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美学：解构地图的不可言说非电影

遥感利用高度复杂的装置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使电子人视觉文本化，使人与机器感知之间的关系工具化。文本化的眼睛对同样是建构起来的数据流管理感到舒服：能够遥感的实实在在的电子人（而不是哈拉维［Haraway, 1985］所设想的比喻性建构）不能当作是可以获取的个体选项，而是一个大规模管理环境中的公司实体。在这个协作管理式的结构中，它表现出来的形态既不是非人类，也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修复品，而是地球成像的主体建构物，它既非大众的也非公共的，而是公司的。其对象被建构成资源；在跨国公司的投机体制中，这些资源的存在只是为了牟利，并进而被当作体验中的命运。电子人是活物，为归零公司（RTZ）工作。在地理时间（geotemporal）地图制作术中，博尔赫斯式的寓言（一张和地域一样大的地图）出现了：这样的地图已经存在，就藏在读取受限制的电脑网络的微小空间中。它甚至实现了地图制作术渴求已久的梦想——一张不停更新的地图，保存了过去，同时标记了未来：深不可测的数据库中一连串的二进制地址。无论什么事件都拥有一个单元。在电脑空间（就像外太空一样，是结实的一团）里，真实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记录在可以解释的未来的光栅中，暂时尚不是知识的对象，但它已经有了一个准备好的计算位置。模拟摄影的印象主义式的怀旧在事后永远抓不住流逝的事件和感知；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对将来的有条不紊的管理。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先锋派努力进行想象力创新；他们相信，某些技法具有内在的解放作用。毕加索的怀旧和修拉的点彩派感知无政府主义解构精描细画的美术传统，批评琐碎的日常生活及对生活的乌托邦幻想（参见Nochlin, 1991）。然而，他们最终仍然是把感知当作奇观来消费的消费社会的一部分；想象力的碎片临时组合成感知，又成为管理工具，记时摄影中的时间与动作关系研究则变成了地球遥感数据的图像。蒙太奇也轻而易举地被娱乐媒体收编，情感蒙太奇（montage of affects）成为娱乐媒体的常用手段，而作为通用语法的暗示式蒙太奇则似乎与协作生产的目录毫无二致。不过，爱森斯坦确实没有回避电影的种种问题，如电影是否是现实主义、电影作为社会学习和社会辩论的引擎、电影作为建设现实世界的工具等问题。利奥塔想发明一种不可言说的非电影，他这是受了印象主义的害；印象主义相信，存在着某种本质的整体，对这种本质整体的解构能够自动保证实现颠覆。利奥塔把电影设想为性愿望的对象，但贾尔的摄影作品表明，在利奥塔的抽象设想中，不能言说之物不一定会在失忆和衰败的再现中死亡，反而能够促使我们理解我们想要了解的，促使我们理解我们在与图像的联合中能学到的东西，促使我们理解大脑对图像的想象所能触动的绝不仅仅是手淫。在盒子里的那些照片中，在布雷克奇的自主的感知中，图像的社会性作为历史动因呈现在我们面前，打破纯粹美学的支配和抵抗。从爱森斯坦身上，我们可以学到，我们必须对技术、电影和观众、机器组合进行重构，不是一次重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复重构，这样才能在中介社会（a mediated society）中建立公众文化。布雷克奇和爱森斯坦以不同的方式指出了民主在视觉领域内的位置和目的：首先是如何通过机器看世界，从而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其次是与机器感知建立一种交互模式，该交互模式以这样的假设作为前提，即机器感知和我们不一样，并不受超个体化的束缚。然而，当下的地图测绘中的高级逻辑却表明，我们无力打破这个机器。

