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任性纵情的疏放
除上述以求公平公正为信仰，并有意识地投注一己情感于其间，通过自己尽其在我的合理处置，显现世道的清平、人心的温良外，侠那活泼冲动的气质才性，滔滔汩汩的生命激情，还使得他们把更多的情感动能，投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对这方方面面的情感投注和处置中，侠的情感品质的趋向和所达到的深广度，得到了更为生动的体现。由此，其人格面貌和人格特征，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
由前面的描述可知，侠之求公正平不平，是调动了他们全部的生命的激情和难以忤触的侠烈之气的。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这种激烈的侠气更是难以掩抑。侠尚意气，几乎可见诸历朝历代。《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称：“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这“为气”即指“使气”；“任侠”之“任”，一说见《墨子·墨经上》：“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说》进一步解释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此即司马迁所说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和“不爱其躯”。另一说则见于《汉书·季布传》，颜师古在其中“为任侠有名”一语下注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不管二说有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有一点是肯定的，为侠必重气，任侠也就是任张意气地实施侠义。故“侠”与“气”每每被人连言，乃至有“气侠”一词。
这一点，从后世史家或文人的著述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梁书》称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旧唐书》称丘和“重气任侠”，郭元振“任侠使气”。至于文人的描述就更多了，张华《博陵王宫侠曲》有“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之句；还有李白《扶风豪士歌》也有“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的吟唱，他如陆游《村饮》的“少年喜任侠，见酒气已吞”，徐渭《侠客》的“结客少年场，意气何扬扬”，邓原岳《哭徐惟和十二首》的“长安慷慨酒人群，侠气凭陵欲吐云”，皆著意于为侠者意气发扬性格开张的一面，并予以着力的描绘。总之，“古贤豪节侠，以气谊相钦重”[15]，这种专任意气，正是侠健旺生命力的自然呈现，更是其自由个性的直接显现。并且在一个高度集权化社会当中，它甚而还富有抵御不合理的刚性秩序和模式化科条的反叛色彩。正是基于这一特质，我们说侠实际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中，建树起一种特立独行狂傲恣肆的人格风范。
倘要说得具体，它首先是一种豪宕不拘的旷爽之气。侠的豪宕不拘，往往表现为恣逞意气，任张个性，桀骜不驯，不拘细行。一句话，崇尚绝对的个人意志和个性自由。它慷慨至于抹去常态，任情至于矫枉过正，唯快意恩仇是求，有恩怨而不问是非。当其行侠一日，便以义气当先，发扬张厉，无毫发滞吝，其他任何科条都不足对其言行有匡饬作用。正是基于此，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谴责他们“放纵不拘”，并对其“放意自恣，浮湛俗间”深致不满。然在侠而言，平居负气倜傥，意气弥厉，为人疏慢，不知约检，纯然出于一种喜好，一种习惯，乃至天性。那种折节矜饰，力求静重厚默端方和粹的人格风范，或许可以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交口称颂，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龌龊小儒所为，是所谓小廉曲谨，绝谈不上绝美风姿。
