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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美学:迷恋终极之物,宇宙身份探索

时间:2024-01-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外行对终极之物的迷恋强化了普通人与专业天文学家的认同,建构出想象的共同体,使这个想象共同体变成了“我们”,这个“我们”是宇宙探索的一个集体主体,雄心勃勃地寻求宇宙身份。我们想与神秘交战并将其驱逐;我们想发现别人存在的证据与我们自己的独特之处;我们想学习并推行我们的知识,揭示并隐藏其局限。调查过去所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不能直接观察。

数字美学:迷恋终极之物,宇宙身份探索

调整传感器的方向,使之由从外向内看地球变成由内向外观察无垠的宇宙空间,这种调整的背后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矛盾的、并发的动因。外行对终极之物的迷恋强化了普通人与专业天文学家的认同,建构出想象的共同体,使这个想象共同体变成了“我们”,这个“我们”是宇宙探索的一个集体主体,雄心勃勃地寻求宇宙身份。如此建构出来的“我们”目光向外,探求知识;对知识的热爱据说是我们人类先天具备的本能,但它实际上是形成于西方理性主义(特别是专业化的科学)之中的一种东西。我们目光向外,意在打破知识的局限;因为“当我们重复古老的观星行为时,宇宙的奇迹与美景将再次展现”(Neal, 1990: 7);同时也因为这种对宇宙范围的沉思“使我们进入了想象的领域”(Neal, 1990: 7)。我们像绘图员一样把目光投向宇宙深处,把发现的逻辑应用到言语难以表达的远方、“新疆界”、“终极疆界”;有了这样的疆界,逻辑结构就可以把桀骜不驯的、不可思议的距离囊括在自己的结构之中了。我们目光向外,发现自己的世界孤独地处在我们几乎不了解的银河系的边缘,迷失在难以言说的、闪烁着古老繁星的天空中;我们体验着上帝的死亡,带着强烈的独特性欣赏着把我们与无边的黑暗分隔开来的意识的火花。我们向外看,因为向外看就是向后看,“以前所未有的明晰,观察遥远的过去”(Chaisson, 1994: 3)。我们想与神秘交战并将其驱逐;我们想发现别人存在的证据与我们自己的独特之处;我们想学习并推行我们的知识,揭示并隐藏其局限。人们熟知的通俗天文学是个极其自相矛盾的怪物。

天文学观察丝绒般光滑的夜空时,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西方的星星失去传说的外衣与神圣的外衣之后,科学把经过校正的哈勃望远镜所观测到的星星所具有的自主性强加到星星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魅力也许更明显了。现在再往天上看,看到空无就像看到光线一样容易。从牛顿的反射望远镜开始,光污染与现代成像技术的复杂性使未经中介的凝视成为硕果仅存的残留物。调查过去所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不能直接观察。这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局限:一旦谈起你看到的东西就会使人想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经常使用的间接词汇,如“哈勃天文望远镜在探索参数空间内的一个情况不明的过渡区域(twilight zone)”(以前可没有人这么做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反对使用“可爱”来描述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出来的哈勃天文望远镜拍摄下来的空间奇观图像,于是哈勃天文望远镜开始执行其使命的前18个月里,人们把这些图像命名为“提早公布的观察资料”(Early Release Observations,简称ERO),这个名称用起来没有任何反讽之意(Chaisson, 1994: 103),表达了在凝视极限客体(limit object)、抑制性的黑暗及遥远的过去时凝视的目光的受压抑的强烈的色欲,就仿佛不能凝视母亲的身体和你自己孕育和出生过程一样。弗洛伊德对美杜莎神话的分析表明,人们有间接凝视被禁止观看的妇女的冲动(Freud, 1940);对哈勃天文望远镜所拍摄的图像的命名与弗洛伊德对美杜莎神话的分析有类似之处,这表明,即便在最理性的事业中也顽强地存在这无意识