然而，在这个社会里，这个新合成的机器组合并不一定要在超越人性和单个机器的领域之外才能合成。这就是哈拉维的电子人神话（1985）的力量所在；哈拉维通过寓言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科学技术的重建与超越阶级和性别的人性的重建是互为因果的。今天，高水平的能力能够保证接触到高层次的数据，但衡量能力的标准是根据公司目标而事先划定的数据类别，而数据则服务于公司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水平的能力和最高层次的数据接触就成了机器的专利，这种机器的样板是理想化的公司人（corporate personality）。这些机器以模拟方式接触的地图（如兰德公司所使用的地图）实际上是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和遥感数据的最复杂的组合。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系统是一种现代性的最完美的表现，这种现代性的“最根本的结果……是把世界当作图片来征服”，在此征服过程中“人就是那个具体的存在，这个具体的存在给出标准并为所有事物划定指导方针”（Heidegger, 1977: 134），此标准和方针使“所揭示出来的一切都消融在序列规则中”（Heidegger, 1977: 133）。海德格尔认为把世界图像化的行为和把世界简化为管理有序、随时备用的藏品，这两者是同义的。不过，对高度抽象的哲学来说，要研究以下可能性是相当困难的，这个可能性就是：用途决定再现，而不是相反。一般说来，地图既是工具也是文本：作为工具，地图服务于具体的社会构成并有具体的目的；作为文本，地图对人的认识能力和机械认识能力有一定形式的要求，而这种认识能力在霸权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供当下的公司使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地图也许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视觉作品，比任何形式的全景图都更忠实于对真实的记录和编码。处理这些地图的机器和人一样，都是公司文化的臣民。对数字图像的唯物主义分析的起点是两者的共性，始于以图像为手段对图像的表达，始于图像与其产生和传播所在的社会之间的共性。我们既是公司知识系统的绘图对象，又是该系统的绘图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我们的计算机在同一层次上、以同样方式被卷入社会传播之中。先前的图像技术所指向的是对器械的改造，而不是要放弃现实主义计划，所以地图绘制所面对的是唯物主义：我们能够想象出一种现实主义编码模式以取代公司控制未来的计划吗？

即便是简单的公路和铁路地图也包含着几乎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大量信息；对这些信息的解释需要很具体的视觉技能和语言技能的组合。专治绘图历史的专家J. B. 哈利在其临终前留下的一篇摘要中说，西方的绘图法“从数学和机械科学中汲取修辞和权威，所以20世纪的哲学家这才把地图当作科学再现的样板，当作‘逻辑’思维的真正的范式”（Harley, 1993: 107）。相互关联的知识结构的空间化（如通用目录和通用语言）所遵循的正是这个思路。绘图法知识以普适理智为其殖民修辞手段，这是一种循环逻辑；布赖恩·斯特里特认为，用于区分识字社会和不识字社会也是基于同样的循环逻辑：对扫盲项目成功与否的测试，其测试模式使用教育系统中的标准，突出逻辑标准和测试考官的清晰表达而不是参加测试者的清晰表达，这样测试出来的识字特征实际上只是某些特殊的识字技能（Street, 1984: 3—4）。恩古吉（Ngugi, 1986）和维斯瓦纳森（Viswanathan, 1989）在关于文学教学的讨论中认为，学习文学的动因常常是把文学当作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控制的工具，不仅发展中世界如此，发达国家也如此。传统的地图绘制法中的规则体现着意识形态意图，描绘的是对环境的控制；同样，新的地理信息系统的综合绘图技巧也暗含着对人类地理的意识形态控制。当然，这并不是说机器组合的绘图没有指涉对象；这就好比说铁路旅行，虽然它在意义和习惯的文化框架中得到表述，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铁路没有连接实实在在的地方。不过，正如赫伯特·达米希在讨论透视法时所说的，对编码和编码的组合作出区分，结果很可能是发现所有编码最终都是自我指涉的，但即使有此危险，作出这样的区分还是十分重要的（Damisch, 1994: 267—279,447）。和透视法一样，地图上的纵横线条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其自身的系统性，但地图是框架手段，因此地图还指向一个世界，这是为看地图的人合成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与地图有冲突。无论如何，正如达米希所讨论的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关于理想城的画作一样，遥感的距离十分遥远，足以使其所探测的世界中的人不见踪影。

