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勇毅胆魄与强悍精神

二、因勇毅而忍强

这种复杂多面，同样表现在侠崇尚勇毅的人格特征上。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中，并不缺乏与勇毅相类似的坚卓人格，比如说主潮文化提倡的那种齐天地备万物的“大人”人格，便称得上倔强挺拔。然而，这种人格崇拜从本质上说，是以摈斥尚武精神作为前提的。认为周文王既没“文在于兹”的孔子，就始终抱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理想^[20]，无取一般意义上的勇；道家更是主张以柔克刚，无为而治，认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是为不争之德”^[21]，“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22]。因此，在这种价值观念陶甄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显拒斥匹夫之勇，他以修身知性相高尚，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柔弱的阴性特征。

侠诞生在“争于气力”之乱世，自其横空出世，即与这种阴柔了不相涉，似乎是要有意构成对峙互补，它自始至终以威强立世，无论是孤身短剑劫持齐桓的曹沫，一去不复反顾的荆轲，还是权行州域的剧孟、郭解，一个个都可谓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23]。有的自己虽再无需舞刀弄枪，然手下厮养，多杀人不知主名的豪客，因此，班固和荀悦把“意气高，作威于世”，“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作为侠的第一定义。站在法家立场上的韩非，更以“侠以武犯禁”，将其作为亟须剪除的对象。他所说的侠，所看到的侠是怎样的呢？是那些“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强蛮^[24]，他称这种强蛮为“行剑攻杀”的“暴傲之民”^[25]。显然，一个“武”字，大抵可简略地概括出了这一特殊人群区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特质。这种特质作为一种基因，藉着唐以后历代文学家想象力的催化，甚至衍生出了纯以高强武功为逾常能力之表现的武侠形象。

东汉贵族庄园武装家兵

所谓的“威强”也好，“武”也好，从根本上说，首先应该是基于一种以攻击和力量为表征的雄性特征之上的。这种雄性特征，其实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失职士人中偏尚用武一类人所原本就有的。而就古代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全过程看，当一个时期社会急剧动荡，分崩瓦解，争斗成为解决冲突的最好手段，攻击和力量成为意欲把握自身命运之人的急需，这种雄性特征和英雄人格就会受到鼓励和拓张。只要看一看春秋战国、东汉末年或隋唐之际的游侠作派，便可明白这一点。如战国时要离为替吴王杀王子庆忌，不惜让吴王杀妻以示信于庆忌，然后乘其不备，拔剑挺击，在三击不中的情况下，伏剑自杀。他有一句名言，“士患不勇，不患不能成事”。汉董卓为健侠，他性格粗猛，好带双▌，左右驰射，平生也唯勇力是尚。游羌中时所交尽为当地豪帅。以后领兵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又纵使手下烧杀劫掠，虐刑滥罚，睚眦杀人，在汉末那个大动乱时代，竟左右了一时形势。鲁肃不治家事，招聚少年，射猎山中，讲习兵法，自己能剑穿盾牌，以力退敌。隋虞庆则尚气任侠，好披重铠，专事驰骋，攻击和力量仿佛成了他们的本色当行。以至历代文人咏侠，如张衡《西京赋》笔下“都邑游侠”效“茂陵之原”、“阳陵之朱”，“▌悍▌豁，如虎如▌。睚眦虿芥，尸僵路隅”，任强至于无法无天。张华的《博陵王宫侠曲》写“雄儿任气侠”“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奋击当手决，交尸自纵横”，也勇绝一世，意气非凡。即使到了晚唐孟郊的《游侠行》，所写之侠仍不见气弱：“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侠的这种勇猛顽悍的雄性特征，在诗人笔下尽管被作了强化的艺术处理，但它具有真实的性格依据是毋庸置疑的。

应该注意到，侠这种推尚武力，张大攻击性力量的背后，还有高扬一力自任、一往无前，不畏强暴、不吝生死的胆魄和精神的追求在，唯其如此，他们的勇敢和强悍，才不仅仅表现为性情激烈，动辄刀兵相向上，更表现为一种临危不惧，威武不屈，敢于担当，敢于冒险，甚至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样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强意志。