能成为天文观测对象的星星和宇宙天体是极限客体,因为它们已经变形为能指。对哈勃机械感知的控制比遥感更加神秘,因为它从间接收集到的分散的光粒子中推断出遥远星星的存在,并在其存在的迹象下吞没其客观性。没有这样的测试区域,可以在上面画出从宇宙空间中得来的样图。星星不是为了人们观测而存在的,可靠的证据只有能量量子;但是经过数字编码与遥感勘测的处理,甚至这些能量量子也脱离了它们自身的物质性。绘图的机器组合把分散的机械感知组织成统一的宇宙地图(比如说,根据绘图习惯,无限图像和哈勃图像的顶端都表示北方)。远古的星星(能证明这些星星存在的量子随时间流逝而逐渐衰减)被一层一层地遮蔽了:首先是这些星星被当作能指;然后,在无所不包的宇宙话语中,这些星星又被当作工具性的所指。所以,天文学的“我们”既是想象出来的准科学的跨国体(transnation),也是一个理想的专业交流社区;这个“我们”的标志不仅有其交流策略中不断高涨的非理性主义,而且有这个非理性所围绕的客体。作为客体,宇宙的标志是“缺乏”(lack):标志宇宙客体的是世俗主义以及人类的无知与人类的知识的同步增长,是其证据的短暂性和其主要对象之间的无穷距离,是企图捕获该客体的指涉策略。宇宙观测只能使人想起或重新发现一组以缺场为标记的客体。对不可能知识的探求就是对不可能之物知识的探求,也最可能是对迷失的无意识的探求,对主体本身的探求,是在遥远的过去和过去的遥远中重新探寻迷失(因为不可能)的统一性。想象出来的“我们”的社区建立在迷失的不可能客体之上。

宇宙论宣布了其目的,用相同的单位来衡量时间与空间;在如此宏大的规模上,最早的与最后的事情缠绕在一起。由于宇宙被以神话的方式解释为有了开始与结尾,因此宇宙概念在整体上依赖着一个指涉过程,这个指涉过程把它引向崩溃的边缘。有一种追求(对起源、对业已迷失的和谐过去的追求)总是通向母性的拥抱。而另外一种追求(与熵的适应性相联系)将同样确定无疑地导致自我在死亡中毁灭。天文学的驱动力冲动把普通大众吸引到天文馆与科幻商店;这种驱动力就像拉康式的无休止地寻找母性统一的证据一样,也许是可以理解的。空间是一个维度,同时也是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它无疑被女性化了,无疑与神秘、遥远、异国情调与东方编织到了一起。天文学的诱惑之一在于母亲的身体,在于虚无空间的缺场,在于向女性否认外层空间(参见Penley, 1997)。另一个诱惑在于死亡诱惑,在于所有能指背后的缺场:担心所指中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来自太空的、显示宇宙出生与死亡的奇观图像基于生命出现之前与生命出现之后的虚空,构建在图像真实(imaged real)与反褶积图像(deconvolved image)之间的脆弱类似上,不能作为实在的证据。要相信这样的图像,我们就需要有特殊的信任,在这些图像中看到比欲望更高尚的感情的对象。尽管哈勃天文望远镜完全是为了科学理性而建造的,但它是特技电影;尽管哈勃天文望远镜是为了壮观的空间行为而建造的,但它是爱情故事。

假如有人像哈勃天文望远镜一样容易出事,我们就会开始寻找此人无意识中的各种自我毁灭冲动。但是哈勃天文望远镜并不反常。像弗洛伊德的失误一样,哈勃天文望远镜的交流故障与愚笨的、不协调的制度性笨拙并不是异常的征兆,而是在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管理局公共形象的统一身份之中的普通、无言矛盾的证据。这些矛盾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矛盾。非理性并不外在于技术统治论,也不对技术统治论进行颠覆;非理性就是技术统治论的化身。使协作人格得以成立的管理理性主义被管理无意识的非理性所加强。对普世真理与理性的追求产生了其对立面。与其普世的但却是碎片化的客体相对应,理想化的、想象的全球交流理性产生了一种普世的但却是碎片化的主体,永远渴望着那个从来没有存在过、且无可挽回地迷失了的共同体能够奇迹般地复苏过来。在浩瀚的宇宙中,协同人格发现了大家能够共同体验的东西,那就大家都承认感到迷茫和不完整。由于对想象共同体的向往,宇宙主义者的文化利用机器感知的神奇的自治能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象征就是外层空间的轮廓),来管理那种对相互依存关系的向往,维护竞争性资本(agonistic capital)的利益。这种对协作依赖的亲密管理具有色情意味,是对欲望进行系统化的社会安排。这种管理与对极限客体和最终之物的主体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消除相互交错,是流行文化与大科学(Big Science)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矛盾。