达纳·珀兰对达米希的论点作出了评论，他在评论中说，达米希所提出的结构模式在理论上和生产过程上都违背了“近来的很多电影和录像作品……只关心是否能看到不可言说的（至少根据经典结构分析的空间化模式是不可言说的）东西”（Polan, 1990: 97）。珀兰把达米希的空间化分析和文学结构的相关性作了对比：对后者而言，“意义的解构在时间中进行，而这种解构是文本所言说的关于其自身的寓言”（Polan, 1990: 96）。问题是，卫星组合所关心的正是从不能言说的机器推断出可以言说的东西；这是一种电子人视觉模式，它所调用的策略正是把时间和空间压缩在表示社会变化和地理变化的地图中。时间和空间之间的文化断裂毕竟只是在人类活动的某些领域中才具有霸权特性：在历史上的大部分阶段，包括现在，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对距离的体验总是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性。延异（différance）是解构的反基础主义的基础（anti-foundationalist foundation），但延异只是一个复杂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二元间的空隙总是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性。

何塞·拉巴萨（Jose Rabasa）对麦卡托的地图进行了解构；拉巴萨批评解构主义者给予文学和历史以过多的特权，认为使用反讽的特权取决于是否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且“必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运作，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特定的符号簇中的元素在话语表达中是可以辨认、可以理解的。谁也不可能解构或反讽尚不存在的事物”（Rabasa, 1993: 185）。这正是卫星地图的问题所在：卫星地图所构成的帝国百科全书是仍然在形成之中且总是在形成之中的东西，而只有在地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可以解构的文本话语。新地图总是尚未形成的文本。珀兰把结构主义想象成空间化，这样的想法不适用于空间话语（包括透视法）。把电影解读为仅仅是以时间为基础的、历史的，这就失去了非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电影也占有空间、银幕、视野，它既占着时间也占着空间。遥感系统收集并传输空间差异的证据。正是这空间差异使拉巴萨有可能把地图解读为零散的、不完整的整体世界的重写本（palimpsest）：“世界和地图的设计并不是为了能够解读出单一明确的意义，而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积极地作出多种解释……这个世界是一个符号发明，而不是可以反映自然空间关系的对现实的再现”（Rabasa,1993: 185）。与麦卡托相反，卫星系统意在使地图制作过程的意义单一明确。然而，在数据记录及其解释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操作活动，存在着这些数据记录和与其他测量系统之间共享的边界，观测地球的那些其他系统把地球的形成历史化，并剥夺了地球对普遍真理的所有权。遥感系统受技术限制，只能进行推测和汇集工作，得依靠其他领域的知识（从古老的测绘实践到现在的基因鉴别）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当代科学的学科结构阻隔了专业领域之间的交流。知识的建构（包括把知识建构为数据）就好比是专业领域之间对交流之要求的产物，这种要求不是来自科学本身，也不是来自科学家群体，而是来自公司经济体。公司经济体为这种交流买单。(www.xing528.com)

D. R. F. 泰勒援引国际绘图协会（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的有关讨论，把地图定义为“地理现实的整体再现和知识抽象，意在为某个目的或某些目的而进行交流，把相关的地理数据转化为可视的、数字的或可触摸的产品”（Taylor, 1989: 115）。这个定义中集合了文化唯物主义中一系列不言自明的要点：整体，再现，现实，相关，意图；这与先锋派把数字之物看作是感觉的附加物的观念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察觉出其中的矛盾，这些矛盾将迫使地图自我解构：地图是一种抽象，其制作规则是根据相关性对细节进行有目的的筛选，不过地图却既是客观的又是完整的。这便是最终的地图产品。这样的概念撕破了地图是参考、地图有用、地图是对地球的描述等一切似是而非的自诩。奇怪的是，较之当代科学，解构更加依赖它所批评的二元性，而当代科学中的模糊逻辑承认实验真实性，即承认任何一个命题很少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容忍度内、在一定的统计范围内是正确的。对于“这幅地图是否准确？”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可以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的答案：它90％是准确的，或者说它50％是准确的（参见Kosko, 1993; McNeil and Freiburger, 1993）。解构问题深深地根植在数字文化中，对绘图法的工具化有颇多可以借鉴之处。

