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江湖之远
侠经晚唐五代的下趋性运动，日渐走向边缘，及自宋代以后便迎来了他日渐式微的黯淡岁月。
宋王朝是在荡平各路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五代朝廷权威流失，而藩镇挟势自重犯上作乱的教训，给了同样靠拥有兵权政变起家的宋太祖以强烈的刺激。有感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形势，他甫登基，即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一是取消由唐五代藩镇衙兵演变而来的禁军中最高将领的职位，禁军分隶殿前、侍卫两司，前者最高将领是都点检，太祖本人原在后周即任此职，后者是马步军都指挥使。可在当年，就因慕容延钊的罢职和石守信的去职，取消了这两个职务，同时分侍卫司为马军司和步军司，让地位较低的指挥统帅，调拨权归枢密院。二是尽收天下精兵，并禁节度使以子弟为衙将。最初，地方兵即所谓厢兵本是各州藩兵，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他下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士骁勇善战者，籍其名，送至都下，补禁军之缺。骁勇者既送中央，地方只剩下老弱病残，缺乏训练，成为一种专门服役的兵种。这么一来，禁军将帅丧失了在中央发动政变的可能，藩镇也不可能再得到在地方上蓄势叛乱的机会。
这一系列政策施行的结果是，自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唐初由于承北朝旧制，文武大员同出一权力集团，出将入相，可兼任而非殊途。唐中叶以后，开始出现文武分途和彼此相轻的局面，以门第科举进用的文臣集团与以军功得贵的武人集团各不相涉。以后，随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武人的实权超过文臣，但文臣的社会地位仍高于武人。到了五代时期，由于统治者大多出身行伍，靠手中拥有的兵权起家，由节度使问鼎君位，朝臣中也由武将任枢密使，宰相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一些出身世家望族的文臣，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本已势单力薄，再经武将的凌辱乃或屠戮，优势丧失殆尽，社会地位开始下降。文臣既不能参与机密，决计人事，只能干一些赞襄典礼、草拟诏令之类的活，列班备员而已。现在，太祖继承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的做法，除采取上述两项政策外，又规定武将不得实任地方官吏，节度使不得兼领支郡，后来节度使干脆不令归镇，成为遥领的虚衔。兵将实行彼此分离的“更戍法”，使将领无固定的士卒，不得结成腹心。同时，建立募兵养兵制度，将刺字等一些折辱士兵的办法定为制度，以抑降武人的地位，故一时民间有“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钉”的谚语。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杯酒释兵权”之事才成为可能。与此相联系，太祖及以后历朝统治者开始注意大力尊用文臣，抬高科举地位，扩大进士名额，并保证他们顺利进入朝廷。以至领兵打仗，也以文臣任方面统帅，枢密使大多由文臣充任。由此，社会上重武轻文的局面被彻底扭转，武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终于跌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低点。
与武人地位的下降相伴随，当日社会尚武精神流失，兵疲将弱，不堪大用；民风尚柔，更无狂悍不可屈之气，以致整个宋朝积贫积弱三百年，少有令人扬眉吐气的上国气象。史家据此说道：“宋太宗既厌兵，一意安边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泽，涵煦生民，然仁文有余，义武不足。盖是时中国之人，不见兵革之日久矣，于是契丹、西夏起为边患，乃不吝缯帛以成和好。”[48]
有宋一代，侠的活动并不活跃，其间有多种因素，譬如随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雇佣兵制的推行，收容了许多破产农人，使之不致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除禁军之外，朝廷在每一州县设一定数量的厢军和弓手、壮丁，分设总管、钤辖、巡检和捉贼使臣等职为之统领，专门负责整治地方，缉捕盗贼；对自西汉以来最易积聚流民乃或亡命无赖的采矿冶铸处所，专门派出干员任巡检、县尉等职予以防备，而主要劳动力基本由各地被判服重刑的罪犯担任，以缩小逞强不法之人的活动领域；此外，通过科举和恩荫的办法，扩大官员的数额，使人人有仕进的希望，也引诱了许多人确立了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社会承认的意识，等等。但是当时尚武精神的丧失，民气的萎疲不振，显然对侠的消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然，说侠不存在也与事实不符。“宋代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49]。如彰德节度使、西京留守焦继勋，少读书有大志，尝谓人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遂弃其业，游三晋间，为轻侠，以饮博为务。后投晋高祖石敬塘。宋初，应召为右卫上将军，代向拱平盗，不出两月，京城便被整肃一新[50]。侍中李▌ “勇力善射，以任侠为事，颇为乡人所困”。后举进士，历仕晋、汉、周三朝，入宋受太祖遣使就赐器币的恩遇，但仍一副游侠作派，“人有难必救，有恩必报”[51]。保静军节度使杨美“武力绝人，以豪侠自任”，曾杖策诣军求见周太祖，太祖壮其行，留帐下。他与赵匡胤是旧交，故赵匡胤一登基，即任他为内殿直都知，后不断升迁。“为人任气好施，凡得予赐及俸禄，尽予亲戚故旧。死之日，家无余财”[52]，有汉游侠之风。云州观察使、西山巡检郭进，早年“倜傥任气，结豪侠”[53]。后往晋阳投刘知远，历晋至宋，为西山巡检，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曾奉太祖命招徕流民三万多口。幽州刺史、京城巡检元达负膂力，善射击，为农家出身，但他不耐耕田种地的劳苦，弃锄慨叹而去。“事任侠，纵酒”，“尝从少年数十百人欲起为盗，里中父老交戒之，乃止”[54]。后投效赵匡胤，因善射补御龙直队长，累官至京城巡检。