马尔科姆·朗埃尔的《爱丽丝与空间望远镜》(Alice and the Space Telescope, 1989)无意中揭示了大科学的理性与其不合理的运作之间的令人困惑的关系;揭示了几乎毫无遮掩的色欲与一种爱之间的关系,这种爱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想象其爱之对象是不可能的。在朗埃尔的寓言式教学中,他所设想的理想学生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而爱丽丝的镜中世界(Looking-Glass Land)与爱丽丝的奇境(Wonderland)则代表着宇宙探索的退化。在对爱丽丝的教育中,朗埃尔只有一次允许爱丽丝直接向他抱怨,但是他回答说:“爱丽丝,我不想施加不必要的影响,但你必须意识到,你的地位并不非常稳固,我完全可以改变故事中的某些部分”(Longair, 1989: 70)。对一个虚构的女性行使权力(朗埃尔声称,她现在“比以前长大了许多”,1989: 4)不能不说有点有违常理,但更为有违常理的是在教育中抑制爱,把教育重新变成命令,在家长式作风中不时插入虐待狂式的威胁,把约束重新变成几乎不加掩饰的关于知识的色欲寓言,最终泄露出其纯洁之爱的目的并不是针对能做的事情,而是针对不能做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朗埃尔不知怎么地在文本中暴露了自己的想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分析结论),而是说爱总是有违常理的,把本能转化为生殖工具,使内在驱动力适应社会象征要求;在此过程中,既没有纯洁的爱,也没有纯洁的欲望。朗埃尔寓言的道德寓意在于,对色情进行管理的雄心总是与爱之升华的弯道相匹配:知识之道与爱之道总是时运不济。(www.xing528.com)

法斯宾德曾经说,“看过道格拉斯·塞克(Douglas Sirk)的电影以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爱是最好、最阴险、也是最有效的社会抑制工具”(转引自Noonan, 1980: 42)。性爱是协作人格中的支配性事例。法斯宾德描述的是性爱,性关系在无意识历史中就像芝诺悖论一样发挥作用。当阿基里斯(Achilles)的箭射到美女布里塞伊斯(briseis)先前所在的位置时,她已经又向前走了;无论欲望何时到达完成之点,欲望客体总是继续前行。性欲化的愿望,即阿基里斯想射杀他心上人的愿望,绝不是渴望得到对方的愿望,而是一种自损的愿望,或许是一种在伤害自我的过程中毁灭对方的愿望。就像实验方法一样,它通过数学无限小地接近目标。如果欲望总是针对他者的愿望,那么性欲化的欲望就是一种对他者能指的欲望,是一种可以得到、因而也是可以操纵的破坏性的欲望。天文学的爱之死(Liebestod)是一个象征过程,这个象征过程在欲望的符号下消除自我,能指取消了缺席的所指,把自我编码成象征的欲望。塞克和法斯宾德的社会之爱欲是历史偏差:爱欲被当作象征,欲望被重新指向总是带着价格标签与商标的化妆舞会的服饰。这样的社会之爱欲永远把主体性锁定在现在,把一位已死的神钉在神圣而且得到认可之床上方的十字架上。

