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人格与世界：求公正平不平

一、为求公正平不平

这是侠的情感品质中最为人称道的东西，由对除不平行公正一事的执著，而转成对社会清明世道祥和的追求，几乎已成为得到历代尚气任侠者血肉印证的一种内在性情感，它稳定、执著而又深沉，具有直接表征其人群类别和人格精神的鲜明特征。

一般地说，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侠这方面的特征，乃至侠的人格特征，人们大多会想到“义”字。唐代李德裕在《豪侠论》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所谓不知义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为贯高危汉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为梁王杀爰盎者是也。此乃盗贼耳，焉得谓之侠哉。……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然士无气义者，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

他认为游侠尚气，自属当然，但必须有正义贯穿统驭，才值得称道。如若不然，废义行气，就不免放而为贼。

那么，“义”是什么呢？应该说，它原不过是合理、适宜的意思。《易·乾》所谓“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疏曰：“言无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然而，在经历了“哲学的突破”的先秦时代，诸子竞出，百家争鸣之后，经儒家的阐释，以及后世正统派人士道德伦理观念的注入，它渐渐定于一尊，成为一个带有极强政教品质的道德规范。按孔子的理解，“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3]，这“义”，即“宜也，尊贤为大”^[4]，也即必须遵从社会等级规范。可见，他是以能遵循此规范为“义”的。《吕氏春秋》称“义也者，万事之经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礼记》将“义”具体化为父慈、子孝等“十义”，孟子将其视作人固有的四大善端之一，以“义”为“人之正路”^[5]，则是进一步把“义”升华为一种先验的无所不在的道德准则。因此，说到“义”，包括司马迁在内，基本上在传统知识体系中接受教育并长成的历代封建士大夫，都会毫无疑问地将它与正统的道德规范、政治秩序联系起来，并视这种联系为义之精要所在。然而侠的崛起却是以“以武犯禁”为前提的，连司马迁也承认，它是“不轨于正义”的。那么，“侠客之义”又从何说起呢？

再看前引李德裕的论述，他显然是秉承儒家所讲之义，来衡量游侠行义之宜与非宜的。依此为标准，故如秦末贯高之行事，自然不得与其列；梁王刺客之所为，更等而下之。贯高原是张耳门客，“生平为气”，“能立然诺”，是一个尚气任侠的烈士。后为赵相，因不满刘邦对其主人过于傲慢，劝赵王张敖别作良谋：“夫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为张敖斥退后，仍思寻机除去刘邦。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路过赵地，贯高便与一些人欲加谋害，后事泄被捕，赵王自然不能幸免。时被捕的十多个人争相自刭，唯独贯高为开脱主上无罪，虽被刑法，坚忍不死。刘邦见硬逼不行，暗中派人好言相问，得知赵王确实不反，将其赦免。又因贯高是一壮士，一并赦免了他。当贯高知主上已无罪开释，十分欣慰，慨然言道：“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而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说完自绝而死^[6]。依贯高的生平行事来判断，他这番话显非出于对刘邦的感恩戴德，并惭愧至于无地自容，他是不愿接受这种由上而下的恩赐，特别是这恩赐来自一个他并不敬重和服气的皇帝。然而，不管刘邦本来不过是个有无赖气的流氓，也不管他做错什么事，他是君，以臣犯君，自然与“义”相悖，并称不得侠。

袁盎在李德裕看起来，“气盖当世，义动明主”，与汲黯一起，被称为“豪侠”。袁盎离职家居时，景帝常派人上门讨教问题。时梁王欲求为皇位继承人，袁盎以不宜立弟之义相告，令其一下子语塞，由此心怀怨恨，派下刺客前来行刺。“刺者至关中，问袁盎，诸君誉之皆不容口，乃见袁盎曰：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君者十余曹，备之”^[7]。这袁盎既然是义动明主的正人君子，刺客所为，自然就是大大的不义了。然而，可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侠或任侠之士看来，乃至在钦佩侠的文人和普通百姓看来，贯高所为、梁王刺客所行，恰恰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侠义行为。前者在当时就曾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人们感于贯高忠于故主，敢于任事，并不惜为之身死的精神，纷纷传扬他的事迹，以至“当此之时，名闻天下”；后者也为历代侠者赞不绝口，影响所及，有晋刘裕刺客不杀司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杀于志宁，西夏刺客不杀韩魏公，苗刘刺客不杀张浚等等，而诗人如元稹，也会在所作《侠客行》中，对“白日堂堂杀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予以正面的肯定。

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可以发现，关键在侠之“义”与儒家所标举的“义”，以及一般社会人群所照以执行的“义”，原不尽是一回事。其间有相同相通处毋庸赘述，但不同处更为分明。简言之，那就是它只以个人的行为之宜为“义”，以个体的情感原则和行为准则为“义”。因此，相较之作为主流社会、主潮文化所标举的那种公义，它只是一种“私义”。

