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士人的高尚人格力量和侠义精神

三、烈士徇名意无悔

侠是把名誉节操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一类人。俗谓“人貌荣名，岂有既乎”，说的是人以颜状为貌，这种貌总有凋落衰败的时候；唯有用荣名为修饰，这才保得住形象的长久。以此之故，所谓贪夫徇财，烈士徇名，不患年寿之不永，患名之不立，这种信念，成了游侠好自树立、刻意自励，乃至临难不苟、不爱其躯的精神支撑。故当日韩非将“立节操，以显其名”，列为游侠的基本特征之一，司马迁作游侠传，更称其“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对其“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表示了由衷的称赏。因此，可以说对名节的爱重，贯彻在侠所有的行动当中。对它的处置方式，构成了我们识别侠与其他社会流品人格特征的重要锁钥。

或以为爱惜名节刻意自励并非侠所专有，如东汉士人笃尚志气，敦励名节，曾鼓动社会淳良之风气，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当日宦官专政、政治昏聩进行强有力的抨击。那些后来身陷党锢之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都颇有刻意自励的色彩。陈蕃为实现“当扫除天下”之志而死阉寺之手，李密、魏朗敦励名节而自尽狱中，李膺、范滂“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自诣诏狱就系，都表现了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节概。而士人因“重其名行”，在救护张俭时不惜“破家相容”的动人场面，还让范晔联想到了“魏齐违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因此，将他们视作重名誉节操甚于生命的一群，自然是可以成立的。

东汉士人这种砥砺名节的担当精神，体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并且，这种人格精神实际上所承有自。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中，儒家“成仁取义”的圣贤人格，是整个士大夫阶层所遵行履践的理想范型，长期以来，它对士人的人格建构产生过深久的影响。但要说士人对名节的强调与侠的“修行砥名”内涵相同，则未免流于肤表。

因为士人或士大夫的笃尚志气敦励名节，借用刘若愚的话来说，“代表了绅士的道德观”，它所高扬的道德主体性是以“内圣外王”为依托的，也就是说，这种个体人格是以社会的伦常规范和政治秩序为内涵的，因而他们生命价值的体现和个人尊严的维持，往往以人伦道义为出发点，具有强烈的伦理目的和功利色彩。而具平民色彩的侠则不然，他们的修行砥名，多施诸与伦理政治相距较远的一般社会生活之中，基本上排拒诸如端洁中庸、严凝自重、仁厚谨慎等传统伦理讲求，而仅以纯粹出乎个体意志的见义勇发、不计祸福、慷慨倜傥、▌弛桀骜等风范自励。杨联升曾经分析说，儒家是用个别修改普遍，而侠则多依普遍原则行事。从这意义上说，他们有着更为高远的目标和更广泛的追求。这就是其上焉者为何必怀博大的同情心，而不仅仅拘限于君臣大节、父子亲情以及中庸原则的原因，也是其无论亲疏远近识与不识，一旦订交即忠于所托，言信行果，慷慨轻财，救人困厄至于不惜其躯的原因。

具体地说，侠的树名立节，爱重声誉，首先是出乎对个人自尊的维护，这种维护，绝对纯粹而不依一时一地之变化更改，显出可放之于一切情境的普遍意义。《晏子春秋》所载“二桃杀三士”事，很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说的是齐景公身边有三位搏虎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因对晏子不恭而陷入困境。景公受晏子指点，派人送去两只桃子，让他们计功食桃。三人明白景公之意想及如果不受桃，意味着承认自己无功而不勇；如果受桃，人多而桃少，势必会有一番死斗，不免仰天而叹。先是公孙接、田开疆各各表功一番，援桃而起。接着古冶子慷慨陈词，历述自己护君济河、力斩巨鼋之举，以为无人可比，抽剑命二子返桃。公孙接、田开疆以为勇不如人，功亦有所不及，取桃不让是贪；不能赴死更是无勇，于是都送还桃子，引颈自刎。古冶子想二子均死而己独存，不仁；说他人不行自己行，不义；只悔恨自己的行为而不去赴死，不勇，最后竟也返桃自刎。我们看到，三士为了证实自己有功有勇之名誉，决不作无谓的“恕让”，明知结局已定，仍求一争；争之不过，便求存勇而死；终于争得者，也因失却对手，有可能落个不仁不义不勇之名，而求一死了之。其爱重名誉，准确地说，爱重身后之名所达到的程度，绝非一般人可比。梁启超尝赞三士“重名誉而能下人”，其实，并这所谓“下人”，在他们来说，也正出于对自己名誉的爱重。