如春秋时的曹沫，在鲁庄公向齐桓公割地求和的盟会上孤身短剑，绑架了不可一世的齐桓霸主，迫令其无条件退还所侵占的鲁地，这种大勇敢可与一国之军相抵，乃至凌驾乎其上，所张大的正是一种决心，一种意志。晋国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在其死后隐姓埋名，自为刑人，又漆身变容，吞炭变音，数次接近仇敌赵襄子而未得成事，最后竟伏剑自刎，也是受了这种决心意志的发动。还有我们熟知的毛遂，当秦军进攻赵国，包围了赵都邯郸，平原君前往楚国求救，欲挑选二十位文武兼备的门客同去说服楚王合纵援手时，他自荐前往。后见谈判一无进展，而随行的其他十九人又手足无措，便挺身历阶而上，先按剑告诫意欲斥退他的楚王，在十步之内无法恃仗人多势众，去了他的威势，然后力陈合纵非仅为赵亦复为楚的理由，把个楚王说得心服口服。

又如出使秦国不辱使命的唐雎，也是一位孤胆英雄式的人物。秦王欲强以五百里地和魏安陵交换，安陵君不允，派唐雎出使，向秦王说明。秦王得知自己的请求遭到拒绝，十分生气，以“天子一怒，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威胁。唐雎见其恣意恫吓，全不讲理，以“布衣之怒”予以反击，秦王鄙夷地戏称那不过是去帽脱鞋以头抢地而已。唐雎纠正道：那只是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天的情形就是如此！说完挺剑而起，把秦王吓得面无人色，长跪而谢，感慨韩、魏可亡而安陵以五十里地独存，端赖此等人物。这种以君主强权为对手，明知会牺牲生命，仍抱必胜信念，义无反顾地挺身前往的精神，正是侠者决心和意志的体现。

并且，这些游侠先驱有的本不以勇力见长，即以前及要离言，拔剑不能举臂，上车不能登轼，几令吴王怀疑其能否担当复仇重任。而毛遂若真有一身绝技或盖世气力的话，求贤若渴的平原君也不至于一无所知。至于唐雎只不过是一介使臣，然而真所谓“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26]，他们所依恃的实际上正是一种贯注一身的心力和斗志，是排除生死、旁若无人的超人般的意志力。秦侠张良也是如此，如司马迁所言，他长着一副“妇人好女”的相貌，但却侠气难忤，为报灭国之仇，趁秦皇东游经博浪沙，与力士共出狙击，其所赖的也非纯然的攻击力，而是意志力。对此，苏轼用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来解释，认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27]。而梁启超说得更明白：“夫武士道，非膂力之谓，心力之谓也”，并据此推崇他为“天下之大侠”^[28]。他们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是“杀身而不悔，抗节致志，行出乎列士”的真英雄^[29]，他们为行一己之志而奋起一决，从而给侠平添一种人格力量的壮美。

唐代以来，不少侠义小说往往突出强调侠在气力、武艺方面的逾常能力，强调一种“以武行侠”的观念，甚至将这种逾常能力具象化为一把神力无比、变幻莫测的飞剑，像《聂隐娘》、《红线》、《昆仑奴》、《京西店老人》等作品描写的侠客，都神勇过人，武艺高强，尤其以神奇剑术见长。以后的武侠小说更是竭尽一切想象之可能，通过将武术的技击、内功与其他种种道术、幻术的杂糅，来发挥侠客的膂力潜能，以达到张大其超凡威力的目的，并希望他们依仗这样的威力，来主持这个世界的公正。许多咏侠诗也常常着意铺排“负剑远行游”^[30]的侠客形象，所谓“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31]，“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32]，“仗剑出门去，杀人辽水上”^[33]，等等，而对其坚强的意志和过人胆魄，不免有所忽视。

