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萧红：谁更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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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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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中，张爱玲和萧红无疑是民国最有才华的两个女作家。没有之三。

电影《黄金时代》上映，讨论萧红的文章多起来。

我不满这部电影的，倒不是它沉闷的叙事方式，而是它竟然在3个小时的篇幅里隐藏了萧红的创作过程与文学成就，使得人们（尤其是本来就不熟悉她的人）再一次只关注她的私生活。

于是就有人就拿萧红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文青”相提并论，认为萧红是“作”死的：私生活混乱，软弱病态，只能从一个男人身上辗转到另一个男人身上。

总而言之，她最大的悲剧，都源于她不自重不独立。

萧红自然有她的性格缺陷之处，可如此武断地、哄闹地评价一个天才女作家，进行道德大批判，恨不得给她挂上破鞋游街，未免让人齿冷心寒。

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安分于辍学结婚生娃的女人；她是写出了《呼兰河传》、用最纯净的文字注视过这个苦难世界的女人。

我忍不住难过地想，萧红究竟要如何独立才能避免那些苦难？独立与否能在多大程度上衡量她的一生？我又想起张爱玲，张爱玲一生都拼尽全力追求“独立”，可谁又仔细检阅过这“独立”背后的偶然性、无奈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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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坚强的意志力，从小时候她对金钱的认识，就可以看出来了。张爱玲9岁时最想做画家，后来看了一个画家（可能是梵高）穷困潦倒的故事，大哭一场，心里的画家梦从此破碎了。

张爱玲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父母祖上都是名门望族，但父亲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家里已显露颓势。

她母亲是个新式女性，天资聪颖，不愿在旧式封建家庭中耗掉一生，在张爱玲4岁时，卖了自己的嫁妆去欧洲游学。

张爱玲后来和父亲、后母生活在一起，她在童年时，就感到了向父母要钱是没有尊严且窘迫的。

她说：“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花钱的地步，那是严格的试验。”——这句话评价的是她向回国的母亲要钱时，那种“琐屑的难堪，一点一点毁了我的爱”。

张爱玲很早就有了女性意识。她和弟弟各有一个保姆，她的保姆因为带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弟弟的保姆，并且常常对她说，你将来总是要嫁的。

她后来在《私语》中写道：“张干（她的保姆）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张爱玲和萧红一样，看到了女性的不公正命运，他们都被父亲囚禁过、也都有从旧式家庭中逃离决裂的经历。

少女张爱玲逃出之后，在母亲的一点庇护之下，狠心念书，发誓要拿全奖去伦敦大学，结果考了整个远东区的第一名。

由于二战，她只能入读香港大学，在香港期间也是丝毫不敢放松，每学期都要拿全奖，她再也不愿经受向亲人要钱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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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沦陷后，张爱玲返回上海，正式开始写作生涯。

22岁的张爱玲在上海迎来了她的“黄金时代”。光是1943年5月至1944年6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她就发表了《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将近18篇小说。

她未经过青涩的摸索期，一出世就技艺圆熟、惊艳四座。这些小说至今仍是文学史上的瑰宝。

年轻的张爱玲很快实现了她从小就心心念念的经济独立。

尽管她自称写文章“慢而吃力”，但这时她已能依靠这种天赋争取来之不易的自由，终于摆脱了长久以来被贫穷压迫的噩梦。于是她意气风发地喊：“成名要趁早呀！”

张爱玲对世界之残酷非常清醒，在她喊出这句话时，是下决心要通过写作实现经济保障的。

张爱玲的极致聪明，在于可以写出叫好又叫座的小说。

她写通俗爱情、男女之事，故事里充满畸恋——她是知道读者在哪里的，读者才是她的衣食父母，读者可以为她撑腰，让她理直气壮地坐在公寓里写作。

同时，她的天分又在这些通俗故事里展现了流光溢彩的文学之美。

她要拿《红楼梦》的写作标准要求自己：“要一奉十”——读者要一分的东西，她要写出十分的东西来，“作者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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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张爱玲已经比萧红要“成功”得多了。看起来张爱玲比萧红更要强、更果断、更不怀侥幸，对任何人（包括任何男人）都不抱彻底的依赖。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个因素：她的环境比萧红更优越，上海毕竟是国际大都市，机遇和舆论都远远好过那个封闭落后的东北小镇。

在几乎相同的年纪，当张爱玲年轻成名时，萧红却在寒冷与饥饿中四处逃窜、别无去处。最后，不得不一边投靠男人一边怀孕一边写作。

萧红肯定也是要强的，否则她不会做出让整个家族蒙羞的逃婚“丑事”来。但是，她的能力与她所处的环境，不足以支撑起她要解放自我的渴望。

这对于同样有才华、心高气傲过的她，肯定是致命的痛苦。

萧红一定经历过走投无路的孤独与绝望，对生活的锋利与冰冷有蚀骨的体验。

所以她才会说，男人对她的伤害，并不那么痛，因为“经历过伤筋断骨之痛，皮肉之痛也就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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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的巨变相比，个人的命运终究是仓皇的。张爱玲的“黄金时代”也很快消失了。(www.xing528.com)

