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与世界：乱称雄与末流放失

二、据乱称雄与末流放失

东汉一统政权维持了一段时期以后，即随黄巾起义的爆发而趋于崩溃，又一个乱世横亘在人们面前。由于其间战争频仍，兵火不熄，暴豪任强，公道不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萧条的末世气象。

然而，当时怀有称霸野心的豪强对时事的认识却不怎么悲观。也怀问鼎中原之心的袁术，就曾对从兄袁绍表述过他对这个动荡年代的理解：“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强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7]。如周末七国之主注意强兵养士以逐鹿天下一样，他们也纷纷招聚人马，图谋大举。这批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的乱世英雄，包括董卓、王匡等人，正是当时所谓公侯豪侠的典型。而在一片混战中杀出，以后渐成气候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孙权，也都有好侠的气质和任侠的经历。他们“任侠放荡，不治行业”^[8]，或“好交结豪侠”^[9]，“好侠养士”^[10]，并因此获得很高的社会荣誉。

由于这些人为人佻荡不拘威重，讲究实利而不拘虚节，故围绕在他们周围，就有一大批豪纵放狂的侠者。如曹操手下的张邈、典韦、臧霸，皆为侠出身，《魏略勇侠传》所载四位大侠，有三位是魏人。其他如刘备手下的徐庶、姜维，孙氏父子手下的鲁肃、甘宁，也都是闻名一时的大侠。像鲁肃家富于财，见天下将乱，遂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标卖田地，以奇计招聚少年，供给衣食，令往来南山间，读习兵法以备时用，以后见周瑜英勇，“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前往投奔，俨然是一侠魁^[11]，人们所熟知的那个生性忠厚的鲁肃，只是罗贯中想当然的艺术创造。要之，汉末儒学因时世动荡而日趋衰微，束缚东汉人的名教观念也再不能笼系人心，儒学名教本身的虚伪，反激出时人彻底的反传统意识，任张私欲，游荡为侠，便成了末世放诞的一种宣泄，故戴良这样的大儒也“好洽施，尚侠气”^[12]，如上述诸人，依着一份激烈的天性，有此人生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两晋南北朝，社会继续动荡不安，刚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的司马氏政权，不久就被随即而来的种种社会矛盾搞得岌岌可危，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问题。由于当时“天下千城，人多游食”，游食者众，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致使社会很不稳定，并在不多久就激变成流民的集体性暴乱。在这些暴动的流民中，多有侠活动的踪迹。如东莱人王弥虽出身二千石，为人博涉书记，但好在京师行侠，当他率流民揭竿而起，由河东、平阳等地迁来颍川的数万家百姓，都烧了城邑，杀了长吏，起来响应。由于流民中不仅有农民，还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如涌入巴蜀的流民中，就有“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等^[13]，他们结成流民组织，名义上附晋，实际上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这类组织的统帅如苏峻、郗鉴、祖逖等人，皆能接纳游侠。特别是祖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14]。及京师变乱，他与宗党数百家避地淮泗，被称为行主，宾客义徒中，有许多“桀黠勇士”^[15]，则不仅招侠，自己就是一个豪侠。

西晋八王封国形势图

除上述两种人外，由于当时两晋宗室如汝南王司马亮子、宣帝之孙司马宗，淮南忠壮王司马允，都曾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联结轻侠，充作腹心，济南惠王司马遂曾孙司马勋便习弓马，每多与游侠相交通，在社会广大的阶层中，任侠仍是许多人热衷的事情。如牵秀、周浚、戴若思皆出身官宦世家，却好任气行侠，贬损朝士，不拘操行。连被称为“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的裴秀，也“豪侠有气节”，他的侄子裴宪“少而颖悟，好交轻侠”^[16]，似得乃叔真传。而“京师大侠”李阳的名头，连一般妇道人家也为之震慑。名士王衍妻郭氏为人贪戾，不服管束，王衍用“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相戒，居然有奇效。

北方持盾武士俑

南方持盾武士俑(www.xing528.com)

当两晋政权迭代之时，北方十六国各贵族割据势力也如走马灯似地更换，历经百余年。其间，也有游侠的活动。如成汉的李庠、北燕的冯跋三兄弟、前秦的苻洪，都是任侠的豪士，“当时侠士莫不归之”^[17]。而在南方，以庶族出身的新兴北府将领崛起，随着他们相继受禅称帝，南朝一百六十多年历史递次展开。在宋、齐、梁、陈四朝更迭过程中，侠的活动仍是比较频繁的。宋武帝刘裕在谋兴大业之初，颇注意收蓄才力之士，这其中就有像臧质、萧思话、孟龙符这样的游侠。薛广及其子孙三代为侠，也能得其倚重。南齐时，平西将军、光禄大夫刘怀珍召取青冀一带豪家私附数千人，是一位交通游侠的任侠之士。梁武帝时的邓元起、简文帝时的裴子横、陈朝的熊昙朗等人，也都是性喜任侠的烈士。