二桃杀三士图

春秋战国时代，游侠先驱之重名，决不仅此一例。当时之侠，以为名誉一玷，则犹如妇人横遭强暴，其耻终身不可洗刷，非死无以自明的，大有其人。战国时燕国侠士田光，仅仅因为太子丹跟他密谋刺秦时，多叮嘱了一句不得泄密之类的话，便感到似乎未得对方绝对信任，为保全他作为侠士的名节，不惜以死示信，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后世的武林中，像这样为了捍卫一己之自尊，宁愿以生命去获取应该属于自己的荣誉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在他们身上，都能发现一种绝对壮美的人格力量。而究其本旨，都只关乎一己之荣辱，与东汉士人为了“正天下之风”而“杀生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明显不同。

其次，这种名誉的求得，主要仰赖一己的行为。并且，这行为当具有类似儒家所讲的“兼济天下”的性质时，主要通过“立功”的手段取得，而非由儒家所谓的“立德”来实现。譬如说，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一些游侠往往会抗志请缨，慷慨赴救，为此不惜弃家捐躯，他们的壮举就更多地建立在个人的成就动机基础上，与传统士大夫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50]，不可同日而语。如唐代士子纷纷远赴边塞的侠举，实际上就是与他们欲在边地立功立名有关。

这样的情况在明代也同样存在。大约自明中叶起，北方的边境几乎年年为俺答所扰，而东南沿海也开始迭遭倭祸之苦，为数不少的士大夫多有径往边关作侠游的，一时蔚成风气，而游侠更是不肯落人后，前者如“纵疏不为儒缚”的徐渭，“岳岳不少阿唯”的沈明臣，“少年倜傥自负”的王寅，都曾入胡宗宪幕，自谓“本是浮云婿，宁为孟浪儿”的林章，则“十二扬鞭走上关，十三献策论平蛮”，“尝走塞上”，屡屡抗志请缨；后者如吴中“重气任侠”的沈璜，“尝游辽左，督师汝南公延致幕下。剧论兵事，往往屈其坐客”，福清大侠何璧，也随邑令张涛“开府于辽”，“求用甚急”^[51]。他们的汲汲于用世，完全是出于求得自我发展和证实自己价值的需要。因此，在他们的游侠诗中，金殿受赏，燕山勒名，成了自我实现的一种极高的标志，表明自己舍命换来的成就，获得了最高承认。“男儿舍心还舍头，舍头未得还封侯”，如此仍换不得一份相应的荣誉，在他们是会耿耿于怀意气难平的。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乃或“归来不受赏”，在许多人那里，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与解嘲而已。

当然，更多的游侠，其所谓“立功”，则并不一定与“兼济天下”发生关系，而主要通过行侠仗义来砥砺名节，求取名声。如前及汉代长安名侠▌章，人称“城西▌子夏”，他和中书令石显是密友。成帝即位后，石显因“专权擅势”罪被削职为民，递解原籍前，很想将一笔数百万的巨额财产留给他。按理说，游侠接受权贵富豪的馈赠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然而▌章却怎么也不肯接受。有人问他何故，他答以石君乐与一介布衣的我做朋友。自己在他失势中落时既无力解救，断不可以接受其家产，不然是将石君一家的遭祸，用为一己之福了。显然，他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接受馈赠，有悖于侠行，更有损于自己长安大侠的形象。因他如此砥砺名节，“诸公以是服而称之”，他的名声因此传得很远，以至京兆尹带他上朝，朝中诸侯贵人，都只向身份仅为吏的他作揖行礼，而无一人与京兆尹接言。