她那些“鸳鸯蝴蝶梦”般的故事，渐渐不能适应革命和政治的要求，她的市场开始走向萎缩，在大陆的最后两年，她也不得不靠写一些剧本来赚取生活费。

到了50年代，张爱玲凭借对人性敏锐的嗅觉，预感大陆不可久待，从香港辗转去了美国。

从此以后，张爱玲的命运就接近一个世俗标准的“普通人”甚至“失败者”了。她嫁给一个美国三流作家，丈夫瘫痪后，她照顾了6年。

她常年生活拮据，申请各种写作基金，也非常费力地申请了大学的研究职位，但学术研究不是她的长项，老板很不喜欢她，她最后离职。

她写的两篇英文长篇小说，都被退稿，在美国找不到地方出版，她试图借英文小说打开北美市场的愿望彻底落空。

在美国近40年，张爱玲深居简出，极少与人来往；她神经质般地搬了无数次家（据说有180多次），总觉得公寓里有跳蚤，真是如谶语般地对应了她年少时写的“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1995年，张爱玲谢世于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

于是有人说张爱玲“晚景凄凉”。后来宋以朗澄清说，张爱玲去世后的银行账户里还有2.8万美金，并不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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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几十年，张爱玲很难通过写小说谋生了。她做学术研究、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都是为了谋生，但这些事情，于她的才华都是巨大的浪费，这就好比让爱因斯坦去做汽车GPS导航器。

假如没有曾经的盛名和一些港台出版人的帮助，张爱玲在美国的谋生一定更艰难。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假设张爱玲没有在上海成名，假设阴差阳错，张爱玲错过了她短暂的“黄金时代”。

那么，身怀旷世奇才的她，在美国的谋生也会十分难堪，也许也不得不靠嫁人来解决生存难题。

也许，我们再残忍地想一想，假如她从没有得到过她的“黄金时代”，她也就无法意气风发，无法孤傲独行，也许她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一名普通的小职员，再嫁一个美国人，过完寡淡的一生——听起来是多么“独立”、“自主”的人生。但世上从此再无“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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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萧红不一意孤行地抗婚，与商人之子汪恩甲过日子，应该是众人眼里皆大欢喜的一生，然而她的才华与欲望不是这样的婚姻可以容纳的。

有人说她软弱，是的，在最苦闷的时刻她无法独自面对，一定要有伴；可这也不是不可饶恕的，谁在最绝望的时候不渴望拥抱呢？

萧红苦闷，是因为她看得见周遭的荒诞麻木，她不愿意成为荒诞麻木的一部分——这一份勇气又岂是“软弱”能定义的？

她在饥饿、贫穷、疾病中仍然坚持写了几十万字优秀的作品，这一份强悍与毅力，又岂是“懒惰”、“毫无意志力”能断言的？难道只有去摘棉花、扛砖头才叫“勤劳”？

萧红并非不想独立。在险恶的环境中，单纯依靠艺术创造来实现世人认可的独立，是一件非常脆弱的事。

张爱玲的“独立”也是一种脆弱的偶然。

艺术创造不是简单的物质商品出售。如果说依赖，那么欧洲历史上许多诗人、作家、作曲家都依赖过贵族的支助。

不同的是，他们得到的是赞助者的理解与尊重，萧红得到的是拳打脚踢与背弃。世界的恶意也在于此，生前风光，那么身后被追捧；生前凄凉，那么身后被嘲弄。

萧红反复说：“我别无所求，就希望有个安稳的地方好好写作。”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就是写作。她不愿为革命宣传写，只想为自己写，她是一个罕见的个人主义写作者。她在动乱的环境里屈就，是为了争取一点时间与空间。

她极端的痛楚需要一个情感庇护，因此来自男人的一点点温情也能让她抓住不放手。我实在不忍为此苛责她，我只是理解她。

我读过她那么忧伤又优美的文字，是那么得好，因为懂得，所以愿意慈悲。

懂与不懂，才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小镇上那个最性感的女人在最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做了德国军官的情妇，后来她在大街上被全镇女人撕衣服、扯头发、吐口水。

只有少年雷纳多一直偷偷地爱着她，终生都爱：“岁月匆匆，后来有很多女人在我的臂膀中问我爱不爱她们。

但是我最爱的女人，却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只因他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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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常宣扬“女性独立”，我也很爱钱，但在艺术领域，我很难拿“经济独立”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无论男女。

是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常识：有的人留下的精神产品是无价的，是任何物质都无法与之等价的。

为了经济独立，很多创作者一边打一份工，一边进行创作。

比如写了《三体》的刘慈欣老师至今不敢辞去工程师的工作，而他感到焦虑的是“发现最近再也不能熬夜了，不能熬夜就意味着创作的终结”——因为他所有作品都是在工作结束后，熬夜完成的。这样的例子不胜其举。

你当然可以钦佩他们的毅力，他们拼命在世俗评价和精神追求中取得双重平衡，但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平衡对某些天才的伤害。

当然，许多人也并不在意“天才”，他们的想法仍然是：拽什么拽，没有群众，天才算个屁。

这些人花钱去欧洲看梵高的画，也会笑着评价：那个把自己耳朵割下来的loser；或者问：梵高活该，他为什么不能一边画人像挣钱一边画向日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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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尽管从9岁就下决心不能成为潦倒的艺术家，终究也难以避免老年的落寂。她的天性与才华，注定了她不可能符合“老百姓”的标准，度过热闹的、庸碌的、团圆的一生。

当她年老独自坐在公寓时，也许会悄悄地笑：将来自己的故事，是否也会吓到一个9岁的小女孩丢掉作家梦？

可丢得掉的，就注定不是你的。命运冥冥中自有它的主宰。而天才的命运，不是凡人们一句“性格问题”所能了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