宋太祖赵匡胤像
不过，与隋末唐初游侠所遭逢的一样，这些人大多由五代入周，只因易代之际的特殊形势，才得有施展怀抱的机会，加上赵匡胤本人有侠性，冯梦龙《警世恒言》言其未发迹前，“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任侠任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个管闲事的祖宗，撞没头祸的太岁”，吴璇《飞龙全传》对其豪杰与无赖兼具的个性更有形象的刻画。人以群分，游侠在其时得以勃兴，不能不说与其个人的喜好有些关系。但至坐江山以后，时移世改，他再也不喜欢看到这种任张个性、夺权朝廷的人和事了。所以，在此后三百年中，侠的活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即使存在，也被抛散在社会主潮之外，处江湖之远，成为闾巷乡曲的豪士，其下焉者，乃为市井中的游手，黑道上的盗匪。
今依史书记载，太宗朝杨允恭、王延范，真宗朝刘平，仁宗朝曹偕，神宗朝陈▌，皆慕朱家、郭解为人，好气任侠。不过，他们大多只得闾里人徒追仿，而无太大的社会声势。宋江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55]，出没青齐草濮一带，行事在正邪之间，不久也为朝廷剿灭。而一些文人，如张景“以古学尚气义，走河朔，与冀州一侠少游，后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继，捕之甚急，遂改名李田，遁窜四海”[56]，则可见其时游侠的放失与官府对他们的戒惕已到何种程度。当然，有时激于时变，也有一些游侠作出惊人豪举并青史留名。如钦宗朝的王伦“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57]，年过四十，仍整日与市井恶少群游汴中，为侠邪无赖。某日，钦宗因金兵南侵逃至宣德门，都人恨朝廷庸弱，群聚围哄，是他自荐其才，领一班恶少抚定众人。以后又出使金国，不屈而死，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和李彦仙、孙益两人，奋死效力于地方抗金斗争，或不忍见生灵涂炭而投河自尽，或奋勇当先，一直到战死为止，其志节也都不逊色于古忠烈之士。但是大部分游侠沉沦市井乡里，有的与浮闲游手相结交，和乡奸里豪互为援手，还不免干一些不体面的歹事，则与汉唐大侠已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了。
元代继之，基于其时虽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对侠的戒惕却一如宋代，故侠者大多仍落魄里社间。如元至正年间有一“博鸡者”，即赌棍，“素无赖，不事生产，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后居然能为一受豪民构陷丢职的地方官鸣冤，并“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数十人”，将那豪民痛打一顿，游街布众[58]，至于其人真实姓名已不可考知。有的为侠者等而下之，武断乡曲，横行不法，如高邮张提领为非作歹，最后遭到官府“杖百徙之”的惩罚，一时“人以为快”[59]，已无多少道德信誉可言。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统治最严厉最坚决的时代。鉴于历代历朝政权更迭的教训，大多注意裁抑豪强以巩固皇权。如明太祖一即位，即改变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废去施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分其权于六部，使之直属于皇帝。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狱，使之互相牵制，由此揽军政兵刑大权于一身。在地方则设布政、按察、都指挥使三司，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出则为巡按御史，上可弹劾官员，下以监察民情。又设通政司处理诉讼，平息纷争。为了强化国家武装力量，还创设卫所制度，遍布国中。同时颁布《大明律》，明文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凡民有谋反大逆，必凌迟处死；有妖言惑众，必治死罪。劫囚者也要斩首，这是此前历代法律所没有的。明政府还通过人口普查，造策备案，每年审定，设立里甲制、关津制等办法，加强对人的控制。同时防止豪强隐匿土地、户口，对一些地区的豪强，迫其迁徙乃至抄杀。此外，还有锦衣卫之设。至明成祖继位，削减各藩王的势力，同时设立内阁制，六部以下皆无所统属，机要之任悉归内阁，而内阁则只作为皇帝顾问而存在。
