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实功利的驱使
基于下面要着重提及的侠的人格与行为的复杂性,这里还必须指出,这一人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之所以无代不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与侠义理想本身不一定相关涉的现实功利的驱使。
与春秋、战国时期刚崛起挺生的侠不同,当时游侠先驱多为义而任侠,为君臣之义,为友朋之义,为名节,为荣誉,耿介特立,立意皎然。然至两汉以降,许多人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己讳饰,虽阴贼著于心而外行含蓄亲厚温良泛爱之举,其行侠就多了一份功利色彩。可是即便如此,行侠在攫取社会声望之外,还可以获得现世种种实利,遂使上至朝廷大僚,下至细民百姓,纷起效仿。这种为利所驱,放而为侠,给侠这一人群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以至后人从中既可看到许多直臣烈士,血肉兼备,声色毕具;也不难遭逢一些强梁权奸,顽悍轻果,放诞无所忌惮。
当然,这原因仍要归之于那些动乱的时代。我们且看秦汉、汉末魏晋及隋唐易代之际侠者蜂出的情形,便可明瞭这一点。汉初张良、陈平、张耳、陈▌等人尚气任侠,显非因为生存受到威胁,或生计发生困难。他们广施财货,结客养士,与“长者”交,和“天下俊杰”结游,所属意者均在权力和声势。汉末,经黄巾起义的打击,朝廷力量空前削弱,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州郡大僚和豪强地主逐渐羽翼丰满。其时如右车骑将军、钱塘侯朱儁,河内太守王匡等人“好义轻财”[12],“以任侠闻”[13],其目的也非为侠义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袁绍,他“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14]。藉此爱养士人,倾心折节相待,一时远近争赴其庭,车骑相接,填塞道路,以至当时中常侍赵忠告他“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为”。后范晔据此指出:“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15]实际上已道出他之为侠,是为了自抬身价,招引同类,准备有朝一日问鼎中原,争夺天下。
而围绕在像袁绍这样的公侯豪侠周围的那批人,既度人势之广狭,又量其德之厚薄,指望投靠英主,建立功业,不乏以行侠为迎合的。换言之,侠在社会上的出现和急剧增加,是与这些所谓有宏图大略的人的导向密切相关的。
如隋末天下大乱,李渊父子趁势在河东、晋阳一带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一时“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16]。由于如李世民本人喜蒲酒博戏,藏亡匿死,大有平原、孟尝之风,这些来投效的人尽管多罪亡之余,乃至有一些为躲辽东之役而逃匿为盗的,便不免诳称任侠,甚至以侠者自居。《旧唐书·太宗纪》谓:“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群盗”与“大侠”两种人,在其时实在太难分别清楚了。刘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生产”,后因事亡命,靠盗马维生,只是一个盗贼。他投奔李世民后,大受器重,“出则连骑,入同卧起”[17],就是以盗充侠的。至于如柴绍“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为李渊识赏,妻之以平阳公主[18],丘和“少便弓马,重气轻侠”,李渊“引入卧内,语及平生,甚欢”[19],李神通性喜任侠,“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柳崇礼等举兵以应义师”,李渊闻之大悦,授光禄大夫,后又封淮安王[20]。这些人的纷纷被重用,轰轰烈烈地干出了一番事业,对社会上怀才使气、任强有力之人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因以奋起而为侠。侠在唐代风生水起,既进入中央朝廷,退而又得驰才于边关藩府,肇成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一人群最后的辉煌,与此实在大有关系。
倘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则不独是易代乱世,即在平时,游侠人群的生成并聚合成规模,也与权豪鼓励、现实功利驱使有关。班固《汉书·游侠传》在论述了战国四公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后,接着论列汉兴以来游侠的情况,指出“代相陈▌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所谓众庶荣名慕迹,实际指出了其时社会上一大批人因贪羡一些著名侠魁的声名势力,不惜触犯法禁也要过一把侠瘾的事实。
如当时著名大侠郭解,能暗地打通官府,让他们在征发徭役时,免了某些人的差发,这种即刻兑现的实惠,是颇能吸引一些人的。甚至,基于并不是所有侠都企望跟定一位豪杰成就不世功名的事实,这种现世实惠之于他们的吸引力,可能更加实在而深刻。而游侠本人碰到麻烦,有一大批贤豪长者出为救护,几乎不稍用力,就可以化解灾难,逍遥法网之外,更使他们怦然心动。
当然,这些侠魁的豪举,在情感上也可能给他们以强烈的震撼。如汉成帝时大侠原涉,为报季父被杀之仇,主动去官,以待机行事,后亡命他乡,遇大赦才得回家。由于他一生侠气难忤,在赈施穷困赴人之急方面不亚于朱家,以致自己衣服车马才具,妻儿老小生活都发生困难,所以得到时人普遍的敬重。其时王莽垮台,原先王莽的属官有不少赖他苟活,反王莽的各路豪杰也愿与他结纳,“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21]。这些“诸豪”和“为气节者”,本身血气坌张,天性中就有一段不能隐忍的激烈在,受此感召,自然会有一些人从此踏上为侠者的道路,并义无反顾。这样的情形,我们在汉唐以后历朝历代还可以见到。如元人史天倪,曾祖史伦就曾“以侠名河朔,大为诸郡所重”。死后,河朔人立清乐社祭祀之。史天倪凭借先人侠名,建立起一支有壮勇万人的“清乐军”[22]。这万名壮勇显然是受到史伦侠义精神感召,才甘受史天倪驱策的。由此足可一觇人格力量感人之深,其化人之速,直如长风偃草,无往而不受其被盖。
【注释】
[1]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2]《商君书·算地》。
[3]《读通鉴论》卷三。
[4]《秦汉史》,第5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5]《侠林叙》,《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十。
[6]贺涛《书枙史记·游侠传枛后》,《贺先生文集》卷二。(www.xing528.com)
[7]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侠影图》。
[8]《释侠》,《民报》第18号,1907年。
[9]《管子·任法》。
[10]《史记评议》。
[11]《杂述》,《焚书》卷四。
[12]《后汉书·朱儁传》。
[14]《后汉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15]《后汉书·袁绍传》。
[17]《旧唐书·刘弘基传》。
[18]《旧唐书·柴绍传》。
[19]《旧唐书·丘和传》。
[20]《旧唐书·淮安王神通传》。
[21]《汉书·游侠传》。
[22]曾廉《元书》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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