汉代著名游侠陈遵便是这样一位狂荡放纵不拘礼法的人物。他早年为京兆史，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不尚鲜明，独他极舆马车服之好。又好交友，门外车骑交错。此外，他于饮酒之事也大有兴趣，每次开宴，总让家人把门拴死，把客人坐车车轴上的铜辖扔入井里，使其无法退席，为此任气使酒，常常把公事给耽误了。主事官员很不满，告于上司。大司徒马宫是一位大儒，素重陈遵，说道：“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非但不加斥责，反而举荐他做了郁夷令。后陈遵在河南太守任上，老毛病依然不改，竟过访寡妇，置酒歌讴，起舞跳梁，直至遭弹劾。然免官家居后，招客如故，饮食自若。友人张竦与他同时入仕为吏，为人博学通达，廉俭自守，操行与他大异，官至丹阳太守后也被罢免。张竦很穷，门下没有宾客，间或有人上门，也只是请教学问。陈遵见此，颇有自是之意，称“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间，官爵功名，不减于了，而差独乐，顾不优哉！”张竦竟难以反驳，只好以“人各有性，长短自裁”之类的话搪塞过去。确实，这种个性上的差异，恰恰基于两种对立的人生信条和人格设置。
唐代饮宴图
在开明健旺的盛唐，侠那种超迈不羁自由奔放的气质，还成为士人普遍追慕的对象，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少任侠”的李白。关于他的行事，前文已有介绍。他的诗也很充分地表现了他对游侠纵放个性的向往。在《侠客行》的结尾，他对侠与儒两种人作了这样的比照：“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在对侠的生命形态发出由衷赞叹的同时，对扬雄之流的皓首穷经者给予了尖冷的嘲讽。同样的比照又见于《行行且游猎篇》，所谓“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这回是针对大儒董仲舒而言。他在《少年行》中所表达出的生活哲学是这样的：
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
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
荣身乐命而不受贫病，在他那儿似乎与读书立节是相对立的。无须读书，即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主潮文化的指引；无须徇节，即不为追求这种文化所崇尚的名节、志节牺牲真我。而徇节之所以必甘风尘，或者说，甘于风尘者必为了徇节，乃或风尘必将把人导向对那种志节的曲徇，是因为现世社会中的种种实利，与这社会的种种苟且委随，以及人格的拘谨刻板，在很大程度上有必然的对应联系。而侠显然不乐于此，不愿为此虚妄的志节，甘心奔波于尘世中，周旋于礼仪揖让之间。这种不甘风尘，必然导致他们不认同现实社会及其所支持的观念和实利。批判它，作诗讽刺它，正是这种不认同的明确表示；直接地在日常生活中不执行它，甚而行逆反，造极端，毅然决然地远离它，更是这种不认同的直接宣言。由此，他的个性发展趋向必然是豪荡不羁的。在未仕前，李白不受法令的约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他的好友魏颢可证明，他还真亲手杀过几个人；在出仕后，则不受宫廷礼法约束，乃至并不以人君为意，这其实与他早年任侠，及由此造成豪宕的个性和人格大有关系。
明代这样的豪纵之士也有不少，如林鸿，这位曾任将乐县儒学训导，后官礼部精膳司员外郎的著名文人，虽“晚节著儒衣”，但“少年为侠客”的经历给他留下太快意的印象了，所以，他会唱出“二十读书通大义，三十结交江海士。不学寰中一竖儒，宁为世上奇男子”这样的高歌[16]。傅汝舟也有“不读竖儒祸世书，宝剑亲磨光有刺”的吟唱[17]。另一晚明福建诗人陈椿则“少读儒者书，隶博士有声。久之，弃去，曰：是拘拘者何至溷！乃公为改而从侠少游，纵情声伎，为一时风流之冠”[18]。他们都以强烈的个性拓张意识，表现了与传统道德所要求的端方谦和公然对抗的异端精神，与世俗习尚相去相悖的卓荦人格。