但是，毕竟还是有不少人认识到侠勇毅人格的根本所在，所以，他们笔下剑的意象越来越抽象为一种游侠风神的表征，对有形之剑的超越，成为他们更强调的东西。譬如明人陈允纶就在他的《行路难》中喊出：“游侠何须仗剑行”，一代斗士李贽则曾借《昆仑奴》为由头，道出如下一番道理：“剑安得有侠也？人能侠剑，剑又安能侠人？人而侠剑，直匹夫之雄耳，西楚霸王所谓‘学剑不成，去，学万人敌’者是也。夫万人之敌，岂一剑之任耶！彼以剑侠称烈士者，真可谓不识侠者矣。”^[34]他认为历代人仅以剑侠称昆仑奴是偏颇的，侠之为侠并不体现在他手中那柄剑上，侠自有其本质，而侠之剑之所以锐不可当，恰恰是因为这剑为其逾常的本质所统驭。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侠者，仅仅止于修炼剑术是远远不够的，它成就的不过是匹夫之勇，远不足以临大敌，成大事。言下之意，必须修炼其侠之为侠的本质，才是据以敌万千人的大智大勇。显然，他所指的敌万人之资，就是上面苏轼所说的“过人之节”。他接着上文感叹道：“呜呼！侠之一字，岂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对所谓忠孝节义的理解与世儒有很大不同，认为这些人在为了实现一个目标，甘愿承担任何苦难的逾常意志上是与侠相通的。从而确认了侠威强的人格精神，正基于一种超人般的意志。

那么，这般的意志坚强，是否就是侠勇毅人格的全部呢？或者说，仅指出游侠意志坚强是否算全面把握了这种人格的整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较为深入全面的说法应该是，侠以威强立世，还必须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义”。或者说，他们之性情激烈、意志坚强，正是为了维护这“义”字。

“义”是什么？历来颇多异说，而且“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35]。但不管怎么说，很多人会同意“义”是区别侠之真伪的分水岭。在人格心理学中，有一个“超越性动机”的概念，它是人受存在价值而不是基本需要的支配走向自我实现的动力。如果用在对侠的分析上，“义”就应该是这样一种“超越性动机”，所谓“至行过人”之“义”^[36]，它不仅指人的思想行为应该遵守的一般社会原则，乃或人们判断是非的一般评价能力，更是指人在走向自我实现过程中必须遵奉的不计功利的纯道德乃或超道德的基本要求，它基于诸如正义、秩序以至真、善、美等理想原则，是对这些崇高理想的忠于和执守。而那些江湖恶霸或凶侠豪猾，纯粹出于一己私利奋身争斗，睚眦杀人，勇则勇矣，不过障于本能，为一种血气之勇，是为真正侠义之士所坚决不取的。古人说：“血气之勇不可有，有则足以偾事；义理之勇不可无，无则难已卫道”^[37]，侠的勇毅，庶几近之。

最能体现侠以义驭勇的人格魅力的，是他们能将这种执义不苟的精神施诸国家、民族，乃至天下百姓，能为国家、民族和天下百姓的利益奋起抗争，挽狂澜于既倒，独任天下之重而无所回避，勇与义惧，义无反顾。李贽曾经说过：“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38]上面举述的那些游侠先驱，虽行迹各异，然绝大多数就称得上是这样的“侠忠”、“侠义”之士，他们感于恩义，慷慨赴死，面对不可一世的君主强权，挺身维护他人利益，小而为故主故国之仇之急，大而为天下黎民百姓之苦之厄，具有敢于担当苦难的勇气和坚毅，这才构成了他们侠勇人格的全部内涵。梁启超在他《中国之武士道》中，曾将曹沫与专诸、聂政作了高下之分，“曹子一怒以安国家、定社稷，伟哉，旷古之奇功也”；“夫专、聂者，徇一人之恩仇，以死报之，侠则侠矣，而于大局何与也”，因而将曹沫标举为“其千古武士道之模范矣”。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又称赏战国时毅然游赵，向平原君力陈帝秦之祸的鲁仲连：