哥德尔对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批判被转换成以下命题：“本句不能以该系统的逻辑得到证明”，这个命题不能作正确判断也不能作错误判断；哥德尔利用这个命题说明，任何一个形式系统都可能是完整的（包含必需的证据），或可能是连贯的（排除必需的证据），但不可能既是完整的又是连贯的（参见Nagel and Newman, 1959）。如果纯数学如此，那么相互指涉的科学不更是如此吗？但是，哥德尔的定理只是摆出了解构的姿态，并不妨碍逻辑系统的应用：工程师们绕开此定理寻找最佳解决办法；图灵的那篇回应哥德尔的论文则一般被认为是计算机的概念的肇始。这些系统尽管有缺点，但照样能够运行，因为我们需要这些系统能够运行。我们需要计算机和地图，也需要能够综合地形数据和社会数据并以可见方式或图表方式显示出结果的地理信息系统。那么，关键问题就不是天生有缺陷的系统中有什么特点（这是个解构问题），而是这些系统能够在什么样的容忍度内运作、使这些系统得以形成的需求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体验这些系统的“我们”究竟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和体验都属于交流范畴。

在泰勒对地图的定义中，与地图作为最终产品的模式相交叉的还有一种范式。在泰勒所回应的哈利（Harley）的论文中，哈利对这个范式作了更充分的表述：“把地图绘制看作是一种说服性的交流的艺术，这个想法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Harley, 1989: 11）。这就要看革命的定义是什么了。地图绘制带有说服目的，因此必须理解为既带有说服的目的又具有交流的特点。地图带有说服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地图以象征体系为出发点而进行言说，诱使看地图的人接受象征体系的有组织的说明：地图正如福柯所讨论的档案，“第一原则是什么可以言说，该原则决定每一项言说都以独特事件的面目出现。但档案也决定……言说被聚合在不同的形式中，按照多重关系组合在一起，根据具体的规律性保持原有状态或模糊相互间的边界”（Foucault, 1972 [1969]: 129）。卫星图像和地图一样，也遵循着档案体系的知识排序原则，但此外卫星图像还遵循着协作的目的性原则，这个原则与单个作品的语义内容无关：受规则支配的布尔代数，内容极不确定。面向对象的软件能够提供“语义”功能，但这些功能的运行形式不是以人类能够理解的意义，而是元逻辑，即便是在莱纳特（Doug Lenat）的CYC常识知识库系统中也是如此：从1984年起，CYC常识知识库系统中超常规地输入了一亿条左右日常事实，企图从大量常识和常理中生成人工智能（Guha and Lenat 1990；参见Freedman, 1994: 48—60）。不管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演化到能自动处理遥感数据的地步，我可以有信心地预测，这样的人工智能只能从后启蒙时代（post-Enlightenment）的协作式档案中产生。

芭芭拉·贝尔耶（Barbara Belyea, 1992）对哈利的“说服性的交流”模式提出了严厉批评，她宁愿用福柯的方法进行分析，而不愿用哈利的把地图绘制看成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批评法。若利用哈利的方法就必须重申地图也指向实在（在某种程度上，遥感图像库则更需如此），尽管该方法存在认识论上的缺陷——贝尔耶举例说，该认识论上的缺陷导致地图可以根据绘图逻辑而不需要任何地形学知识就可以建构出虚构的海洋。地图绘制过程中的其余部分总是地图企图给予解释的地域；如果该解释包含推测对象却排除了生存赖以为寄的物质，那是因为被当作编码保护起来的地图绘制的目的是有缺陷的，而不是因为绘图机器组合有缺陷。按照哥德尔定理，数学也会自我解构，但谁也不会因此提出要抛弃数学；同理，尽管地图最终必定忠实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内部逻辑，但抛弃地图也是不可能的。地图就好比是为土地做的广告：其特性总是暂时性的，但正因为如此它才有可能进入公众交流领域，因为其系统的不完整性和不连贯性使之必须面向外部，面向其用途，唯此它才能获得其不能独立获得的稳定性。地图的用途在地图生产之初就出现了，引导并形成制图系统的配置；地图的用途也出现在地图的解释过程中，根据制图系统之外的目标和价值标准来调整系统知识的方向。绘图系统的档案功能总是服从于超越其自身的价值标准的形成过程；正如其工具性总是要接受实践的严格考验。那么，对遥感绘图法进行解构的结果就不是对绘图系统本身的进一步了解，而是零散的机器感知的不断出现，是图像的修辞、交流之物的不断出现，最后是伦理之物的不断出现。对数字美学而言，伦理总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总是一个乌托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