清代中央机构基本沿用明代旧制，但在内阁外，别设国议，即由满族王公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权力在内阁六部之上。同时在宫内设南书房，负责拟进谕旨。雍正时，又设军机处，作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国议的权力削弱，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清政府还吸取明代太监专政的教训，裁撤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大臣所立奏章皆不再委诸宦官，而改由皇帝亲审。在地方，增设总督或巡抚，直接听命于皇帝。八旗军及绿营则到处驻防，监督地方保甲法的施行。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律》集历代刑法之大成，其中对一切有碍专制集权的行为，都有明确严厉的惩罚措施。犯谋反等罪当施极刑自不待言，即如集会、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等，也属违禁之列。所以在清前期，即使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只在小范围，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嘉庆以后，随着统治阶层的腐化和土地兼并加剧，遂不断有民众暴动，这种暴动许多是假秘密结社的方式发动的，并且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打击，最终归于消亡。(www.xing528.com)
与加强专制统治相联系，明清两代的统治者还十分注重对儒家礼义的强调。如朱元璋用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言，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为圣人，但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道愈降而人心不坠者，全赖孔子之力。为使天下人皆读孔子书，行孔子教，诏令天下通祀孔子，以收拢人心。先前他读《孟子》，对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说法十分不满，认为这话“非臣子所宜言”，诏议罢孟子配享孔庙，以后重又恢复。他还与耆儒论讲道德，兴起教化。制科取士，也一以经义为先，非圣人言不纳，非朱子言不采。康熙皇帝也尊奉孔子，夙好程朱，曾命人编《太极图论》，亲制《四书解义序》，以《理学真伪论》试士林。并还命人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尊朱熹配祠十哲之列，重用李光地、陆陇其、汤斌等理学名臣。他对传统经学也十分重视，以为依此可以正人心，厚风俗。并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进行大规模经籍传注的编纂，藉此宣扬忠君思想和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规范。可以说，与在政权建设上贯彻专制皇权，使之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相一致，这一时期统治者对思想的钳制，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基于上述政治情势，侠作为个人虽始终存在，有时还颇为活跃，如明人王泽一家“兄弟五人，皆好任侠”，他本人以后居然也致高位[60]。但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不再享有秦汉时的隆盛地位，甚至也没有隋唐五代的赫赫声势。具体而言，在元末农民大起义过程中，游侠活动是颇为活跃的。郭子兴、张士诚、陈友谅等人，皆“任侠喜宾客”[61]，“喜游侠，乡人畏服之”[62]。他们手下，即多游侠与事。以后如明正统年间，江西人邓茂七“豪侠为众所推”[63]，曾聚众起事，自号“铲平王”，接连攻下福建二十几个州县，设官建政，声威大振。清末石达开“素慕游侠”[64]，“门下食客繁，多两粤无赖子，惟日与健儿数十辈驰马骑射，击剑舞槊以为乐”[65]，不久与这些人赴金田参加太平军，也是游侠直接参与并领导农民起义的显例。
明清两代，也有不少游侠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尽匹夫之责的。如明嘉靖年间，慈溪人杜槐“倜傥任侠”，带领县民在余姚一带力敌倭寇，负伤堕马而死[66]。福建谢介夫“好勇任侠”，阴结死士，偷袭倭寇营地，复又率兵讨倭，力战之下，因援兵不到被害[67]。有些游侠未留下姓名，如隆、万年间，李成梁督辽事，抗击鞑靼插汉儿部的数次入侵，他“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先锋”[68]，这“健儿”中就多游侠，故陈子龙《辽事杂诗》称“昔年游侠满辽阳”。他们为保卫大明边防，是作出自己贡献的，其事应该可与唐代的边地游侠同列。
此外，明清两代还有一些文人少喜游侠，至晚年仍念念不忘，津津乐道，如明初林鸿、王恭，明中晚期赵世显等人即如此。还有佘翔虽为诗人，却一生流浪江海，“任侠好义”，“义声高于长安”[69]。清吴县人徐波名列《清史稿·文苑传》，少时也有任侠的喜好和经历。
而大部分侠则逐渐远离社会中心，作为一种“非正式群体”成员，甚至日渐丧失人格上的独立性和道德自律意识，虽不时仍有仗义疏财扶危持颠的豪举，更多的则投入到行险犯禁擅作威福的行列中。一些侠者并投身为豪强权贵的门客或家奴，便习弓马，喜好斗杀，依仗主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族党，甚至起灭词讼，凭凌儒绅，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明谈迁《避暑漫笔》对他们多有贬斥，称此种人不灭，“则郭解之暴，将起于今日矣”。顾起元《客座赘语》论当日社会各色人等，其中有一段话说：
又有一等，既饶力气，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财役贫，以奔走乎丐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术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贼也。
