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简史：探索数字美学

古时候，水被看作是深不可测、无边无际的大海（参见Campion, 1994: 187—188）；帆船成为一个隐喻，象征着在生存之海上颠簸漂泊的人类；亚洲人热爱水，把它看作再生之源（参见Giedion, 1948: 630—644）。然而，欧洲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这一切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被看作有待驯服的动物，被看作交通工具，被理解为被水车分隔成一段一段的水流，因此高耸的欧式风车的设计和新式的造桥艺术的出现才有了可能（参见Gimpel, 1988: 85—87）。周而复始的雨的循环成了水动力学中的一项技术，于是洗浴变成了相当私密的事，先是局限于家中，进而局限于盥洗室，再后来则发生在套房中的浴室里（参见Giedion, 1948: 686）。城市中铺设的水管系统是网络的雏形，它为家庭用户提供一种不可见的技术服务。面向家庭的煤气和电力服务走的是供水系统的老路，连用测量仪表计量和垄断式的结构也分毫不差地照搬了过来。唯有电报服务从来没有进入家庭，也从来没有谁想把电报服务变得更加方便用户。电报正如电影一样，需要一种专业技能，因此公用电报局便成了信息传送的公共点。电话虽然与电报使用同样的信息发送机制，但它以现代的简化方式革新了信息发送者的任务，所以它能够从公共空间转移到业已密布着水网、煤气网和电网的家庭空间。原本是生产和在生产场所的家庭正逐渐转变为消费场所；这一转变为单信道通讯装置（如收音机、音乐唱片、电视）进入家庭铺平了道路，也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摄影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样，这一转变也为既是通道又是计量表的调制解调器的普及打下了基础。

通过电源传送数字信号的方法出现以后，电与信息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流动概念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在上个世纪末，电力行业把大百货店、世界博览会、游乐场、喷泉照得美轮美奂，一度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力量。现在的电力行业所代表的已不再是对稳定和常新的肯定，而是表现出对现代性的渴望，成为人类秩序的一种机械表达方式，取代了自然，征服了历史，使世界成为可消耗的消费品。电力被当作一种清洁的能源，这种形象一直得到不懈的宣传，这样一来便把流动的隐喻据为己有，尽管水和电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且不能相容。倾泻在夜间的电灯光被比喻成水（我们可想到的是奥布莱恩^〔16〕笔下的德赛尔比，一壶接着一壶地烧着开水，以驱散黑暗的瘴气）。窗户里的灯光不再泻向大街的时候，电灯光仍然在人间抛洒，在城市中渗透，像阳光一样在溪水上闪烁（Schivelbusch, 1988）。同时，作为被分割的流动，电的动力随着轻便电动机的发明而涌入厨房，取代了手动榨磨机，侵入冰箱，进了洗衣房，夺取了清洁工的工作。因为工厂对人手需求不断增长——特别是在美国，且帮佣服务也不符合日益增强的民主观念，资产阶级家庭主妇不得不以电器代替佣人，于是她们的新电器取道农场、商品目录或百货公司，进入了家庭的中心。

电的短暂辉煌所代表的进步观念不久便退缩到家庭这个有限范围内。这样一来它便走向了个性化，即便在电力传送机制这个小细节上也体现了个性化的倾向。早期的电器后面都拖着从插座里接出来的导线，从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电器的相互间的连接。在1890年代左右，连接在隐藏于墙脚面板下的环形电路上的分散的墙面插座开始出现了（Schroeder, 1911: 125—127）。这是一项很普通的用电的标准化措施，但它同时也表明消费者在这个庞杂的相互连接的网络中的主动参与意识日益减少了。毫无疑问，相互连接性是有全方位服务的现代居所的特点，但正如取代了汲水泵和水桶的水龙头一样，墙面插座削弱了这种相互连接的意识。我们消费的不管是电、煤气、水还是信息，它们都是商品，是割断了其生产或交换的物质性的商品。电的交易过程把电既当作一种服务又当作一种意义来销售，这就使电在商品从其使用价值转向其符号价值的转换过程中成为先锋。电消除了拖在其后的电线也就消除了它的分配标志，于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就失去了唯一可资识别的且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之社会性的形式，造成了我们的孤立。

电流与从前的水力和蒸汽动力一样，可以用通用单位衡量，可以改变方向，其运动可以分解；像中世纪依靠大坝和闸门的磨房和蒸汽机一样，电流需要开关和逻辑电路。所以，电流用的是水的机械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在蒸汽引擎的神话中受到特别关注，进而塑造了诞生于1940年代的信息理论。不过，电流也有一些特别的新特性。通过远距离传输的电力在抵达最终用户的时候丝毫不减其威力，这一点与机械力和水力不同，所以距离因素可以忽略不计。水需要往低处流，而电则无视引力作用，因此可以循环供应。这种循环结构则提供了一种原始形式的反馈；这种形式的反馈首先在浮球阀蓄水池上得到运用，而其最经典的运用则体现在中央供暖系统的自动调温器上。

