。少年皆重气，涯识故将军”^[9]，少年因侠义理想的激荡，迸发出何其昂扬的生命活力。以至在悠长的文学发展历史上《少年行》、《少年结客场行》成为历代通行的诗题。

王维《少年行》诗意图

再看侠与少年在一起，干的是些什么事。历代载记在在分明，行侠之外，多为斗鸡走马，赌博豪饮。如《汉书·睦弘传》谓弘“少时好侠，斗鸡走马”，《后汉书·袁术传》谓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宋书·臧质传》谓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这些大多是市井少年常做的游戏。由其偏好此种游戏，其少年天性可想而知。

宴饮画像砖

而其中挟强壮的体力纵情饮酒一事，尤值得玩味。“酒”字最初与“酉”字通，后“酉”借为酋长之“酋”，酒才改从水旁^[10]。这二字的相通，传导出酒最初有为身份尊贵资望高上之人才能享用的含义。侠之好酒，或远受上古社会以来对部落英雄崇拜的影响（这一点下面要着重提到）。而唯英雄好汉才饮酒，则是他们通常的认识。加以酒精的作用，每每能与他们磊落的意气相结合，激发其天性中本有的豪纵和开张，所以，“少年喜任侠，见酒气已吞”^[11]。如此“相逢意气为君饮”，这酒就由一种作用于人的生理，使之产生高反应的催化物，转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交流沟通的媒介。它既是侠独特气质才性的附着物，又反过来成为侠表达其独特个性的触媒。以至在历史上，竟还有“豪侠屡遭大狱”，因“落魄醉酒，与邑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下狱，得皇帝划牍于地，恕其醉后妄言的事^[12]，而如张潮乃谓“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13]，正是看到酒与侠的联系，这实在是一种天然的契合，一个年少轻狂，刚肠激烈；一个质性热辣，正配入其刚肠而增其声色。

说来侠这种种行为颇好理解，因为就人生的阶段展开来说，少年至成人早期，恰是一个人气血与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感情容易冲动，行为容易偏激，所有生命力也就更容易向外拓展，并也更容易指向物欲的层面。一俟到了中年期，这种情况就会改变，那时，一个精力充沛、外倾和注重生物功能的人，会渐渐转变成具有更成熟的文化视境和稳定价值观的社会人。前面的章节曾谈到侠的改节问题，如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14]，北齐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致，轻财重义，多所交结”^[15]，隋朝杨汪少时也是凶疏好斗，长大“更折节勤学，专精《左氏传》，通《三礼》”^[16]。撇开其他种种因素，只就个人性格发展来看，就体现了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唐人李世▌曾向人谈起他于杀人一事的变化过程：“我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17]。虽然语颇夸张，但意思正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操此业也变得越来越理性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少年为侠，或所有的侠皆为少年，因此更为深刻准确的判断是，即使这个人少年为侠，至老不改，由于他的气质才性是偏向外倾的身体型，属太阳之人，其个性中永远有一段活泼泼的生命活力不可掩抑。基于一种身份确认，和早年任侠带给他的声名和美好回忆，他仍会在日常行动中有意按当年的习惯行事，并努力维护这种习惯。因此，终其一生，他们为都会维持这年轻的兴奋，对外界敏感而激烈的高反应水平。也因为是这样，类似上述长而改节的情节才会被史家特别地点出来。不过，倘换一个角度看，特别表彰个别的侠改节，则大部分侠不改初衷可想而知。(www.xing528.com)

但是，问题在于侠这种来自先天的顽悍禀赋，一旦形诸行动，就会成为主流社会规范的背离者。在对自我的观念上，他们不知谦虚，坚执己见，还时不时地炫耀自己，很少依环境作出反应；在人际关系上，不尊重权威，不重视伦际；在行为要求方面，不好妥协克己，反对中庸恕让，并且由于习之一久，与本有的外倾气质互为因果，很难再说这仅是后天之习得与社会规范的乖违。正如米德《性别与气质》一书在考察了三个不同原始部落后所指出的，“他们的天性与社会标准格格不入”。那种挟丸杀吏、攻剽发冢，显然已同于盗寇，正如韩非早就警告的，每每“侠以武犯禁”，如此法律怎能容忍？倘再被认为别有他图，如汉顺帝时河间王刘政与地方豪侠游客相勾结，“共为不轨”，那就只有背上“共为不轨”的罪名统统杀无赦了^[18]。两汉以后历代最高统治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对游侠严加剪除，就是因为他们对皇权统治构成了威胁。