观其折梁使，存赵国，其词气之间，一何凛然其不可犯也，其权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圆满也，秦将闻之而为退却，盖浩然之气，有以胜之矣，非天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为人排难解纷而无取，此墨子所以存宋而宋莫之德也。鲁仲连先生，于齐于赵，两见之矣，先生真墨者之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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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鲁仲连以一介高士，敢于担当天下排难解纷之重任，不畏强秦，救赵利齐，而又却富贵而不取，所以梁氏将他目为“天下大勇”。

再看历代人对战国四公子的评说。自司马迁以来，论者往往对信陵君魏无忌更为垂青，其道理亦是因其能为祖国的根本利益不避艰险，奋起抗击强秦，解救邻国危难。当时，魏王畏秦强大，不敢发兵救赵，他得夷门监者侯嬴所献盗窃兵符奇计，又派勇士朱亥椎杀大将晋鄙，夺其军而与力量雄厚的秦军决战。尽管这样做很可能遭致杀身之祸，但他在所不惜。他的虚己下士，广交博纳，无非是为了尽众宾客之才力效力国家。如先前被他倾身相接的毛公、薛公，就曾在他出亡期间，执义敦促他回国御敌，致其很快联络起各路诸侯，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黄河以南，并乘胜追击，逐其于函谷关外，使不敢再轻举妄动。司马迁对他这种救人于厄、存亡死生的豪举十分赞赏，所以为孟尝、平原、春申三君立传时，皆以封邑系，独于他尊以国系，称为“魏公子”，并以魏亡缀于传末，以示其一身出处有关一国之存亡。后世史家，就此也多有论说。如明人王世贞指出：“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君之好士也，以存魏也，乌乎同？”^[39]清人洪亮吉也说：“尝读存韩一书，实尽六国之形势，而知信陵君一身攸关六国之存亡，岂若孟尝、平原、春申诸君，竟以食客自喜，略无关国是哉。”^[40]李晚芳《读史管窥》说得更为具体：

战国四君，皆以好士称，惟信陵之好，出自中心。……余三君，孟尝但营私耳，平原徒豪举耳，黄歇愈不足道，类皆好士以自为，而信陵则好士以为国也。好士为国，故其得士之效，亦动关乃国之奠定。得侯生而救赵之功成，救赵即救魏也；得毛、薛而救魏摈秦之功成，秦天下之仇，而魏则祖宗之国也。以信陵之才，自足以存魏强魏；而所取之士，皆多奇谋卓见，足以赞其存魏强魏之功。故未任事，则天下畏其贤而多客，不敢窥魏；一任事，能使暴秦辄退走不迭，而天下诸侯皆亲魏。

虽然说起来孟尝、平原、春申三君未必一无侠行，但以为国为己的标尺来衡量，信陵君的形象的确要高大许多。

具有忠勇人格的游侠，在战国以后仍不时可见到。如李德裕《豪侠论》中，就提出过一个气义相兼的理想人物，汉武帝时的大臣汲黯。汲黯为人“性倨，少礼”，以此不被士人亲附。但他“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在任主爵都尉，列位九卿前，就因数切谏，不为朝廷所容，外放为东海太守。再度入朝为官后仍不易故性，每持大节，无丝毫苟且。时武帝正召聚文学儒者，以示崇礼，刚说到“吾欲”二字，即被他打断，“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一言说得武帝哑口无言，变色罢朝。群臣见皇帝气成这样，都责怪他太过无礼，他却认为：“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己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他如对武帝征伐四夷、盐铁官营、任用酷吏等方针政策，他都提出反对意见，对武帝亲用的儒臣公孙弘、酷吏张汤等人，不但无丝毫巴结之态，相反伉厉守高，指斥其怀诈巧诋。武帝虽多不能忍受，尚知他为人伉直梗正，故推称为“社稷之臣”。平时，只要是汲黯入见，武帝是不冠不见，以至有一次因为未及穿戴，只好躲入武帐中让内侍传话，对他敬畏如此。淮南王刘长为人张狂无比，于汉廷公卿独怕他一人，为此深藏奸谋，不敢轻易谋反。很显然，汲黯仗着他纯刚至正之气，卓然自立于汉廷，凡事秉义而尽职，不畏强权，不佞奸邪，较之同时公孙弘之流一为利禄所迷，外饰仁义而内行巧诈，其人格之峭直无私，不知要好出多少。李晚芳《读史管窥》曾慨叹他“不畏威，不惧祸，不知君之怒，不知人之忌，断断然独岳立于如狂如沸之朝而不少挠，令百世下读之，……可以兴廉，可以立懦”，对他表现出来的勇毅人格表示由衷的赞赏。在这一类忠勇之侠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主流文化对侠的人格塑造的强大渗透，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更多的还是侠的作派，侠的风范。