倘究其内涵，据司马迁所述，无非是以下三方面内容：其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其二，“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其三，“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其实，这三者都是他们贯彻与落实“义”的手段、方式乃或原则，而非“义”之本身。就这“义”或“私义”的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对社会公正的绝对信仰，既无以上害下，以大欺小，又无以富侮贫，以强执弱，如此以仁厚待人，秉所当行而行，才是构成其所执持“义”的全部内涵。由于这“义”排开了类似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的讲求，凸现其情理上本应有的是非判断，它反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涵盖性，既可施之于国家民族，当国家遭到异族的入侵，则“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8]；更可以施之于一般的社会人群，“欲除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大丈夫”^[9]。并且，这种对公正的信仰，受人天然的道德热情的支配，可以从内心深处源源不断地获得动力，而无须仰赖对任何训教、科条的被动体认，所以持久地占据着他们的情感世界、价值世界。加以他们天性热切，情怀激烈，凡事务求贯彻终究，周到完满，且刻意自励，自持甚严，这“义”就远远超出了一般社会人群所认为的当然的适宜程度，表现为一种超道德的特征。冯友兰据此认为，它“比其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高”。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贯高所为。他择主而事，既事人便誓以终身，一如有女出室，再无外视。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这正是他所持的义。为了使这种义不至隐而不彰，乃或遭到戕害，他可以干一切事，包括谋杀已得天下的刘邦，何况在他的观念里，刘邦于他并不算有君臣关系。因此他的死，如上所论，决非出于羞负篡杀之名，不然他不会行篡杀之实，他实在是不忍遭受折辱，此其一。其二，他所执持之义，还包括这情理的公正。刘邦不能以礼待人，是先失其公正公平，他对此极为不满。以后，赵王张敖并未主张行此篡杀而被牵涉获罪，又是一件有失公正之事。依他的性情，见不得这种不公正，所以当篡杀事泄，与其事而被捕的人争相自刭，独他虽被刑法，仍坚忍不死，因为要表白赵王不反，以求得这公正两字的落实。而梁王刺客，以情理揆度，知袁盎享有崇高的道德声誉，非但上为人君所知重，即在下亦为一般百姓所称颂，自然知道梁王所行非出公心，旋即身返，这同样也体现出侠者对公正的执著，对义的执守，怎么能说是盗贼之行呢？

如李德裕之类，之所以以两人为非侠，无非是因为他们有犯上作乱的行为，不符合儒家所讲的道德之义，上下等级之礼。更进一层看，他们更不满的还在于两人的别执一义，并照此不折不扣地施行的那种坚执不苟。因为事实是，如梁王刺客并未杀袁盎，非但未杀，还提醒袁盎注意提防后来者，但他仍得不到李氏的宽恕，因为他所用以判断的标准，不是李氏所执奉的正统标准，他的良心发现，也不是受儒家道德理想的感召和影响，与其说他是以为不可助篡臣杀忠良而返身旋踵，不如说是纯然出于对袁盎个人人品的钦服。在这方面，侠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情感处置方式，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们迥异常人的人格面貌的形成，同时也对后世历代侠者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那种对公正公平的强烈期待，既激起他们对作为单个人的恶霸暴豪的痛恨，进而还引发出他们对黑暗吏治的抵制，对无道昏君间接乃或直接的反抗。(www.xing528.com)

就为求公平而挺身抗击恶霸暴豪言，侠是最为积极主动的，并不以人我为区隔。他人之蒙受不公正待遇，在他们而言，每每感同身受。如宋侠孙立得知友人妻为一叫孙本的人所辱，束手无策，便出为雪耻，持刀裸身与那歹人格斗。他对观者喝道：“敢助我，我必杀之；有敢助本者，吾亦杀之”，然后与之搏斗了整整一上午，最后迫其服罪^[10]。其情怀激烈，情感的自处方式和落实方式的激烈，皆凸现了侠的人格辉光。又如明万历年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资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撑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11]。事情的一方为“势家”，即凭依财势横行乡里的恶霸，一方是孤儿寡母，其以弱抵强，情状之惨，激出豪侠路见不平急公好义的侠性，他因见不得这类不平事而纠结同道，主动找上门去要求拼个你死我活终于使势家气沮，乖乖退去。这种情怀之激切，情感付出之坚决，实施之有效，也让人由衷地感佩。

