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动时代的风标：侠的人格与世界

一、大变动时代的风标

中国古代的侠者，最初诞生在风雨▌洞的大变动时代。由春秋、战国时开始，一直到汉末，天下纷纷，治乱相替，中国封建社会在兵火中摸索着自己的前途，摸索由无序走向有序的道路。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步入历史舞台，在沧海横流中，开始他们最初的人生历练的。具体地说，在春秋末，战国初，他们即开始有令人注目的活动，只是由于“儒墨皆排摈不载”，致使许多人虽修行砥名，声施天下，结果仍湮没不被人知。不过，儒墨不载，其他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未必不载。正是赖有上述诸书，及汉以来各种典籍的记载，我们得以了解在那个变革时代游侠先驱的活动，了解他们高尚的志节和卓然特立的人格。

如《左传》所载鬻拳、狼▌，《晏子春秋》所载北郭骚、《战国策》所载唐雎等等，皆是侠风凛然的志士。他们或忠于国家义无苟且，或忠于知己不惜身报，并十分爱重名誉，临强敌而无畏，持高节而不▌。面对春秋、战国这一大争之世中艰恶的政治环境，浅薄的社会风尚，上至人君，下至一般士人，人人怀自利之心，既不尊礼重信，又不重祭祀聘享、宗姓氏族，以致“邦无定交，士无定主”^[1]，仍坚执宗国道义，决不趋炎附势，称得上是乱世中道义的风标，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故近人张亮采作《中国风俗史》，称“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如春秋之公孙杵臼、程婴、毕阳、偃息、仲行、缄虎、专诸等人，“皆可谓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者”；战国之豫让、要离、孟胜、徐弱、聂政、唐雎、荆轲等人，“皆先人后己，勇悍坚卓”，是游侠的杰出代表。今天看来，因战国时代，上有养士四公子竞为游侠，下有布衣之士奋起行义，任侠之风似比春秋更为风行。但春秋时侠者持身谨，持节严，那种爱名誉，重知己，急公义，赴国难的精神，对后世游侠或历代怀义慕侠的志士，产生的影响更积极更深远，他们是这些后辈的人格榜样和精神动力。

汉初，承春秋战国以来纷乱时世，加以强秦暴亡，各种势力交攻纷争，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丝毫不减，故一时侠者纷起并作。在秦时，已有韩国贵族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先雇人谋刺秦皇，又藏杀人犯项伯。后又有彭越、英布与豪杰交通，季布、季心兄弟并以任侠有名于楚。即使到刘邦为汉天子后，这批人仍依原先习惯行事，如齐贵族田横及门下五百壮士，赵相贯高等人，皆侠气难忤，不以君臣之礼为意。至于刘邦本人，不事生产，常有大度，也是一个性喜任侠之人。他能赦免大侠朱家所藏宿敌季布，很大程度反映了对朱家这种侠行的欣赏，对季布人格的认同或默许。

西汉侠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这样的平民，所谓布衣闾巷之侠，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豪之侠，更有如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亦官亦侠，兼游侠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且到西汉后期开始，游侠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改节后多为高官，即现时即刻正任气作威的侠，也可任达官，爵列侯。由此，侠日渐远离战国时期乃至汉前期作为侠者个体的独立本位，成为统治者拉拢和利用的对象。

西汉时侠南北皆有，或因地域民风的关系，似以北方为多，也更有名。如当时著名侠者陈遵，就有“关西大侠”之称^[2]。而就具体区域言，其活动范围大抵都在城市，特别是在当时经济、政治中心的长安与洛阳。如愤于丞相公孙贺的拘捕，告发其隐私，引起“巫蛊之祸”的朱安世，即有“京师大侠”之称。(www.xing528.com)

其间，大部分游侠或不事生产，或占籍商业、手工业，行侠时限于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一定街区内活动。还有一些游侠，结客养士，乃至如《汉书·游侠传》所谓“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其以一个著名侠魁为中心，进行集团活动，声势较战国时大得多。侠还有一个集团行动方式，是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宗相保。如景帝时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即如此。这种聚族集居的社会组织形式，似是奴隶社会井田制度下宗族、村社的遗余。班氏作史，有所谓“北道姚氏”、“南道诸杜”等，即指此而言。此外，当时还有父子两代为侠的，如漕中叔、漕少游父子；有的因心喜任侠而以“侠游”为字，如上谷太守耿况，更可见其时侠风之烈到什么程度。

对于侠以齐民养名，作惠作威的危害性，当时统治者是有认识的。早在汉初，高祖就曾采用娄敬的建议，将其与豪猾大姓一起予以迁徙，严加管束与监督。说来这其实是战国时秦惠文帝和以后秦始皇用过的老办法，《华阳国志·蜀志》中，就载有两人“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事。不过，高祖及以后武帝等数次行迁徙之事，其迁发地则在五陵。当然，更便捷有效的方式是直接镇压。如济南▌氏等被景帝遣郅都诛灭，郭解则为武帝处死。而成帝时，长安令尹赏得朝廷“一切便宜从事”的授权，穿地数丈，修“虎穴”拘箝长安游侠和轻薄少年恶子，致一时“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3]，则是最为严厉的一例。

不过，上述种种打击措施，并没有彻底扭转社会上的任侠风气。降及东汉，虽不能说“其风益甚”，但为侠者仍有不少却是事实。从光武帝刘秀本人，到赵缪王子林，再到舞阳侯吴汉，皆曾任侠，或干脆就是游侠，一般闾巷之侠就更不能胜数了。这些人在王莽败落天下淆乱时大量涌现，在以后也从未停止过活动。当然，随着东汉法制和吏治的日趋健全，还有光武帝崇儒右文政策的有意倡导，社会上“怀经协术”、“保身怀方”的“守义之徒”增多，“去就之节，重于时矣”^[4]，侠的活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活动余地也受到了限制。一个显著标志是，王公贵族再不愿或不敢与侠往来，如光烈皇后母弟阴兴“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5]，一般人对子弟“通轻侠客”也多有劝阻，并惧怕结交像杜季良这样“豪侠仗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的大侠^[6]。为侠者因此收敛其行为，有的甚至改了行，折节向学。如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轻剽少年”，晚而改节，钻研起儒学与律令来，以后官至洛阳令，名列《后汉书·循吏传》。西汉时有像郭解这样父子两代为侠的，至此，郭解儿子郭梵和孙子郭▌，一任蜀郡太守，未见有侠行；一少有志行，由尚书令出为渔阳太守，招怀山贼，抓捕豪侠，乃祖之风已荡失殆尽。

汉朝画像砖之射箭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