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的关头，侠的忠勇人格还会对历代游侠或任侠之士产生范导作用，砥砺他们的志节，在他们心底唤出一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如宋靖康年间率众抗金的孙益，宋末助文天祥抗元诸死难烈士，明嘉靖年间抵抗倭寇来犯的杜槐、谢介夫，明末随袁崇焕镇守三边的参将李云龙等人，他们虽身任微职，或仅是一布衣之侠，但当邦危时难，能不苟为趋避，临大节而意气不屈，慷慨赴救，奋身捐躯，遗生行义，就死如归，从广义上说，也都称得上是侠忠。

以宋末文天祥帅下诸烈士为例，咸淳、德祐年间，国势日危，有诏勤王，时文天祥正守赣州，即日举兵。他曾向陈继周问计，陈慨然陈言，为他具道闾里豪杰子弟可用为战士。这些闾里豪杰中，就有不少布衣匹夫之侠。他们感于先辈豪侠的节行，甘受驱使。其中如吉水人邹讽，“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侠鸣”，即为大义所感，从文勤王。及文被执，又自杀殉国。杜浒“少负气任侠”，德祐元年，纠集民兵得四千人，往从文天祥，兵败被执，忧愤而死^[41]。

明清易代之际江南一带读书人感于国事，多负气自强，如松陵沈自炳当弘光朝覆亡后，与弟自▌设坛建旗，倡为义师，他们造渔船千艘于湖，部伍乡民，曾大败清兵于长白荡。当日与事的乡民皆倜傥负奇气，即沈自炳败后赴水死，年仅四十四，也大具侠性，而其弟自▌“貌枯羸而性跌宕，好任侠，所交皆奇杰士。时四方兵起，自▌屡以救时切务陈当事，……及兵愦，亦赴水死，年四十”^[42]，简直就是一个豪侠。一直到清末，被唐才常称为“浏阳义侠”的谭嗣同，还在倡言“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43]。他们真正担负起了拯救社会的责任，同时，也使得世人通过他们，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中经验到了强者的人格力量。

孙述宇在分析《水浒传》这部描写侠义英雄的小说时，曾指出故事中能满足读者的英雄人物，皆具备两个条件，一为逾常之能力，一为善良正义^[44]。他所说，固然是读者对英雄的期待心理，然而这两个条件恰恰也是真实世界里侠之为侠的根本。指出为侠者须有逾常之能力，是人所周知的；指出侠还须有善良正义，则表明他对侠者节操与追求的真实了解。因为正是有善良和正义为前提，他的逾常能力才不仅仅止于气力、武艺乃至超自然的法力，不仅仅是所谓膂力之勇，而升华为一种强力意志，心力之勇。它更多地强调和执著于一个理想目标，敢于承担挫败和苦难，甚至是折磨和死亡。这构成了他们比较完整的人格取向，也正因赖此，他们成为民众心目中真正的拯世英雄。

游侠刚强勇毅的雄性特征，构成了他们人格的基质，就是因为这种原始生命力，它给总体上呈阴柔特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粗放阳刚的异质因子，尤其当这个社会从制度设计到意识形态日益走向僵化，侠的这种基质对引导人起来突破卑弱人性的局限，乃至反抗社会的不公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几乎可以说是先天性的雄性特征中，也遗传下一份嗜血的残酷心理。按照荣格的阴影原型理论，它是人格中接近于动物的蛮性的遗存，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至今却之不去的无形尾巴。处于这种阴暗面笼盖下的侠的好勇斗狠，往往具有极大的残暴性和破坏性。而这与前及其对周游交结处理不当一样，向人们揭示了他人格构成中复杂的另一面。

