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人格与世界：失职士人的角色转换

一、失职士人的角色转换

先就侠这一人群在中国历史中首度亮相，寻绎其如何崛起挺生的轨迹。在这方面，东汉史学家荀悦在《汉纪》中的分析虽颇保守，仍不失清晰与中肯。他在列举了世有三游——游侠、游说和游行，并称其为“德之贼”后，有如下一段分析。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则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义，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

他详细地列述了周秦以来末世风俗种种衰败的情状，言下之意，以为在如此无序的社会里，如此规矩荡失的氛围中，有一群漠视法则，以自己意愿行事的游侠产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透过荀氏激切得有些情绪化的言辞，来看这个所谓“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季世，一切似乎肇因于历史运转的无形之手。春秋末、战国初，因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壮大和确立。那些伴随这种新的生产关系而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谋求天下霸主地位，开始调整策略，纷纷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一般的敢任善任不次提拔者十分习见，乃至拜布衣为相之事也时有见到。而在另一边，那些原为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阶层，也开始骚动活跃起来。本来，这种被称作“士”的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大抵皆有职之人”^[1]。待春秋末期，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性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士再无田可食，也无原职守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知识和还可以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和勇力，他们或讲学授徒，或襄赞典礼，当然，也有人投身政治，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当各国君主急揽人才辅政之际，他们是乐于为君所用的。他们连同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并进而成为各国君主重要的依靠力量。(www.xing528.com)

具体而言，以知识见长的士人多被用为说客使者，即荀氏所说的“游说”。此种人专靠说辞耸动人主，以求进用，所谓“谈说之士贵在于口”^[2]，有时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安社稷，利国家，在国与国的攻战会盟中，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与此相联系，为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一些人或从师问学，以伺进机；或交友结党，用为援手，想方设法弄大自己的名声，求取人主的垂顾，这又是一种进身之法，荀氏称这种人或现象为“游行”。一部《左传》，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使我们据此得以想见他们昔日的面目声形。

与以知识见长的士人相对，还有一批人是以勇力擅胜的，前者在当时称“通士”、“直士”、“志士”、“修士”（大抵以德义著称），“辨士”、“法士”、“文学之士”（大抵以才学著称）；后者则被称作“农战之士”、“列阵之士”、“持戟之士”（大抵以勇战著称），“烈士”、“勇士”、“勇敢士”（大抵以情怀激烈著称）。他们投身到人主麾下，仗义行侠，持高节，爱名誉，为知己献身，也为自己作为一个侠者立名。本来，古代所谓士，大都是武士，如前所说，平居之时为卿大夫家臣，统驭百姓，战时执干戈以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他们都要学“六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在庠序，接受全面的培养和锻炼。然而依各人的情况，总有长于文章辞令和长于射御攻战的区别。前者发挥其所长，宣扬礼义教化而成儒，主张兼爱非攻而成墨，鼓吹现时功效以干时主而为纵横家；后者发挥其所长，则为奋死无顾忌的勇士，乃或替人打仗、任气尚义的侠士，是很自然的事。

对此，宋代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也有过相应的论述。他认为智勇辨力四者，是天地之间最杰出的人才，大多不能“恶衣食而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先王倘能分天下之富与此四者共，使其人皆有职可守，自然就能安其心，其他百姓因此也不易谋反作乱。如六国之君注意蓄养这批人，使不失职，结果“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秦二世初欲逐客，亏得有李斯谏阻；既并天下，又以客为无用，任法而不任人，这批杰出人才既不能“槁项黄▌以老死于布褐”，又耐不住“辍耕太息以俟时”的寂寞，自然是要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联系前述春秋奴隶时代，封建全盛，井田未坏，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百姓安于耕凿，很少有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井田制崩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之事接连发生，已无力顾及养士，有的则骄奢淫侈，根本无意恤士，最终致使士人“降在皂隶”，“于今为庶”，成为流离失职之人，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纷纷觊为士者的实际情况，及以后王夫之所谓“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行于天下”^[3]，他的论述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在文中，他分士为智、勇、辨、力四类。智、辨即“辨知之士”，属于偏尚用文的一类；与之相对，勇、力之士，则偏属用武的一类。结合荀悦所论“三游”者，毋庸置疑，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而游侠则出于后者，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的勇力之士。

“古史辨”派巨擘顾颉刚据此，曾在《武士与文士之转换》一文中推衍其意。他指出，战国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人至是分歧为二”。指出战国时代，随社会急剧变动，士的角色有大转换无疑是正确的，但截然将尚文者指为儒则有失全面，不如吕思勉“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来的允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