又如明人吴霁，人称晴溪先生，向慕古游侠为人，平居言行，必以侠义为准，而无丝毫苟且。因他好管闲事，遇人犯错，必上前指斥，人有纠纷，必出力摆平，所以人有急难，必曰：“曷不以闻晴溪翁”；有非理犯义，则又动色相诫曰：“是乌可令晴溪翁闻也”。乡里有一屠夫尝酗酒行凶，屡次凌暴主人，遭他叱责后又气又恼，发作不得，竟饮毒酒自尽。他即自投官府，把事情统统揽在自己身上。说起来他并非直接责任者，完全不必这么做，但他意识到自己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便很自然地拿出侠者的担当精神来。故李日华在为他做传时，对这种义举予以高度的评价，称“人皆推先生如古陈太丘、王彦方、范希文之为人，先生即羞称节侠乎？顾其耿耿自树，令疏戚倚以为重，又宁在季布、郭解下也”^[52]。

其间，还别有一种情况，即对有些侠而言，一般的以侠行传誉人口，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立名的上佳境界。或者说，这种立名方式，乃至对名的处置方式，在他们看来还显不出他侠之为侠的人格上的特异超迈。刘若愚《中国之侠》引述过莫里斯·鲍勒爵士的一个观点，即与西方英雄诗重点描写骑士为追求名誉而实施的行动不同，中国侠客诗的着重点在侠义行为的动机，虽然追求名誉也是动机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或重要的动机。这一比较其实道出了侠者对待名誉最深一层的知觉和理解，即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名誉不过是一个人志节操行的外化形式，名之所以得立，关键在于其志洁行正。对自我来说，重要的是修养其高洁操守，实现其高远志向，这样去做了，自然就获得了价值；相反，舍本逐末，沽名钓誉，是为虚诈之行，反是志行的一大污点。因此，他们以急义好施的动机作为立身行世的准绳，行动是他们自我实现的全部内涵，名誉不是行动的驱动力，不过是行动的附着物，行动后未曾料想的一种结果。由此，他们常常施恩于不报之所，不求为人所知，更不自我张扬、表暴和吹嘘。这显然是一种超乎一般道德水平的高上境界。他们的修行砥名，正以张扬这种超道德人格魅力为准的。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名，真心钦服的名。

如汉代大侠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唯恐碰到那些受过自己好处的人，听他们说感激颂扬之辞。他救了季布，待季布为官后，便终生不见，唯恐有挟德攀高之嫌。想来一个人倘心中不以施德于人自矜，是不怕再与那些对自己满怀善意的人相对的；而一个人从未想到过贪图私利获取报偿，当其与权贵交结时，也未必就会被人目为趋炎附势。揆之常情常理，这是十分显然的。以此我们来衡裁朱家，由其藏活豪杰庸人无数，专趋人急，甚己之私，且终不伐己能歆己德；家中又无余财，虽与汝阴侯交好，仍过着艰朴甚至贫寒的生活等方面来看，他决不是那种向慕富贵、以小惠求大得的人。他之所以如此刻意绳检，▌然常若不足，无非是要将侠的节义贯彻始终，让世人看到自己纯粹而修洁的侠义人格，这种人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不满足以常情常理作为自己照奉的道德水准和价值标杆。在常人不能施为的地方，他们必求干出一番作为，脱人死，救人急，解人难；在常人不以为意，或极易轻弃和忽略的地方，他们折进一层，以求更充分的表现，求得更完满的结果。而他们自己或不求回报，或根本就不语姓名，他们的自我实现是完全自足的。朱家这么做了，所以能在邹鲁圣人之邦、礼教隆盛之区，特然以侠立名，“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朱家是这样，他以后许多侠同样以此相高尚。如三国魏时有祝公道，和贾逵素不相识。贾逵守绛邑，强盗来犯，久攻而下，知贾逵才名，想纳他为部将，贾不为所动，叱责道：“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盗魁郭援无法，暂将他囚禁在土窖中，覆以车轮，使人固守，打算待会儿将他处死，贾逵绝望地从窖中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儿邪，而当使义士死此中乎？”祝公道正好在旁边，听到这一番话，为正义所感，又敬其为人，当夜将他救出土窖，撤去枷械，放他逃跑。贾逵自是十分感激，让他留下名姓以图后报，但他坚辞不说，至郭援兵败，贾逵才从他人处打听到救他的人是谁。后祝公道因事入狱，其罪当诛，也不求已任要职的贾逵解救。这种救人急难，应该说纯粹是出于慕义的动机。