侠所任张的“气”，又是一种亮直无伪、矫抗任真、不与物俯仰的伉直之气。它出于一种真率的情性流露，又是一种正直的品格的外显，执此一端，我只作我。为了使这种亮直真率的意气有所交代，他们可以狂走四方，思得一当。平日里与人相交，意气相投，则扬挹极齿颊，虽倾其所有也无足惜，乃至片言可以托生死，所谓“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19]，杯酒投洽，即慷慨相许。若不当意，则终日默默，不与接一言，或干脆视之为庸流，白眼相向，不稍假辞色。
基于此，他们极其鄙薄面谀背毁、衷貌不一的虚伪矫饰，眼里搁不下一颗沙子。人有所长，赞不容口；人有不善，必尽言无隐，面折其过，不留些许余地。至于与人稍有忤触便疾言遽色，狂叫奋詈，更是惯常之事。要他们虚徐谦约，降意徇人，若丧其气，夺其元；要他们协息顺意，遇不平之事莫敢出气，则不啻是要他们的命。所谓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嗫，作谦抑状。当日孔子有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20]。前一句是说人须从善如流，见贤思齐；后一句是说见邪恶不善者，该离得远远的，“探汤”二字乃喻去之疾。侠见贤或可思齐，要他遇邪恶不善避之而去则太犯难。相反，他们大都会奋力锄除这类奸恶，哪怕他大有来头。总之，宁可得罪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对自己的个性有所修正。
如汉代大侠袁盎为人伉直，“常引大体慷慨”，在朝野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个性就十分激烈，好恶分明。因素来讨厌太子家令晁错，但凡有晁错在座，掉头就走，以至于两人竟从未在一间屋里说过话。又不满宦官赵同得文帝宠信，一次见文帝携之同乘，便直言相谏：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大车者，皆天下英豪。目下汉廷虽称不上多士，但陛下也不至于要和刀锯刑余之人同载呀！文帝听得笑了起来，让赵同下车，赵被折辱，又气又恼，竟哭了起来。还有灌夫，为人刚直，不好拍马，对官居其上之人一例轻视，还时不时地要予冲撞；对官在其下的人，愈微贱愈相敬重。在朝中，则与依军功擢升的魏其侯窦婴交好，而看不惯靠王太后裙带关系，平步青云的武安侯田▌。田▌未贵时，尊窦婴如父，及为相，多有轻慢之举，他强为窦婴出头，借聚会饮酒之机，使酒骂座。田▌怀恨在心，寻机会以他事诬引，旁人劝他若此时折腰赔个不是，事情仍可挽回，但他“愈怒不肯谢”，终于被处决。
又如在明初，大诗人高启的朋友宋克，以气节闻名。生性耿直，好与人争，且每争必求胜。朋友有过，他会当面指出，不留情面；如果有谁冒犯他，决不隐忍，当场斥责，但事后也不记恨于心。当时有两个武将，依仗权势，常常无事生非，殴辱士人，一时人莫敢近。其中一位邀宋克喝酒，有人怕其喝醉后行为会更粗暴，劝宋克别去，宋克非但去了，还高谈阔论，将那武将教训了一顿，令其肃然拜服。而另一武将在小酒馆偶遇宋克，见宋全然不将他放在眼里，便择日带一批武士尾随其后，以示威胁。宋克毫不畏惧，缓辔而行，并不让道。那武将服其伉壮有正气，第二天竟央人带着前来道歉，还请求交个朋友。
其实，魏晋时诸名士如嵇康等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性喜行侠之辈，他的性格高傲亮直、任真纵放，不仅鄙弃名教礼法，而且敢于反对司马氏的政治阴谋，不求屈节自保，终于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嵇康的这种名士气质与侠的矫抗任真，其实是颇为一致。或者说，是这种亮直无伪，矫抗任真的作派与人格的又一种表现形式。(www.xing528.com)
与上述两者相联系，侠大多不能苟且下人，在遭受折辱时无所举动，这又是他们所秉执的宁折不弯的傲气和刚决之气。虽然，常人也知爱重自己，不容他人欺侮，但恪于情势，有时不得不委曲求全。侠的性格刚烈，持节介特，又豪视一世目下无人。在常人看来，倘遇败气之事，想想退后一步天地宽，或俗语所谓吃亏就是便宜的古训，不失为自我宽解的办法。所以，当有可为时，或许努力为之一争，实在不可为，也就退而自许大腹能容了。侠则不然，他们认定一理，便无丝毫转换。其计较顶真之程度，甚至到了“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的地步。或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他们并前者也不可欺，更不用说欺以所持之道了。倘若人格蒙受折辱，必力求为之洗刷；如难以洗刷清白，便只有不惜以身赴之了。不少学者在分析儒与侠之不同时，都指出他们一强调中庸之道，一倾向于走极端的个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点明了侠的天性之所在。
