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感图像：地球实用工具

这个问题又出现在电子媒体的图像修辞（image rhetorics）中，也很典型地、紧迫地出现在我们越来越熟悉的从人造卫星上获得的地球遥感图像中。这些图像具有令人目炫的自主性，使之成为明信片和招贴画中的首选图像。从纳达尔（Nadar）乘气球上天到地球资源探测卫星（LANDSAT），空中视角改变了视觉文化。如果说地球图像有建立一种普遍修辞（a universal rhetoric）的梦想，但每一张照片的特殊性、每一张照片的细节以及每一张照片与地图的近似程度，都既带有未知的诱惑又带有清晰可辨的空间的确定性。像高速摄影一样，遥感地球摄影术使“科学观察者通过工具观测到的现实和空间的分隔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同源关系”（Punt, 1995: 66）。这些图像具有纯学术的典雅，是视觉的数学。

然而，地球遥感图像也是实用工具，有助于理解和预测农作物歉收、自然灾害和生态破坏等。要发挥这样的实用作用，任何一个单独的图像都没有多大价值。地球科学家必须转换阅读方式，从全神贯注阅读法转向以图像目录为基础的公开的职业性阅读。不过，这样一来，修辞的困境又出现了：生存策略是如何为未来创造了可能性，使这个未来可以和期货市场上对数据的投机性操作区别开来？遥感图像的修辞是否已经是一种对语法的管理，而不是一个可以阐释和说服的公开的社会领域？回到未经训练的视觉的健忘状态不能解决这些矛盾，依靠意义的黑洞突然爆发也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在过多的图像面前采取迷迷茫茫的无为主义（quietism）就意味着放弃了对未来的责任，等于默认了“历史终结论”这个比喻所暗示的人类灭绝的神话。对视觉文化之物质性的关注不能以牺牲对饥荒和洪水之物质性的关注为代价。

尽管遥感技术十分复杂，但它仍然有一个索引核心（an indexical core）：能量量子引起电子反应，正如光线激发普通照片上的光化学反应。现在，使用模拟摄影和模拟摄像的工具已经很少了，且模拟工具所得的数据在后期使用中一般也都要经过数字化处理。电荷耦合装置（CCD）中的探测器的作用就像感光乳剂中的颗粒，不过它所产生的是电子脉冲，而不是化学成分的变化。实际上，从科学上说，宇航员认为电荷耦合装置更精确，因为电荷耦合装置对光的每一个量子和其他辐射都很敏感，且电荷耦合装置线性地发出电子，使之可以起到光子计数器的作用（参见Mitchell, 1992: 62—64）。转换为数字信号后，每串一和零代表一个像素，这些反应可以在经过编码后，远距离传输给地球上的工作站，工作站再把这些数据转换为照片，照片中的每一个像素可以代表几千米，也可以代表几厘米。不可见的红外线、紫外线、电波、微波被转换成可见的红色、绿色、蓝色。还有更细微的探测法，如在整个可见光谱上延伸几个波长（眼睛对颜色很敏感，可分辨100万个色调，而灰度进阶只能区别20到30个色调）。在其他用途上，分散的波段被按比例合成3种色调，这3种色调正是组成照相感光乳剂的色调，是显示在视频显示器（VDU_S）上的色调，也是组成视锥（retinal cone）的色调——视锥是人眼中感觉色彩的组织。把同一区域的延伸图和合成图汇集起来，可以显示温度变化的微分比例，为《国家地理》和《科学美国人》封面上的那些静止的照片添加上时间之维。

在常规的图像语法中，地理信息的旧式呈现方法（如北方向上的导向图标）在遥感中得以延续。其他方法则是新创的，如在伪色红外摄影中用红色表示植被，我们对这样的新方法已经十分熟悉了。有些常规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比如我们在把数字源转换成“自然色彩”图像时所使用的算法。有些限制也不是那么明显。在大规模事件（如热带飓风）的成像过程中，增加分辨率没有什么用处：一个代表十平方米的像素也只能显示该区域的平均辐射量，据此只能大致估算出雨林的平均高度和物种总数。若要在一个不完全的数字矩阵中补上丢失的扫描线，图像制作者往往必须使用其他软件补偿技术；为了符合制图常规，这些图像往往被展平或扭曲。对二进制数据的处理鼓励选择，往往导致“没有意思的东西”会被省略掉。地理信息系统（GIS）综合不同来源的数据，把物理数据与人口统计数据和纳税申报数据混合起来，或者把物理数据和历史地理混合起来（参见Buisseret and Baruth, 1990），为人文地理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提供地图。尽管有些例外（参见Amnesty International, 1994），这些数据及数据的检索都可能有完全相反的解读，这毫不奇怪：里根政府曾抵制对核武器的限制，理由是限制核武器是无法操作的，但同时该政府却又根据卫星数据，谴责俄罗斯人破坏了条约（Dury, 1990: 164）。