如果自我实现的价值形态，真的自足到了可以摆脱任何外在标准的地步，侠也就完全名士化了。五代黄子野的逃名于世，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是商人的儿子，早年随父行商于杭州。某次父亲因事赶往他郡，留他一人在家看货。有一天，一个叫王▌的人在罗刹江上翻船遇险，正巧被他看见，他奋臂大呼：“能生得人者，予百金。”当一个渔夫应声入水救起王▌后，他当即回屋拿出行装相赠，这些行装价值足有百金之多。其父回来得知详情，见事已至此便没多说什么。但他好长一段时间不得安心，觉得自己行义得了侠名，而使苦心经营的父亲受到损害，算不得大义，便不辞而别，离家去别处帮佣，意欲赚钱养亲。主人从他人那儿知其来历，大为敬佩，有意成全其志，给以两倍于其他仆人的工钱。他就用这些钱作本金，从做小生意起，慢慢积下一大笔财富，一半赡养双亲，一半散赈给朋友，自己则开始潜心卷帙，修养德行。有人劝他出仕，他不愿意。想到自己名声在外总是一件麻烦事，便烧了文章，弃了家业，变换名姓，避迹于方山，躬耕垄亩。后来，被他救起的王▌做了散骑常侍，感念旧恩，派人前来召请，他听说后，悄悄地逃走了。王▌没法，只好嘱咐地方官小心察访，终于在阳歧江边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江上披蓑独钓，扣舷而歌。来察访的小吏随他到家，但见家徒四壁，立几上只有《周易》一部，别无长物。小吏告以王▌的美意，他听后佯装十分高兴，招待他进了食，约定次日在传舍会面，与之一同上路去见王▌。第二天，那人准备好车辆，在传舍早早等候，可等了一整天也未见人影。赶去他家一看，只见书币封识如故，人已不见了踪迹。原来，他又一次不告而他徙。这种刻意自励，修淡泊之志行，弃世俗之令名，全然是一副魏晋高隐的作派。

舍己救人的游侠形象

总之，游侠是因义立节，依节而行，而又以行获名，由名辖节。他们以急义好施的热肠和为一个目标不惜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精神，建立起这个人群崇高而坚忍的志节。他们的一切行动，因着这种志节的确立，而由自发走向自觉，不计名利，百折不挠，散发出无穷的人格魅力。支持者彰显其节，张大其义；向慕者同样刻意自励，群起而效之；仰赖者则奔走呼号，翘首企盼，上至公侯权贵，下至大盗巨寇，莫不乐与交通，钦服不已。这种广施于公众的人格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令传统的伦理规范和等级观念失去庄严，令人们对神圣教化的信仰发生动摇，进而对朝廷官府失去期待与敬畏，因而他还引来历代统治者的戒惕防范之心。但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游侠在公众社会所建立的形象和声誉，反过来对他们自己又起到了一种范导作用，无论侠林还是武林，都以名节为一种号召相提倡，一种类道德标准相规约，乃至于盗亦重名，亦有其遵行不爽之“道”，这多少是有利于侠义人格的推展的。