荣启期 阮咸 刘伶
唐彩绘鹰冠武士俑
北齐林子绣“外貌儒雅，而侠气难忤”，他对自己所受到的丁点儿不恭，采取的就是十分激烈的做法。有一回，任瀛州刺史的兄婿娄定远来渤海拜访，他设宴招待，并让妻妾诸女作陪。定远为人疏放，言语间多存戏谑，有的还微有亵慢。一般人听了虽有不快，总是暂为隐忍，存下心思，以后不再与这种不知轻重的人交往就是了。他则不然，顿时暴怒起来，鸣鼓集众将攻之。不多久，来了数千步兵，数千骑兵，把个定远吓得面无人色，免冠拜谢许久，他才作罢。又如宋代郭进，早年贫贱，为人帮佣，但“倜傥任气，结豪侠”[21]，且纵酒赌博，无所不为，险些为东家所害。以后，往晋阳投刘知远，历晋至宋，为西山巡检。但为官后依然轻财好施，且性情刚烈如故。时田钦祚恃势恣意妄为，横行不法，他很看不惯，多次提出忠告，无奈力弱不能禁，不免形诸言语，田钦祚知道后，怀恨在心，找茬给以难堪，他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又无力抗争，竟自刭而死。
构成侠慷慨多气的又一个侧面，是无所畏惧敢于冒险的胆气。所谓“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22]。清贺贻孙《皆园集序》谓：“古今侠烈之士，所以大过人者，则存乎胆与气矣。胆恃气而后克，义气所鼓，胆即赴之。”这种血性气质，决定了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胆量和坚定的意志，当面对强敌，或身濒绝境，他们从不顾虑危险，依然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所谓“气高轻赴难”，正是这样一份从容镇定的真实写照。
这种胆气曾造就过许多辉煌的人生，也为侠赢得许多空前的名声。荆轲歌罢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明知一去不返仍冒险前往；在秦王面前，当秦舞阳吓得面无人色，他却镇定自若，图穷匕首见，是何等的胆量；事败身残，尚倚柱而笑，箕倨以骂，则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南朝刘宋的孟龙符“少为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高祖所知”。为人也“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在临朐一战中，单骑逐敌，一骑绝尘，因后骑不及策应，被数千敌骑围住，寡不敌众而死，其时年仅三十三岁[23]。北魏崔秉，少有志节，任侠尚气，曾为安东府录事参军，带毋极令。尝为公事，拳击长史甄琛于床下，足见性情暴烈。后随彭城王征寿春，招致轻侠，以为部率，一路过关斩将，勇猛无比。彭城王大为惊叹，对左右侍者说：“吾当寄胆气于此人”[24]。宋代游侠李彦仙，少有大志，“所交皆豪侠士”。靖康元年，金人犯境，他应郡县募补承节郎，复补校尉，屡败金军。帝闻而感叹，喜不能寐。他的胆气也特别大。某次曾率军到青涧，途中猝遇金人，“众愕眙”，他却十分冷静，依山树帜，以为疑兵，嚇退金人，并乘胜追索到山隘口，结果金人互相践踏，死尸相枕大半。当其守陕州时，只是一校尉，后功封知州兼安抚使，索性把家眷统统接来，称“吾以家徇国，与城俱存亡”。金兵十万，分军为十，以正月旦为始，日轮一军攻城，期三旬为限，一定要将城拿下。此时，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他“意气如平常，登谯门，大作技乐”，另派人出城，烧了金人的攻城之具。城破后，率众巷战，“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断，战愈力”，以后闻金人索他不得，屠城泄愤，谓“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才三十六[25]。