哈勃望远镜中的机器组合拍摄下来的照片被小心展开,展开过程中甚至充满了同情,这种同情既是针对这些照片中的物体也是针对拍摄照片的设备。这些照片是静态照片,但它们包含着时间——这时间不是感知照片中物体时的瞬间,而是光子穿越茫茫宇宙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机器本身被用来探寻天文学的宇宙主体,它依然尊重能量量子(而非电子人感知)的形式上的自治。这些量子的旅行构成了观察者与被观察物之间的那一丝连接;这些量子是红外线紫外线以及可见观察中的唯一的物质。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哈勃望远镜的观测目标就是这种光线微粒及其穿越数万亿英里距离、数十亿年时间与磁场与引力场、星际尘埃、宇宙背景射线之间交互作用的光谱证据。如此古老的光线只是其源头的并不那么纯粹的证据,在天文调查收集、修正这些证据之前它们就已经不是纯粹的证据了。像遥感一样,哈勃天文望远镜的宇宙照片需要包含时间:如果没有时间维度,单个图像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移动图像的形而上学再次进入科学观察的领域。图像与图像之间捕获的是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图像之中,这个变化过程就是那条把图像与图像分离开的黑带子,是爱知欲望的虐待狂式的反中心。爱欲的知识是恋物的,也是转喻性的,以局部代替全体(pars pro toto ),以物体的局部代替不在场的整体。在电影理论中,这种与图像的关系是拜物主义的经典矛盾(参见Mulvey, 1975)。然而,作为数据与数字显示,它具体实现了另外一个更难处理的矛盾,即电影的特点和数字呈现的特点之间的矛盾:电影中最具特点的是爱欲的周期性变化,而数字呈现的特点则是把自我降格为屏幕——数字图像被投射到目光中,而不是目光投射电影图像。

在西方的自我想象中,外层空间的形象占据着一个神奇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外层空间的形象是一个常见的证据,证明普世性是不可能的,宇宙是不可知的。通俗天文学已经越过天文学的界线,进入虚构,但外层空间形象的情感吸引力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吸引力也存在于想象中的电脑空间。环绕在地球之外的外层空间就是协作式超越个体的科学与爱情、爱欲与理性之间的复杂性的最合适的虚空。这种与我们模模糊糊意识到的一些感觉混合在一起的浩瀚的、难以名状的虚空;在终极之物面前编织起来但最终被终极之物打败的欲望与逻辑;在火光面前的孩子对非电影的迷恋升华到文化的顶点:这些都是空间科学与特技电影的特征,其区域边界在天文馆里和巨幕立体电影(IMAX)屏幕上模糊起来。在对无穷无尽的陌生之物的色欲化的过程中,外层空间的意象占据了东方主义曾经占据的位置。

标志着西方爱知空间(epistemophilic space)的理性与无理性的小失误与遗忘(parapraxes and forgettings),以及对宇宙主体的无意识的色欲化,都不是陷入个体化的心理分析主体的意外事故,而是更加复杂的色欲、规则与闭塞的历史。在西方公共领域,它们形成于不解与误认的痕迹之上,这些不解与误认比任何社会交往都更加能够标志出帝国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西方帝国的历史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受益于其财富、威望与权力的源头,此三者交错在一起,把全球化中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演化联系起来。在三者的交错关系中,欲望和恐惧相互影响;在相互影响的欲望和恐惧中,一种扭曲的爱扎下了根。企图把这个世界解读成一种荒无人烟的遥远的资源,此中暗含着对被轻贱的情人的报复:从这个世界转向荒芜的空间,此中暗含着对有欲望追求的自我的一种报复。无论其交往过程多么有违常理,我们都得把欧洲与东方的罗曼司理解成一种真正的爱,因为爱不是社会之物的成功,而是社会之物的失败,是一种对无穷尽失败的升华,这种无穷尽的失败便是帝国资本之下的主观性。这种无穷尽的失败的表达方式如下:它渴望得到不可能得到的对象;它渴望得到不可能得到的色欲;它渴望与被殖民的他者建立起社会关系,但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它是不可管理的,它总是以色欲的无意识替身的面目存在。据说,色欲是一种本能,而欲望则是色欲社会化的产物;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受到压抑的是欲望,而色欲则取代了欲望的位置。其结果是,爱成了受压抑的欲望,不能言说,总是有违常理,因为它总是社会性的。哈勃之爱的乌托邦层面写在另一种欲望的正面,而这种欲望已经在规则中抑制自己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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