当然，有些游侠修行砥名，既有刻意自励的成分，有时不免流于故意示高的作伪。如上面提到的郭解，依本性是一个“阴贼”之人，即生来诈伪深沉，任性残忍，长成后虽折节为俭，故性并未去尽。他的外甥仗其声名，在外为非作歹，因强人饮酒，被怒而刺死。本来，依他门下宾客和仰慕者之多，这件发生在大庭广众的事情，其起因和是非不难查实，他既秉公办事，无意与杀人者为难，只消料理完后事就是。可他不这么做，而是分派下门客，暗中伺察杀人者藏身之所，让他知道很难躲过去，迫其主动出首，然后才将其释放。如此行事，显然是为了施恩于人，自己则“假此以倾动天下”^[53]，从中获得好名声。果然，此事过后，“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再看“为侠任气，有名于楚”的季布。前此朱家以藏活于他而名闻天下，但他求名的办法，要比朱家讨巧得多。与郭解一样，也有作伪的成分。他有一同乡曹丘生，与他朋友窦长君交好。他曾寄信劝窦，说曹丘生不地道，不宜与交。偏这曹丘生不识趣，竟让窦写信介绍自己去拜访季布，季布听说后十分恼怒，气呼呼地在家中等着，准备当曹某一进门，即好好羞辱他一通。那曹丘生是一个能说会道的辩士，“数招权顾金钱”，意即“以金钱事权贵，而求得其形势以自炫耀也”^[54]，可以说见多识广，他看到季布这副架势，便按下其他话头，声称楚地人有“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请足下想想，如此美名从何得来？自己与足下同为楚人，当知足下之事，由自己传扬足下之名于天下，天下人还有谁不深信无疑，为什么足下想不到这一点，非得排斥自己，以与自己交往为耻呢？季布果然被这番说辞打动，立即改怒为喜，引他入内室叙谈，还留住数日，奉为上宾。临走时，送以财物。曹丘生说到做到，替他到处张扬，以后关中一地无人不晓季布重然诺，一时颂声如沸，就是他四处活动的结果。当然，不能说季布重诺之名尽出虚饰，但为了扬名，以至于牺牲了自己交友的原则，实在已无甚可取之处。

此外，我们还经常看到游侠早年尚气任侠，长而改节的记载。从这当中，也可见出他们对名誉的爱重，已至于巧行诈伪，而失去了诚信。如王焕年少时好尚气力，屡与轻剽少年交通，到了晚年却沉潜于儒学，研习律令，结果一直做到了洛阳令，成为一名循吏。又如段颎少时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成后居然折节好古学。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朝廷的有意裁抑有很大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游侠为迎合当时社会崇儒右文、怀经守义的风尚，为自己设计的一条通往功名的坦途，王焕就是一位这样的成功者。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改节，实际上是依据当时社会的价值导向，为自己重塑了一次公众形象，重新获得了一种道德声望，而是否真的从此一改故操有时是很难说的。如上述的段颎，就没有化尽其“刚猛”的本性，以至以后度辽将军张奂，仍攻击他“性轻果”，这“轻果”二字，是古人用来状说游侠性格时最常用的词语之一。又如唐人刘叉，早年放肆为游侠，因使酒，杀人亡命，遇朝廷大赦才得脱罪，以后说起来是折节读书，但却“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55]，仍然一副气侠的作派。因此，与其说他们是真的改节了，还不如说是随着年资的增长，变得更为策略更为世故了，为了尽可能地获得社会权力中心的承认，获得社会更大多数成员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刻意自励，从而使所谓侠名，失去了它本有的纯粹和简明。