遥感图像的制作和阐释需要十分复杂的操作，这些操作把实际存在的物质编码为信息，尽管这样的信息只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变化的能量模式，且物体的存在只能从这种能量模式中推测出来。遥感科学家也意识到了再现的种种问题，所以他们利用“训练区域”，把编码信息和实际植被、岩层、水深、天气加以比较，推算出编码信息与整个测绘区域的相关程度。这种推算一般交给计算机进行处理。计算机当然不受视频显示器的三色标准的限制，尽管计算机处理的信息必须最终能够还原成人机界面显示。一方面，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从机器感知向机器修辞的演化，即这个过程是计算机找到公开发言权的过程。但同时，我们必须理解，这种修辞是在一个十分危险、十分有害的管理模式中形成的；这种管理模式的管理对象是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全球资源，服务于资本和资本体制的利益。计算机和谁都能谈话，但只有富人才能教计算机如何说话，也只有富人才能教计算机如何定义感知以及什么样的感知是有趣的。在卫星图像用于娱乐的过程中以及在天气预报节目中，我们还可以发现罗斯金的如画风景的影子——尽管此中也有地缘政治神话在起作用（参见Berland, 1995; Feuer, 1987; Ross, 1991）。然而，这如画风景也被机器感觉的投机性安排（the speculative orchestration of cybernetic senses）转化为公共话语。奥可理（Okolie）认为，这种安排具有完全的决定性：1967年签订的《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UN Outer Space Treaty of 1967）表面上看起来是善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天真的，但它是根据16世纪的殖民主义精神而提出的；根据维也纳约法大会的文字，它是无效的，因为它建立在签署国的不平等基础之上——特别是那些新独立的签署国，它们对该条约的同意不一定是“自由获得的”（Okolie, 1989: 72—73）。跨国公司对这些新国家的国土信息的榨取不仅侵犯其主权，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跨国公司大规模地投资于以赢利为目的的信息采集，收集矿产和碳氢化合物储量信息；无论如何，富有的大公司比穷国家更能够利用这些信息，而受损害的是关于水灾、旱灾、表面蓄水层、过度放牧、灌溉不足、盐碱聚积等对当地来说至关重要的知识。内陆边远地区在延续着贫困脆弱的现在：债务，单一的经济作物栽培。它封闭了未来；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它直接导致死亡，并以疾病和产期营养不良戕害幸存者。这就是对机器感知加以限制的代价。(www.xing528.com)

遥感政策的制定似乎也限制了未来。美国联邦政府公布的受优先支持的空间研究项目是：能够表明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先地位；能够增进经济发展；能够增强国家安全；能够促进对知识的追求。然而，经济发展和知识追求这两项都密切联系着联邦政府所参与的商业利益以及像“美国全球变化研究项目”（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ject）这样的“大科学”项目，这样的项目本身也是旨在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地位（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the US Space Program 1990; Vice President's Space Advisory Board 1990）。这样，联邦政府开支就只剩下两个引人注目的因素了：军事和商业。前者是空间技术的直接应用，与冷战时期的监控密切联系在一起，它同时也生发出雷达和红外线电荷耦合装置遥感勘测，24小时不间断地观察苏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削减军事预算（美国的年度预算中仍然有大约50亿美元用于监测卫星），优先发展商业技术，如1998年把数据处理私有化，交给了地球观测卫星公司（EOSAT），同时大幅度提高价格，而现在这些数据的用户基本上都是公司。最近的美国政策文件对未来的设想透露出令人不安的新自由主义趋向：

至少在最近几年里，靠提供增值服务，私营部门可能会比靠拥有和经营遥感雷达获取更多的利润。私营公司可能仍然能够继续提供更先进的数据使用方法、数据处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将来，经营遥感的私营公司将依靠如何通过技术发展大幅度降低卫星系统的成本或依靠市场份额的巨大增长，也可能取决于是否容许私营运营商自己定价。（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gy Asessment, 1993: 86）

数据管理的职业化是一种以商业为导向的公共领域，它正走向这样一个阶段：在地球信息的流通中，数据使用的增值服务成了一个控制点；信息流通受制于价格政策，把援助机构这样的非营利组织排除在外。然而，因为不用分析就可以被人类理解的数据少而又少，而目前又已经有了大量的感觉数据（而能够解读这些数据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却少而又少），所以信息流通过程开始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应该优先拿出来销售。军方可以通过商业途径从地球观测卫星公司以及类似公司获得服务。军方转而从商业卫星获取补充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罗宾斯指出的，“商业应用、和平应用与军事应用之间的区别极端细微”（Robins, 1996: 54）。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批评总是辩论图像建构是如何虚妄以及图像和观众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如何不牢靠。在这个例子中，赢利动机是如此强烈地塑造了想象过程，想象过程确实发挥了一种构成原因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反向的：这些图像是工具，是排列成象形文字的数据目录，其排列成图的目的是使数据能够按照优先级别得到应用，而最直接受影响的人却不能控制其优先级别。同时它们阻碍最有益处的应用。

20世纪90年代，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发射了不少低成本、低轨道的卫星，这类卫星成为地球成像的另外一个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地球图像的低端工程方法成为可能。在某些方面，像印度那样另搞一套高端卫星系统可以看作是爱森斯坦式的蒙太奇在地球成像方面的回归。这种蒙太奇已经不再关心如何控制影响和动机，所以它为一种新的修辞开启了可能性，这种修辞和人类的生与死存在着真正的因果关系。和蒙太奇一样，它构想出了这样一个被重新开启的未来，使在走向灭亡的经济世界中生存下来成为可能。然而，印度的IRS—1地理观测卫星所得来的数据在与邻国外交恶化的情况下仍然可能会被用于军事目的，也可能被用来吸引开发自然资源的外资。在现今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从地球成像这块馅饼中切下一片并不能使地球成像成为真正的公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