来自政治上的打击是严酷的，汉武帝时，酷吏王温舒在河内郡捕杀豪侠，“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宣帝时酷吏严延年先后赴涿郡、河内郡治侠，亦是格杀毋论，豪侠因是“战栗不敢犯禁”^[19]。来自正统道德规范的谴责同样严厉，像荀悦这样严正指出游侠“伤道害德，败法惑世”者代有其人，如北齐颜之推就说：“至如郭解之代人报仇，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所为。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20]。侠的性格类型恰恰与已经成为这个社会范型性格的老成温厚截然对立。必然的，他们种种骄恣轻悍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可能为由正统道德伦理范导的社会风俗所接受，晋游侠冯素弗“雄桀不群，任侠放荡，不修小节，故时人未之奇”^[21]；刘宋朝的宗悫“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22]；梁太祖朱温壮时“不事生产，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23]。这所谓的时人未之奇，乡曲无所称，甚至里人多厌之，无非就是因为这些侠的作为悖于情理，不合时宜，甚或有害于社会有害于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侠因感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淡、排拒和敌意，就会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心理学所说的“基本焦虑”。它源于安全需要的受挫，并有以觉得整个世界对他来说都潜伏着危险，因此，在自圆自足，向内自求那份刚强激烈的血性滋润的同时，他对人之有缓急这一点会有一种十分深切的敏感。为了克服这种焦虑，经常会更加追求攻击和力量，以一种激烈的态度，表明自己在这敌对社会上并非无能为力，乃至可以“立强于世”。这种张扬的结果，是崇拜强权，无视他人与社会。我们在历代史书中，到处都能看到有关游侠“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陵横邦邑，雄张闾里”的记载，以及历代人对这些乖张行为的谴责，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这么做的心理背景和真正动机，因此不免对其何以代代如此，任何道德律令都不足以匡饬矫正大惑不解。

其实，听听汉成帝时闾里侠魁原涉的自白，就可以加深对这一种心理的了解了。原涉在个性气质上与汉初大侠郭解颇多相似，《汉书·游侠传》称其“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众”。他手下刺客如云，也都个个“杀人不知主名”，令人闻之胆寒。当有人问他“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他用了一个寡妇的比喻作答，说是你难道没见过寻常百姓家的寡妇吗？当她一旦为盗所污，索性就放荡起来了，尽管明知这是悖于礼义之举，却也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我的处境正如这妇人。这像是一个很妙的托词，但实实在在道出了侠既为社会所否弃，便由此疏离社会扰乱社会的曲曲心迹。

这种焦虑在社会敌意的弹压加剧时，很容易酿成一种公然的对抗。如五代时李罕之健勇多力，属游侠无行一类，少学儒业不成，弃而为僧。后僧众又以其无赖，将他逐出，逼得他干脆“毁弃僧衣，亡命为盗”^[24]，这尚属个人对抗社会偏见方面的，你们不接纳我，我就索性走入死地与社会对着干。而如东汉时，任延为武威太守，因逮捕当地任纵宾客子弟为奸的豪侠田绀，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其子田尚竟“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25]，却是群聚而起，旗帜鲜明地向朝廷官府复仇了。对于侠为复仇而杀人，甚至“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26]，论者每以心胸褊窄释之。这或许是一个原因，不过，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不然，就不能解释象东汉末豪侠宋果“喜与人报仇”^[27]这样的举止了。其实，这也正是他们“行权”的一种表现，他们要用一己之剑，争取自己希望获得的权威，这与其好“排难解纷”常常是一体两面。郭解在洛阳轻而易举地调解了一起当地豪侠调解了数十次都不见效的纠纷，心中得意，可表面上还是向当事人表示：“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事实上他已经夺了，不过再还回去做做样子罢了。班固因此说：“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骜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28]。这样的“权”和“力”，正是他们视为生活的要义，用来缓解他们的“基本焦虑”的手段。

同样，基于这种焦虑所体验到的无助感和孤独感，侠对能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同道相互帮衬抱有极大的期待。面对这个无处不有凶险的世界，更深知“士穷窘而得委命”的可贵。汉代楚相袁盎本是个任侠之辈，某次洛阳名侠剧孟途经楚之安陵，袁盎便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这令一些人大惑不解。一富人问以身份，怎么和亡命之徒结交，他答道：那剧孟，凡人有急难，一例伸出援手，是一个天下所望之人，哪像你，“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29]这“足恃”二字，道破了所有侠内心的隐秘，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登高而呼天下立应之势，并且害怕挫折，警惧威胁，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希望有同道的呼应，党羽的救助，那才有足够的安全感，仅数骑随从，成何大事。所以郭解被汉武帝迫令迁徙，有“诸公送者出千万余”；而且一旦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争交欢解”。也所以，他们要“振人不赡，先从贫赋始”，散财结纳，不惜倾家而尽。且“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藏匿亡命，甘冒杀头风险。如王莽时“诛锄豪侠”，指名逮捕漕中叔，时强弩将军孙建将之藏匿。王莽怀疑，追问起这件事，孙建却说：“臣名善之，诛臣足以塞责”^[30]，这等于是公然抗旨。又如北周韦祐，“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人有急难，投之者多得存之，虽屡被追捕，终不改其操”^[31]，可谓侠气干云。