控制蒸汽气压的自动调节器是模仿另一种水技术的反馈装置；香农著作中的信息理论经过维纳的推广，为工程技术带来了一场革命，而这场技术革命的核心正是这种反馈装置（Wiener, 1948, 1950）。在像电话网络这样的封闭系统中，反馈的作用是保持系统的自我平衡。香农是个工程师，他所面临的工程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线路网中转接大量的电话信号；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数学模型，使系统满负荷运行而又不至于导致系统崩溃。他于1948年发表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的论文仍然在产生反响。但影响力最大的还是他的论文中所表达的最本质的表述：信息是单向流。发送者将信息编码，传送者将其送达另外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信息被解码并接受。反馈装置只用来判断信息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传递和接收，达到了发送者所预期的形式和效果。接受者的任务只是需要作出“信息收到并理解”这样的反应。

蒸汽用于商品生产标志着机械化的过程最终完成；机械化把流动分割成元素单位，割裂了流通过程之间的联系，只有反馈还发挥着监督和控制功能。从齿轮传动链到单向广播，“发送式的”传播成为我们关于交流的概念中的最重要特征，这种交流概念牢牢地扎根在19世纪。这种结构对资本的社会经济学的顺从是其力量的主要源泉，但其美学欲望的满足则主要来源于它那根深蒂固的、十分熟悉的隐喻。从潮水的涨落到输入输出装置，对流动的逐渐控制越来越限制了人与世界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之感。它甚至影响了电脑、电脑软件、交互式软件包的设计，也日益影响到互联网的构想。(www.xing528.com)

从炊具到电脑，家用电器与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割断了联系；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市场上的家用电器都被包装在干净卫生的白色外表下。与此同时，水则带上了与混沌理论相关的紊流特征，而这种特征则与混沌理论相关联，因为自然水循环和神秘的水动力学仍然令人大惑不解。现在，电与信息管理的效率模式联系了起来，而水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交流的概念，即交流是复杂的（Waldrop, 1992）。我们所继承的现代效率概念是有问题的，它源于能源工具，是以牺牲社会价值为代价的（Munford, 1986: 25）。与之相对，有些具有无政府倾向的人提出了一个与水的特性更相近的解决办法，如德勒兹和瓜塔利在《游牧学专论》（Treatise on Nomadology）中提出的“小科学”（minor science）：

首先，它采用水力模式；它不是一种把液体当作特例看待的固体理论。古代的原子论与流动是分不开的，流动即是现实本身，或者说流动性即是连贯性……这个模式是个变化模式，是个异质共存模式，不同于与稳定的、永恒的、同一的、连续的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定理性模式而是问题性模式……人们从一个大的类属出发，根据特定的区别，到达具体的类型，而是从一个问题出发，到达能够调节或解决这个问题的偶然属性。（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361—362）

他们以哥特式教堂的建造和18世纪的桥梁建造为例，提出以实用的、“阿基米德式的”办法取代理性的、学院式的分类科学。这种小科学的“问题”在于，它不去处理柏拉图式的永恒形式，而是去解决制造过程中的实际任务。这是一种“杂配式”的科学，属于那种便捷的但不上档次的修修补补方法，可以把水管或程序拼接在一起，很粗笨，但很管用。沙特尔^〔17〕的泥瓦匠和建造雷恩教堂^〔18〕的工匠虽然也有规划设计图，但他们是一支解决具体问题的队伍，大家用自己处理石头的经验，共同把教堂建起来，把精英分子的构想变成现实。德勒兹和瓜塔利希望把这种亲自动手的、实时的知识带到当代世界中来，并把这种知识中的隐喻的紊流结构保存下来。

不过，有个弱点一直困扰着他们：他们坚持认为政府是坏蛋。这也是那些持自由论的企业家的主要趋向；《问答2000》（Mondo 2000）和美国版的《联机》（Wired）杂志中到处是他们的自由市场言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他们用“多对多”的小企业伦理取代“少对多”的陆基（terrestrial）广播模式。市场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为专制主义政治所困扰，而在专制主义政治中，政府是唯一的敌人。市场无政府主义者在“多对多”模式中找到了对买方充分了解行情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化的肯定。然而，经济主体既不可能充分了解行情，也不是理性的；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网络化的主体性没有欲望、没有需求、也没有目标，只会对市场选择作出反应并通过市场选择向公司的信息流作出反馈。正如美国表现平民意志的电子市政厅概念一样，民主体制中最好的反馈机制总是致力于证明自身是无用的，于是消费便成为表决的一种形式。当代的文化研究往往把这样的反馈看作自主性的证据。然而，正如单一线性信息概念一样，抵抗属于一种气流驱动型的交流模式：因果关系单一，可以根据效率进行评价（这是封闭系统中的流动的一种特性），在公司资本信息循环中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反馈活动而已。德勒兹和瓜塔利企图恢复一个古老的流动概念，但却陷入其隐喻性结构中，这种结构属于蒸汽机式的封闭整体，使信息变得机械了。他们很受技术乌托邦空想家们的欢迎（参见Plant and Land, 1994），因为他们把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市场的无序状态结合起来，为公司的游戏世界创造出环境。这样的系统只要是封闭的，就完全可以限制在公司的结构中；较之大公司高举流动性和游牧性大旗来对抗的民族国家，现在的公司结构范围更大，更加全球化。好比无边无界的文本，也好比对市场的无条件接受，乌托邦无政府主义建立起的是一个没有外壳的机器，与社会的其他紊流结构没有联系，其流动不管多么混乱，最终也会被容纳这些流动的导管所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