当然，还有很多侠，特别是乡曲闾巷之侠，虽未必参与国家重大的军政大事，但胆气纵横，一样不逊色于任何人。如明代活跃于东南沿海的海盗林道乾，就是这样一个胆气过人的豪侠。他因从事驰骋海上的营生，被朝廷视为凶黠之徒，可李贽却很欣赏他，称其“才气过人，胆气压于群类”。这话在当时属大逆不道，但却大有道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贩海为生者大都“恬波涛而轻生死”，涉波蹈涛已自有凶险，在朝廷严禁片板下海的情况下，还要与官府周旋，没有一点敢于冒险的胆气，是难以行事的。但李贽所关注的还不仅是这一点，他是看到了一个识胆俱备的人在情怀不得展骋的情况下，被迫置身边缘的无奈，这实在是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哀。李贽最见不得这种悲哀，所以撰文以论之，非但将其看作是英雄豪杰，而且认为是这个世界“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者而不录”，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26]。
侠恃过人的胆气，纵横行事，有时还能将此胆气施诸社会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栖迟熊罴穴，容与虎豹林”，如《晋书》载周处“未弱冠时，膂力绝人，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横肆欲，州曲患之”。后入山刺虎，入水击蛟，为民除害，如此壮举和惊人胆魄，一下子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恶侠形象。与之相类，《搜神记》中斩蛇的少女李寄，《耳目记》中搏虎的勇士钟傅，也都将此胆气，用之与自然界祸害凶险的搏击中，并有除之而后快的必胜信念，被后人目为大侠。
刘若愚在将中国侠客小说与西方骑士传奇作一番比较后，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和西方小说中的侠客，都通过无休止地进行冒险活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冒险正是他们“存在的目的”。的确，乐生鄙死，是人的天性；以己身为准的，来计较利害，判别得失，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无论是中国的侠客也好，西方的骑士也好，实际上都突破了人的这种常情天性，以“除了追求冒险以外就再也不包含什么”的行为，做出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一般人心目中，多少成为超然于尘世的非凡之人。而这种形象与壮举一旦进入文学领域，则更变幻出无穷无尽的故事，应该说，这是历代游侠凝聚起的人格精神对文学的启迪和激发。
侠的这种纵放意气，雄豪刚烈，坚执真我，傲然独立，使得他们的个性品格、处世方式和道德境界，都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超凡特质。试想，在一个以儒家文化为轴心的传统社会中，封建伦常和道德规范所一味强调的是个人对家族、社会、国家的依存关系，要求个人不断地正心克己，认知上讲求乐天知命，处世上讲求中庸恕让，情感上讲求节制内敛，这使得公众的个性与欲望很难得到舒展，更不用说建起一个健全独立的人格了。正因为这样，当他们在备受压抑之余，是乐于发现侠的特异气质在生命形态上的充溢之美，并油然顿生一种敬佩和亲切的感受的。作为一种精神风范，侠所展现的人格魅力，也会对他们向往自由丰润之生命的心理需求，注入一种坚定的信念。
然而，在试图以这种人格指导具体的现实生活时，在放任驰纵与控驭节制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一个界度的问题。细心的读者通过上面的举述，大概已经产生这样的疑惑，即游侠多尚意气，不爱其躯，他们感慨踔绝，不乐委琐，砥节履方，不肯苟且，固然具有独特的个性品格与道德境界，但伴随这种特异超迈的人格风范而来的那种崇尚个性自由，狂放不羁，勤生薄死，还有更极端一些的率性骄恣、暴烈无常，那种刚肠疾恶，伉直不容人过带来的同同相亲、异异交击的狎比习气和自我中心主义，是否也是正面的呢？是否可以因侠义本身的正面意义而被界定为可照奉执行的典范呢？