侠将人所蒙受的不公正，视为如自己身受一样必要求为洗刷，即使这不公正来自官府、朝廷，他也一例与之为敌，用舍己忘身的努力，去决出一个公道。汉末魏初，孙宾硕因同情被宦官迫害，亡匿异地的赵歧，不惜冒死救援，就是一显例。桓帝时，中常侍左琯、唐衡等权侔人主。衡弟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统属郡，因不修礼法，被郡功曹赵息呵责。衡颇忿，索性以其为京兆尹，诏中都官及郡部督邮，捕捉赵家满一尺以上所有人等，满门皆斩，有敢藏者同罪。赵息从父赵歧为皮氏长，闻有家祸，舍官出逃，由河间走北海，“著絮巾布袴，常于市中贩胡饼”，宾硕见其样貌非常，“不有重怨，则当亡命”，主动相帮，得知实情后更无避忌，接其回家，椎牛钟酒，藏于田舍夹壁，终使赵歧逃过此劫。他不避嫌疑，涉身险中，无非也是见不得官府权豪的妄行不义，由于他不计祸福的侠行，“从此显名于东国”^[12]。北齐颜之推素不喜侠，以为非君子之所为，但还是不得不为孙宾硕的侠行所感动，其《从周入齐夜度砥柱》诗谓：“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表达了对这种侠义风范的由衷钦慕。

还有如东汉第五▌“少厉志义，为吏，题名州郡”，在兖州刺史任上，因收举中常侍单超之子、济阴太守单匡，弹劾他贪暴无度，并将其宾客亲吏四十余人统统抓起来，上表朝廷治罪，遭到了单超的报复。单超假事设计诬陷，致他判流朔方。这一判决激怒了他以前的属官孙斌，“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及之于太原，遮险格杀送吏，因下马与▌，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13]。孙斌所作所为，自然令人感佩，但毕竟与第五▌为上下级，有交情。那批侠客本是局外人，▌这趟浑水，晨夜追寻，格杀押解官吏，可能从此只能亡命他乡，回不了故地，则纯然是见不得贪官横行，公义不彰。当其猝临此事，第一反应便是除去此不公正，由此用心力，用勇力，乃至用体力，务求将平不平之努力贯彻完满，这便是人格的崇高。龚鹏程在《大侠》一书中指出：“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他们虽然常与官府为难，但总站在民众这一边”。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也说：“中国的侠则是为了一种不属于自我的，指向他人的义而行侠”。衡之以上述侠的作为，实在是至平至实的判断。

侠这种辉光人格，还在如下情境中表现出来。即一旦他们自己涉身事中时，仍能做到不顺己意、徇私情，一秉义之所在，作出决断。如前及汉代大侠郭解的外甥，依仗其名在外强与人饮，人怒而将其捅死，逃之夭夭。可能是郭解深知其甥爱使气惹祸的脾性，没作太多的表示。他姐姐耐不住了，以为以其名头，还有人敢杀自己的儿子并走脱，实在是他不愿援手的缘故。为羞辱郭解，把儿子的尸体抛在大路旁，不行安葬。郭解没法，只得安排人寻得凶手藏身之所，令其主动自首。尽管，前已指出，他这种暗中伺察别人，然后迫其出首的做法，有“假此以倾动天下”的私心，前人如姚亭田依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的性格特点，也已在《史记菁华录》中点出。然其能耐心了解事情的原委，明辨是非曲直，原人情急过当，称“公杀之当，吾儿不值”，并将其义释，然后收尸入葬了事，毕竟深明大义，恪守公道。唯其如此，诸公闻之不以为伪，“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如果说，郭解之事因有作伪以求名的成分，那么，《夜雨秋灯录》所载燕尾儿事，则直然让人真切体认到游侠为求公正的实现，严于自律舍己忘身的人格魅力。燕尾儿因曾吃过官司，便存心与官府为敌。某次在大明湖摘走某郡主腕上金钏，还自报姓名，由此引来各地巡抚以下大小官吏的围捕。三年下来，一无所得，不少官吏为此纷纷落职。山东历城令萧老公本是一个廉吏，也因此落职，与家人颓卧茅屋，生计都发生问题。他知道后深感歉意，想及萧老公既称廉吏，断不会接受自己的钱物，遂代为到二百里外的朋友处贷金，然后自首。以后萧老公复职，他却被狱卒以铜丝缠体，死在狱中。作者感叹其如此“睹廉吏饥寒，动于中，激于义，不恤以颈血溅”，啧啧称赞道：“欹人也，侠欤？神欤？其乃老子所云盗亦有道者欤？……太史公《游侠传》中当为此公添第一座矣！”这“动于中，激于义”，就是为正义所感，不忍因自己的随意苟且，而使人世间公平和公正不彰，使侠者作为公平和公正的维护者的形象蒙羞。

侠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对平不平的热切和喜好，皆肇因于他对这公正公平的信仰。他们用以为主义，为信条，为精神的寄托和行动的指南。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这信仰诚然经过知情意的融合而汇成不竭的精神动力，它不断地在他们的认识中得到确立，并受认识的深度和发展的影响，以日常的侠行实践和经验为基础，因此它真正地在知行统一的层面上，实现了认识向信念的转化。由此，他对这信念的处置方式，明确地偏向于激情，偏向于冲动，偏向于类似在本能而非后天习得中求得它彻底的实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为了进一步了解侠在处置求公正的信仰时所体现出的独特方式，我们不妨拿他们与同样情怀激烈理想高尚的豪杰志士作一比较。