前面我们已经涉及游侠睚眦杀人的问题，《西京赋》中所描绘的游侠凶狠好斗、杀人越货，连最轻微的冒犯也要施以报复的行为，在当时社会是并不鲜见的现象。《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的一则故事说，有一群游侠某日相呼拥行，经过一栋高楼，楼主人虞氏显然是一巨富，此时正在楼上设乐陈酒，大宴宾客。不巧，有一只飞鸢掠过，掉下一只腐鼠，恰好打中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脑袋。游侠们大怒，认定这是虞氏有意侮辱，当夜袭杀了他全家。若说这仅仅是个故事，那么，汉代大侠原涉“睚眦尘中，触死者甚多”，其门下“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有人骂他“奸人之雄”，门下之客就会“即时刺杀言者”，便是史书真实的记载。又如郭解，少时阴贼，杀人无数。有一儒生背地里说他“专以奸犯公法”，不劳他自己动手，门客便已“杀此生，断其舌”。显然，这种行为不会不经他允许，未得到他鼓励的。《汉书·酷吏传》曾记载，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长安中奸滑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鼓不绝”。这些侠少仗着几分勇力，“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专干一些借躯报仇、持吏长短的事，且攻剽打劫，滥杀无辜，已一无侠行可言。

与这种恶行相联系的还有“椎埋”一事，即为行劫掠，将人椎杀后偷偷埋了了事，此风在两汉很盛，如性好任侠的王温舒少时就曾“椎埋为奸”。汉以后的游侠，如上述这般失之为盗的也常可见到，如三国时吴将甘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45]。武宗会昌年间，“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镵肤，夸诡力，剽夺坊闾”^[46]。一直到明清两代，诸如“群聚为椎埋者”^[47]，“聚党狠斗，为患于乡闾”^[48]，仍未绝迹，这些人中也多有侠者。

在人类社会的蒙昧之初，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残杀，或许是获得生存权利的必要手段，然而一旦进入文明社会，依然放纵潜意识中的暴虐血性，以杀戮侵害为快意，这势必会对侠所秉执的侠义准则造成冲击。行侠仗义，因其行为的超道德性质，要求他无时无刻不严格约束自己，凛遵无违，像这样侵凌孤弱，恣欲自快，大大违背了为侠者的初衷和其人格的核心构成，进而直接危害到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故司马迁说游侠亦丑之。而在历代统治者和正统士人看来，正是游侠本人告诫了他们容忍游侠的巨大危险。当然，统治者对游侠采取高压手段，除其好“以武犯禁”，不利国家稳定这个政治原因外，还有更为深层的文化原因，或许那是早熟的社会文明对人类早期遗存的原始生命力或曰野性的压制和排斥，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专门谈到。在这场“文”与“质”甚至“文”与“野”的争斗中，赤裸裸的雄性特征和勇毅人格，终于被一种成熟的理性形象——君子风度所遮蔽，在主流文化看来，所谓“悍戆好斗，似勇而非”，“奋然劲悍，与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温克，与怯相近者，大勇也”^[49]。有大勇者才是君子，才是理想的人格。就这样，这种只有当传统道德规范相对薄弱或异质文化有所注入的时代，才有显露机会的原始生命力不断地被置换掉，乃至被抽象化和审美化了。

然而，这毕竟是人类的一种劣根性，并且，在一个过于理性化的社会里，受环境挤迫做惯了弱者的人们，也需要经验一种强者的人格，并由此感到快乐。这时候，艺术成了这种人格要求的最好代用品。因此，当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用想象来塑造侠的人格时，首先就是赋予其雄性的强力意志。如曹植《白马篇》就铺叙了“幽并游侠儿”“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的勇武本领。当然，也不忘点出其以义驭勇，以忠帅勇的大节，对其“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超人意志和高尚志节，予以热情的称颂。如此，在一种艺术的创造中，游侠人格变得完满了，并赫然具有了理想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