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法之穷与人心之憾
周秦以后，游侠历代有之，使这一特殊社会人群繁衍不绝的原因，自然不再是士的失职。对广大范围内的民众而言，受强权的摧残，恶势力的挤迫，以至尊严遭到戕害，生存变得困难，乃至几失生存的希望，是导致他们中有些人奋起为侠，更多的人在心底给予侠者以同情与期待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在心底里对侠的同情与期待，又反过来刺激和鼓励一些人义无反顾地步入侠的行列，为博取更大的名声而奋斗。
引导我们进入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那段话：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文中所列诸有道仁人尚且如此，一般平民遭逢乱世，自然更多厄运。司马迁由此角度切入，其实是把人导向对如下问题的追究：一是这些人的缓急是怎样产生的，是人的主观招惹，还是外界的强力挤迫？一是当他们遭遇缓急之事亟须帮助时，这帮助是否可从朝廷、官府和国家法令中得到？倘能，一切免谈；倘不能呢？这时他能指望的又是什么人呢？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政治清明、世道祥和的时代，并不需要侠。在这种清明祥和的社会里，国家纲纪不乱，各种法律完备，官吏奉公守职，人民安居乐业。间或有局部不能调和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秩序化的改革措施加以解决；有背乱正义狂行无忌的现象发生，也可以通过权力机关的秉公执法予以制止。而当这个社会某些成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遭逢厄难，国家出为主持公道、赈济抚恤自属当然，即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也会秉着一种良知，设身处地分担其痛苦，在内心道德信念的指引下，自觉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尽管，基于一种急公好义的天性，不能排除仍会有人尚气任侠，但那只意味着他在做一种高于群体道德水准的先进行为，而基于这种行为之上的独立人群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的。特别是随着封建国家的发育完全，各种体制结构运作的上轨道，一方面士人的出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分流，既可以由荐举、科考入仕为官，也可以研经、治史，积学为儒，而无须像春秋末、战国初那样，因失职放而为侠；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弊端被规定只能在制度机构内部消解，个人倘要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一定会受到来自法律和礼俗两方面的责难甚至追究，侠的存在几乎没有可能，即使存在，也会因多余而迅速消亡。然而事实是，侠并没有消亡，相反，他们绵延不绝，无代不有，这便不能不让人转而注视整个封建时代共有的社会痼疾，去发现社会的黑暗、不公正与游侠产生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早在几百年以前，当游侠不复秦汉时的炽盛，但仍绵延不绝的时候，就有一些头脑清醒的士大夫论及此意。如明人陈子龙就说过：“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他认为吏治的昏暗，导致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正，侠正是见不得恃强凌弱贪赃枉法公行无忌的现实，愤起代天下人厉行公道，主持正义，使善良的人们得伸冤气，暴豪之辈有罪难逃责罚。由于他们为了这“正义”两字，敢于抗击强暴，不畏权势，得到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敬重，因着这种敬重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得以存在下去。只要吏失职之事还有，他们也就不会灭绝。陈继儒很同意这种说法，在为友人洪世恬《侠林》一书作的序中，特为引用。并说：“贫贱非侠不振，患难非侠不脱，辟斗非侠不解，怨非侠不报，恩非侠不酬，冤非侠不伸，情非侠不合，祸乱非侠不克。”[5]想来在他看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官府所不愿或不能解决的。并且从很大程度上说，官府还会造成上述种种令人郁忿难平的现象的不断出现。因此，他认为是世道需要游侠存在。游侠的出现，一方面表明社会的极度动荡和混乱，非世道之幸，但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万民之幸。所以他在文末又说：“然人间多怖而失箸者，则侠林震世之力大矣！”
衡之以历史上每当易代之际，群雄逐鹿中原，驱使千军万马展开相持不下的攻战，国家的政治必一塌糊涂，有实力者生存，良懦之人遭灾是必然的事。而一个王朝的某些阶段，或因天灾，或缘人祸，也总会有一段极度动荡的时期。在这种时候，皇权早跌落到争权夺利的泥淖，连年不息的征战造成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农事萧条，经济衰退，都促使着强暴和不公正的产生。而受这强暴和不公正之害最深的，自然还是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他们或纷起为盗为寇，所谓“秦以后，则揭竿之祸，无代无之，其倡之者必皆游侠之犹”[6]；或期待着侠的拯救，成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力量，所谓“乱世天教重侠游”[7]，即此意也。稍后的方以智在《任论》一文中，将此意说得更为直接明白，且在此基础上更折进了一层。他认为“上失其道，无以属民，故游侠之徒以任得民”，把矛头直接指向朝廷，指向最高统治者。本来，吏治是否清明，是朝政是否清明的一个表征，吏失职自然是上失道的一种表现。因此，这种将侠产生的根源指向统治集团最高层的说法，实在是前及二陈之说合理的逻辑延伸。所以，一直到以后，它还能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如近人黄侃即说：“苟强种不除，暴政不戢，富人不死，侠其得群黎百姓之心乎。”[8](www.xing528.com)