还有一些侠修行砥名，则更是怀有与仗义任侠全然二致的目的。如汉末袁绍以公族为豪侠，轻财养客，折节下人，士无贵贱，争赴其庭，以至车骑相接，填塞道路，中常侍赵忠因以告他“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其实他如此故作姿态，笼络人心，目的很明显，是“怀雄霸之图”，为了有朝一日问鼎中原。且看他是如何坐作声价的：有一回，他由濮阳回汝南家中，有一大班徒众随行，排场十分了得。但当接近汝南郡界时，即吩咐徒众散去，由自己单车归家。因为他怕同乡许邵看到后，会说他骄奢放荡。这许劭时任郡功曹，只是辅佐太守处理郡务，算不得有权势，但峻名节，好人伦，尤善品题人物，且被他品题过的人，上可平步青云，下必声名狼藉。让这样的人撞见，再被他说上几句，传扬天下，岂不麻烦，所以袁绍要说“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56]，并如此收敛行迹，谨小慎微。十六国时成汉国李▌亦复如此。他“少以烈气闻”^[57]，又性喜任侠，先后举孝廉、良将、秀异，都借故不就，由此将名声养得很大。他还用济人之难等办法，使州党争相来附，又营护饥民，大收人心，为实现自己的野心作铺垫和准备。因而这样的高自树节，显然有沽名钓誉收买人心之嫌，它是游侠修行砥名的一种功利性变种。

【注释】

[1]见《韩非子·和氏》、《国语·齐语》。

[2]见《管子·参患》。

[3]见桓宽《盐铁论·相刺》。

[4]左思《咏史》之六，《晋诗》卷七。

[5]《于五松山赠南陵常府赞》，《全唐诗》卷一百七十一。

[6]《孟子·离娄上》。

[7]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四。

[8]《史记·栾布传》。

[9]《元史·张柔传》。

[10]李白《结袜子》，《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三。

[11]《宋史·李▌传》。

[12]《清稗类钞·义侠类》。

[13]《三国志·魏书》注引《魏略·勇侠传》。

[14]《旧五代史·世袭列传》。

[15]荀悦《申鉴·时事》。

[16]《三国会要》卷二十九。

[17]张华《博陵王宫侠曲》之二，《晋诗》卷三。

[18]《宋史·石公羊传》。(www.xing528.com)

[19]《四愁诗序》，《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20]《论语·季氏》。

[21]《老子》第六十八章。

[22]《老子》第三十一章。

[23]《汉书·游侠传》。

[24]《韩非子·五蠹》。

[25]《韩非子·六反》。

[26]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四》，《龚自珍全集》第一辑。

[27]《留侯论》，《苏东坡全集》卷三十三。

[28]《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

[29]王应麟《豫让论》。

[30]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宋诗》卷七。

[31]年李嶷《少行》，《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二。

[32]李白《侠客行》，《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二。

[33]崔颢《游侠篇》，《全唐诗》卷一百三十。

[34]《杂述·昆仑奴》，《焚书》卷四。

[35]洪迈《容斋随笔》卷八。

[36]洪迈《容斋随笔》卷八。

[37]张伯行《困学录集粹》卷五。

[38]《杂述·昆仑奴》，《焚书》卷四。

[39]李景星《史记评林》引。

[40]《历代史案》。

[41]《宋史·忠义传》。

[42]《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节义》。

[43]《仁学》卷下，《谭嗣同集》下册，第344页，中华书局1981年。

[44]《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导言，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

[45]《三国志·甘宁传》。

[46]《新唐书·循吏传》。

[47]谈修《避暑漫笔》卷上。

[48]《清高宗实录》卷七。

[49]吕祖谦《东莱博议》。

[50]《孟子·滕文公下》。

[51]诸人事迹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

[52]《吴晴溪先生传》，《恬致堂集》卷二十五。

[53]姚亭田《史记菁华录》。

[54]《史记·季布传》集解引孟康注。

[55]《新唐书·刘叉传》。

[56]《后汉书·袁绍传》。

[57]《晋书·李庠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