豪杰之士也有实现社会公正的良好愿望，特别在未成事之前，他总渴望因自己的努力，使生活在底层的大部分人，能更多地分享这社会所实有的乐趣。不过，由于他目标高远，怀抱宏大，有放之四海的气魄，不免遗落了一般平民百姓现时即刻的公平渴望，或对这渴望无暇顾及，照护不够。有的豪杰之士，做成大业，乃或改朝换代为一代新君，不久便改去了初衷，也学得外儒内法的统治术，满口儒家仁义而实际行起专制统治那一套来。

侠则不同，越往后，它越脱离社会主潮中心，而仅在都邑市井，闾里乡曲，躬身践行他们的理想，他对公正公平的天然喜好，使得他周围的人因他的存在，扎扎实实地感到这人心的公平，世道的公正是可以期待，可以实现的。所以，如高启这样深喜结交游侠，并深知其理想和作用的，会在《结客少年场行》中，吟出“屠沽往往有奇士，慎勿相轻闾里人”的句子。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曾比较过豪杰精神与侠义精神的不同，指出“豪杰之精神，重在由推宕以显阔大；而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抱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豪杰之士，涤荡一世之心胸，而使百世以下，闻风兴起；侠义之士，则伸展人间社会之委屈，而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二者皆以其个人精神，担当世运，而初无假借群众之意”。两者相较，显然侠之义更体贴人情，他们为这公正公平，可以对抗强暴，对抗官府甚至朝廷，自然更给人以无望中的希望，还有困顿中再起的力量。

当然，侠之对抗官府、朝廷，有时未必始于求公正公平。即使是为求公正公平，也有只为一己讨个公平，而不能及于广大的人群的。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族兄刘赐，少年孤弱，其兄刘显因报仇行凶，被地方官逮杀，刘赐愤而与侄子变卖田宅，同抛财产，结纳游侠报仇，然后亡命逃伏他乡。刘显报仇杀人所为何事，范晔《后汉书》没有记载，作于范史之前，司马彪的《续汉书》却写得分明：“王莽时，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蔡阳国釜亭侯长醉询更始（刘玄）父子张，子张怒，刺杀亭长。后十余岁，亭长子报杀更始弟骞，赐兄显欲为报怨，宾客转劫人，发觉，州郡杀显狱中，赐与显子信结客陈政等九人，燔烧杀亭长妻子四人。”可知是由于郡县各级官员效忠新莽，对诸刘多有侵凌，连一个小小的亭长也都如此，实在令这批本来富有血气的同族兄弟意愤难平。前此刘骞被杀，刘玄曾结客，意欲报仇，后因那些客醉酒犯法，牵连到他，不得不搁下此事，亡命平林。刘显气不过，才决意要代刘玄动手。那批游侠虽说对新莽气焰嚣张，各级官吏仗势欺人也十分反感，所以不顾法禁，甘愿为诸刘效命，但受收刘显的好处，且刘氏一族根基尚在，气数未尽，也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之一。因此，这求公正，较之此前所举诸侠，更多了一层功利色彩。

至若武帝时，号称“京师大侠”的朱安世，其所谓求公平，不免堕入一报还一报的恶道。原来，朱安世因经常出没京师，为侠任气，使武帝非常不快，诏令尽快捉拿归案。可诏令颁下许久，朱安世人影也不见，众官吏计无所出，不知该往哪里抓人。时丞相公孙贺的儿子敬声恃自己是当今皇后的姊子，骄奢不奉法，擅自动用军饷一千九百万，事发下狱。公孙贺为救儿子，主动向朝廷请求，揽下这件棘手的事。不久，朱安世果被抓。当他知道事情原委，冷笑道：“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行，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从狱中上书，告发贺子与阳石公主私通，又使人行巫蛊之事，即把木偶埋于地下，用巫术诅咒皇上。武帝晚年多病，最怕有人咒他死，闻听大怒，下公孙贺于狱，经过查实，公孙父子都被诛死，由此引发一场震动朝廷的祸乱，史称“巫蛊之祸”^[14]。这朱安世，早已知晓丞相之子私用军饷，并私通公主之事，也知他们暗行巫蛊，不利于当今，但事不关己，便不过问，待事关一己性命，并且便再行过问也于己无补时，仅为泄愤报复，揭举恶孽，持吏短长。这样的求公平，比之郭解不及，比之前述其他诸侠就更为逊色。他既未将此求公平之心，推及广大的社会人群；即就为求一己公平的满足而论，也有失忠厚，故只能说是对侠义理想的辱没，对侠的人格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