在这方面，说得最为具体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之武士道》中指出：
闾里之有游侠，其武士道之末运乎！上焉既无尚武之政府以主持奖励之，中焉复无强有力之贤士大夫以左右调护之，而社会不平之事，且日接于耳目，于是乎乡曲豪举之雄，乃出而代其权。太史公曰：缓急者人之所时有也。夫生于专制政府之下，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民之良懦者，其平居或往往不得衣食，委转沟壑。在上者既无道焉以振拔之矣，而法网严密，为陷于国中，或偶触犯，而非有意也，或并未触犯，而干▌之怨挟之，枉曲之吏从而罗之，则宛转无所控告，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已耳。于此时也，有人焉能急其难，致死而之生之，则天下之归之如流水也亦宜。故游侠者，必其与现政府常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太史公曰：侠以武犯禁。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顾犯之而天下归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于天下之人心也。
他认为专制政体带来的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是导致人民不得安其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游侠挺剑愤起并得到人心支持的根本原因，应该说这种论述是接触到问题本质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依附模式和等级权势结构发育之充分，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在这一元集权化体制中，皇帝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既是权力的中心，又是等级式权势结构的顶点，诸如政府系统、监察系统、军事系统、法律系统和官僚系统，无不为其统摄。并且，这种权威又无外来的制约机制，相反，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成熟，还日趋稳定和巩固，这就使得它自身的痼疾不断被重复，并趋于严重。譬如，由于从政治决策、实施，一直到政治监督的整个过程都听命于皇帝的决断，官僚系统的协调运作有时就不免流于空谈。因为皇权对一个庞大而又自成体系的官僚集团的制约不可能彻底，只要当中任何一级官员出现问题，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整个国家政治。而监察系统虽有监督、驳议、约束和弹劾等职能，但其自身的清正与否，并无另一重制度化的决裁，而仅由皇帝个人来判断。当这两者相交结，是任何贪赃枉法的事都做得出的。或以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法律系统会即刻作出反应，但“生法者君也”[9]，法律的不平等和缺乏绝对权威，使得一元集权化体制中一些结构性软点或脆点，根本无法得到避免，知法犯法，执法者违法之事也就不能杜绝。
对此，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曾着力予以纠正，希望从其本愿，在体制内部将之消解，但由于要保证这种纠正不会越出固有专制政体的边界之外，所有更张和改革的结果，只产生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特性的那种新成分，所以实际上仍不能消除原有的痼疾，并阻止新的弊端的继续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政体是产生一切社会不公正的最终根源。
梁氏及前及方以智等人或未作如此深想，但他们的讨论实际已触及这一点。“政治不修，法令不直”，即所谓“上失其道”，良懦之民“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即所谓“无以属民”。为侠者见此，有一种不能坐视的冲动，奋然挺身抗拒强暴，甚至为此得罪权贵干犯法令也不在乎，这便是他们可救人缓急，脱人于无望窘境的地方。《七剑十三侠》所谓“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指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也道出了这一事实。显然，较之朝廷和官府的权威，侠的这种急公好义具有更大的实效性和感召力。故清人李景星说：“游侠一道，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10]，而他的前辈李贽更说：“古今天下，苟不遇侠而妄委之，终不可用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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