全面审视游侠人群及其人格，恐怕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事实是，这种骄恣暴烈，狎比习气，不止一次地招致他们的行事在结果上，甚至在动机上，就与侠之为侠的根本相违，从而使他们实际上时时陷入一种既不被社会权力中心接纳，又不被社会大多数成员理解和支持的境地。对此，封建史家或传统士大夫常用诸如“雄桀”、“轻果”、“不自绳检”、“▌弛不羁”、“佻薄无检操”等带有贬抑色彩的词句来形容他们。后人当然可以去考究这些评论者是站在什么立场，带着何种情绪下的判断，并进而对这种判断作出某种修正，但只要道说的是一种真实而圆整的侠的人格，终不能全然否定这些判断。并且，实际上已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对散布于浩瀚史籍中相关史料的搜辑，不约而同地对侠人格中的“阴影”原型作了揭示，或者像侯健在《武侠小说论》中以为“真正的侠大抵是秦末以后的恶霸或江湖人物”；或者像龚鹏程在《大侠》中直截了当地径称“侠即流氓”（这“流氓”无疑与我们现今常用的意义相同，因为在论者所举证的材料中，侠无一不是以浪荡子、豪霸、亡命徒、盗贼、奸雄、恶吏、采花王的面目出现的）。这很令我们想起东汉荀悦在《汉纪》中说的话：“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互为盗贼也”。
任张声势，擅作威福，便是侠在过尚意气的失控状态下表现出来的放肆无行，由此放松自律，其整体人格便不免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战国时著名的卿相之侠孟尝君，一方面折节下士，大行侠义，另一方面又任张意气，以暴纵残忍立威。他尝做客赵国，赵人因其是贤者，争相出门观看，一看之下，不少人大失所望，相互议论，原本以为孟尝君是身材魁梧的伟丈夫，哪知道是个小矮子。他听到后勃然大怒，即让随从门客“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因人有一言不恭，即灭一县无辜，这是典型的擅作威福。这种横行霸道妄行杀戮之事，在历代侠者身上经常可以看到。如汉代大侠原涉，平居“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且为人“温仁谦逊”，其实“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多”，许多可以说是在他任张声势擅作威福之下屈死的。他原与新丰富豪祁太伯交好，太伯同母弟，县门下掾王游公素来嫉妒他，在茂陵守令尹公前诋毁他养刺客，杀人不知主名，为父母造墓舍又奢僭逾制，应予捣毁，然后上奏皇上请功。尹公依计而行，果然如愿以偿。原涉知是计由王游公所出，当即挑选一批精干的宾客，让长子原初带领，驾车二十乘，洗▌了王家，割下王游公及其父两颗头颅，扬长而去。要说他杀王游公，情尚可原，连人老父也一并杀了就不免过当。再说王莽垮台后，那个尹公做了刘玄手下西屏将军申屠建的主簿。申屠建十分器重原涉，原涉也乐意与之结交。一次，他从申府出来，尹公寻得一个机会，拜谢道：“易世矣，宜勿复相怨”，意思是说，现在非王家天下，而是刘氏当政，还望你不要再计较旧日之仇了，言语之中，卑抑求活之意甚明，但他却认为这是将自己当作鱼肉，不以人礼相待，派门客将尹公杀了。这样的任意杀伐谈不上秉义而行，甚至也称不得恩怨分明，纯粹是任张声势，自逞其快。
又如唐初盛彦师，素好游侠，与当时的京师大侠史万宝交好。高祖李渊兵至汾阴，他率宾客响应，以后屡有升迁。先前，由王世充委任的刺史陈宝遇“待其家不礼”，当他任宋州总管后，即予报复，不仅将陈“因事杀之”，还带连着杀了平生所恶数十家，使一州百姓为之震骇[27]。所谓“因事杀之”，有设计构陷之嫌，已非光明正大；而所谓“平生所恶”，其人未必就是罪该万死，不过与他不相投合罢了。过去他无权无势，奈何不得这些人，一旦得势，他不但要睚眦必报，还要以一己之好恶，将那些无辜者统统抹去，实在是恃强骄恣到极点了。至于像出于私利，结聚亡命，干一些攻剽椎埋、动人作奸、掘冢铸币的勾当，以至横行闾里，侵凌孤弱，也都是侠特别是侠之末流放纵恣睢的悍顽习性的表露，我们切不可因偏爱侠，而忽略或掩饰其人格上这种或许是先天带来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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