这批人也即谈迁所说的“郭解之暴”，他们是侠沉沦市井，自主自律意识日渐淡薄的体现者，是秦汉以来以温良泛爱振穷周急为务的游侠的末流。
此外，由于养客之风虽历千年而不绝，但经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以后，毕竟日益衰替，日益部曲化、家兵化，乃或向“私客”、“奴客”、“僮客”、“田客”转化，他们不被作为独立户看待，单独建立户籍，而仅以其籍附属于主人门下，成为“客户”，这多少使一些游侠从客观上失去了如秦汉游侠平交公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独立的现实可能，前及游侠沦为家奴便是显例。至于那些不喜为人笼养，性情更狂放不羁一些的，既不愿勤力田亩，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老死牖下，为了生存，不免要投入一些非正当的活动。明人姚旅《露书》在论及当日民众的类别时说的一段话，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枫窗小牍》载王禹▌上疏称古有四民，今有六民。……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他之所谓二十四民，是指除士农工商僧兵之外的社会各色人等，如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弄、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类。其论“响马巨窝”一类谓：“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雄，官何敢问。廿三民之外，响马巨窝又一民也。”“响马”指在路上劫掠财物者，因这些人在行劫前必先施放响箭，故称。“巨窝”则指那些匿藏盗贼亡命及其非法所得的巨头。而所谓“侠骨豪民”是互文见义，实兼指游侠和豪猾。故当日明宪宗因锦衣卫上报京城有恶人行奸，以为“昔汉郭解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之以惩不逞，论者谓其有关治体。今群恶少相倚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至，宜榜禁之”[70]，直以游侠与盗匪相提并论。要之，明代的侠少有追随人主，凭一刀一枪建不世奇功，去博个封妻荫子的荣耀，如隋唐五代许多游侠常做的那样，而沦为绿林劫掠者，是侠日益远离政治乃至社会中心的明显表征。
西晋持刀陶俑
清代侠的情况大抵与明相似。他们没有了战国秦汉甚或唐五代时游侠置身于社会中心的显赫地位，在一般平民百姓的眼里，可能依然是英雄，是救世主，但就总体而言，非但不再是统治集团依靠的力量，相反却成为这一集团不能容忍的对象。故大多沉浮于民间，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赖所操的各种职业为生。当然，什么正业不务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多闲散人员，据清末朱泽▌说，十人中就有六个[71]。后经朝廷整治，情况有所好转。但乾隆以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72]，又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当中就多有游侠活动。他们有的依人为客，如清初颜元设馆讲学，授人以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他的门下就有游侠。其中商水人李子青，还是当时大侠。有的则一无所主，虽不乏才华，但坎坷一身，终不得进用。如乾隆时秀水县举人王昙，文名与舒位相埒，因好游侠，喜言兵家事，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被目为狂人，终身潦倒。清初另一大儒孙奇逢讲学夏峰，“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属，有求见者，必诱进之”[73]。既称“乡曲侠客”，可知已与汉唐活动于通都大邑或市镇闾巷，而权倾一方的游侠有别。
《清稗类钞·义侠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乡曲侠客”活动的踪迹，使后人得以对他们的行事有所了解。如康熙年间，有通州汤公子“豪侠自喜，结交当世知名士”，因受庄廷▌明史狱牵连，被投入囚牢。燕山大盗邹飞虎是一位大侠，时也在牢中，得知汤被人构陷，牵涉成罪，便联络狱外同道将其救出秘藏。后又嫁以甥女，让他们远赴南洋爪哇岛，在自己购下的别馆内平静过活。雍正年间，深州伶人王四喜“性豪迈，有幽燕侠士风”，尝倡助百金，解救与自己素不相识，因不善理财而亏空官帑巨万的甘肃某邑令。乾隆年间，亳州人杨威“性奇鲁，读书数年不能识一字”，好从屠沽儿游，父数责之不听，待父一死，乃径为屠沽。“尚气力，使酒任侠，横于亳。亳之恶少年尝伺其独行，群掩而踣之，具水火炮烙，惨毒甚，终闭口无一言，众由是服之，奉为魁。”道光时，又有太素道人奕绘“任侠，负文武才”，看不惯市井无赖趁上元节时侮辱妇女，“张怒髯叱咤辟易，以缚弓鞋之铁械狙击众无赖，乃皆长跪乞贷死，崩角有声”。当然，没身为盗，“以行劫为长技，窝匪徒为任侠”的也有不少[74]。
总之，在当日社会各个角落，各种职业，皆有乡曲布衣之侠在活动，他们中虽也有急人所难，敢于任事的豪杰之士，但不乏横行不法的奸人与豪猾。清人全祖望尝谓：“游侠至宣元之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75]。这“日衰日陋”四字虽不免绝对了一些，但应该说是大抵符合游侠发展的基本走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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