与南朝相对，北方经十六国之乱带来的民族融合，最终导致北魏的统一。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继起的北齐、北周短暂对峙，以后者平灭前者，向隋朝过渡。由于终北朝之时，政治昏乱，战争不断，暴豪贪婪无度，人民失去恒业，整个社会充满着纷扰不安的气氛，秦汉以来据乱世而起的游侠，得以被时人认同，并继续得到发展。

当时的侠者多为乡里豪强、世代郡姓，如北魏的高树生、裴庆孙、李显甫父子，北齐的张保络、高翼父子等人皆是。高翼为人“豪侠有风神”，尽管自己为侠，却指望儿子高昂读书求学，但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由此招来一批追随者^[18]。而卢文伟、卢怀道、卢宗道父子三人，轻果任气，情形亦与之相仿。汉代游侠辈出，乃有父子为侠者，经东汉的沉寂，至此似又复兴起来。此外，北周从最高统治者起，一直到一般平民，也多有好游侠的。如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即“任侠有气干”，太祖宇文泰及兄莒庄公宇文洛生受其影响，“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19]。臣下如侯莫、陈顺、权景宣、陈忻、梁士彦、韦裕等人，无不好任气节，并有侠名。

综观魏晋南北朝游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作为社会的特殊人群，这一时期的侠依不同的身份和方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得非常活跃。因东汉末年以来整个社会的极度动荡，和几乎被这种动荡冲毁的儒学权威的不复存在，还有政权频繁更迭吏治日趋昏暗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无序化，以及只知崇尚强力，不复问仁德所在或人心向背的特定氛围的作用，侠得以在汉代中后期遭受数次打击后，再度活跃起来。

魏晋南北朝侠的大量存在，还与此期豪强地主、世代郡姓势力的膨胀有关。特别是南北朝，其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但统治基础终究是上述两种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实力雄厚，有足够的资财可以赈穷周急，收拢人心；在政治上则基本主宰了王朝的权力分配和政策走向。他们入朝为大僚，居家为豪富，作为州郡大姓，世代豪强，广占荫户，私植家兵、部曲，收养宾客、死士，当丧乱之际，便藉以保身或谋图大事。在这些家兵与宾客、死士中就多有轻险亡命之人和豪侠之士。前及如汉末袁绍、孙坚等人，都曾赖其力以成一时霸业。祖逖、苏峻等均为地方世家豪强，他们收蓄的门客或所部勒的私兵，也多游侠。

南北朝时期，上自君王，下至百官，以州郡著姓和豪强地主身份为侠或招侠的，如前面所列举的屡见不鲜。侠与王公贵族、豪族大姓的关系，在此期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切。这种密切招致的结果是，侠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流失了，侠的人群特征日趋散漫和社会化，或可直接称之为一般化。他们仗义行侠，冒死救急，固然仍施于一般社会成员，就像汉代游侠一样，“赈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急，甚己之私”，但在许多时候，如果他为人客，则必须以替主人效力为首务，而不大可能有精力将侠义推及于一般民众，甚或对民众还构成侵扰和危害，如曹魏时荆州旧族刘节门下的侠客，“出为盗贼，入乱吏治”，已无侠行可言；如果他本身是豪族大姓，是养客者，他便会赖仗义行侠来树立声誉，招亡纳死，扩充势力，进而谋取大名，建不世奇功，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倘若有人要比较此期为侠者在保持游侠基本人群特征的同时，与前此的侠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多为义任侠，为名节，为荣誉，耿介特立，立意皎然。两汉的侠是为做侠者而任侠，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己讳饰，虽阴贼著于心而外行仁厚。此期的侠则更多为了功利而任侠的色彩。尽管这其间存在着相互交杂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那种为义行侠，为做好侠而任侠的人仍有；而在先秦两汉，也不乏为功利而任侠之辈，特别是汉中后期以来，这样的侠时可见到。但就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而言，不能不承认，这种功利追求占据了此期大多数为侠者的心，而由独特人格特征及行为方式构成的侠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在范晔以下的历代史家看来，自东汉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为他们单独立传了。由此在正史中，后人多能看到作为一个直臣烈士或一个反贼的传记，而再难见到一个个血肉兼备声色毕具的豪侠之士。但是侠始终存在，他们的活动有时还那么的频繁和活跃，他们的影响依然巨大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