上述侠的所作所为，都基于同一种不可动摇的深层信念，即在张扬一己力量的前提下，互相保护，共图生存；而其中所有利他主义的内涵，实际上都是被他们自己极端的感情要求与安全需要激出的，它几乎成为侠者的天性，深深地进入了他们的心理感应神经和反应系统。刘若愚据增渊龙夫之说，认为游侠实质上是一个以气质、习性聚合的群体，显然是看到了他们在气质才性上与其他社会人群的区别。这里，我们进一步解释使这些相同气性的人聚合起来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们因这种禀赋而共同遭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敌意，为了与之相抗衡，为了在这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必须聚合起来，以一种极端的情感要求为纽带，彼此认同，缓解生存的焦虑。

此外，这种与基本敌意相交织的基本焦虑，还使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尊情结，这表现在他们强烈地要求得到社会的承认，张大自我，追求声名，渴望获得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关于这一特征，前面章节中已有分析，这里从气质才性的角度置论，是着力探讨这种人格特征的成因。

侠自尊心极强，对名节的看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获得这种威望与名声，他们不惜逆折自己天性的自然发展方向，以种种苛严的超道德要求自律，“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这些品格都成为后世侠所尊奉的精神标尺。因此，像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辈，司马迁认为“虽时▌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而他如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儒，也都“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即如与他基本站在对立立场的班固，在《汉书》中举述如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等游侠，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皆有谦退之风”。后世这样的侠仍有不少，著名的如晋人裴秀，豪侠有气节，好学有风操，毋丘俭因而称他“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32]。

侠的这种“立节操”，看起来似乎颇不可思议，至少与侠的天性大悖，然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自我追求和超越，包含着对自足完美的价值实现的渴求。道理很简单，人总要求自我认识和评价能顺利确立，总希望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之间是和谐一致的，哪怕可以和社会一般道德规范不和谐，但必须达成自我的和谐。一旦人失去自我的和谐，失去个体内在的统一性，其行为就会处在几种相互抵触的动机支配下，从而成功率就会大大下降。

侠当然不能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当他们个性的统一质因社会异己力量的牵扯不能维持平衡时，他也会对自己的性情作一些修改，从而保持与社会相适应的弹性。这种依从“环境取向”，通过调节自己达到价值实现的努力，不等于他真正改变了故性故习，不过是作为缓解基本焦虑的手段，而这故性故习才是其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故而他们是无比执著，乃至视之如生命的。班固所谓“众庶荣其名迹，岂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一点也没有夸张。不过，这种自尊情结也极容易走向它的反面，有的游侠因此会变得专横跋扈，贪图虚荣，言过饰非，骄傲自大，这当然就不可取了。

结言之，侠的人格特征显然受到其所禀的气质才性的影响，是这种气质才性的表现形式。他之以自我张扬，结交互助，求得生存焦虑的缓解，也都与这种气质才性有关。由此，他们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些行为从表面来看是上述气质才性充溢的结果，但从侠的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又构成其气质才性中一个新的稳定因素，他们的整体特质，正是这种稳定与变化的统一。

侠的这种气质和性格，多少规定了他们的命运，注定了他们不能见容于这个标志着老成温厚的文化的社会，成为这个最缺乏豪爽、雄心、改革精神、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品质的社会的放逐者。然而他们的气质才性，又注定其不甘于这种放逐，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争得生存的权利，而不是抹去天性，走被同化的道路。在这个社会主流文化的强大压力和他们心有不甘的竭力抵抗之间，一种基本焦虑开始形成，由此焦虑，铸就了其人格中夹杂着崇高与顽悍的诸多特征，如执著于攻击和力量对抗，崇拜强权以尚勇；期待同道的救援保护，持一种极端的情感要求以好游；渴望成功和声，通过极端的自尊以立名；对一己意气多有放纵，上下周彻遍求知己以任情，等等。对于侠而言，对于侠的人格而言，究竟这是一份夙命呢，还是一种理想？或许两者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