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客客气气地承认，文明礼貌还是存在的；但总的说来，对‘没有陪护的女性’而言，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读书。”这番话出自鲍曼（Anne Bowman）于1857年发表的年轻女性行为手册。鲍曼还建议年轻女性不要从火车里向窗外张望，因为这样会使人“头晕眼花”。对爱情的担心和对加速度的恐惧合而为一了。受此启发，凯特·弗林特（Kate Flint）将此与奥古斯特·艾格（Augustus Egg）创作于1862年的风俗画《旅伴》（The Travelling Companion）联系了起来；《旅伴》中的两位年轻女士听从上述建议，画面与罗斯金在《劳动者的力量》（Fors Clavigera）中的第12封信所描写的两位年轻的美国女子游历欧洲的情形相仿：
她们一进车厢就拉下了窗帘，然后在车厢里的座垫间躺下来，辗转反侧……为了消磨时间，她们带着法国小说、柠檬、糖块；小说的装订线已经散开，书页松松地连在线上，或者靠皱巴巴的页角粘在一起。两位女孩子手指蘸着口水，偶尔翻动一下黏乎乎的书页。［窗外］南方的蓝天下是彼特拉克家乡的群山。仲夏明亮的日光透过藤叶，低低地从地平线上照过来；从加尔湖到卡多尔湖，一直到蒂罗尔，阿尔卑斯山清晰可见。（转引自Flint, 1993: 106）
火车和电影的出现密切相连，从火车窗中可以看见的移动的风景正是即将于19世纪90年代风行于世的电影技术所要表现的（参见Kirby, 1997）。罗斯金把阅读和如画的风景（提及彼特拉克则赋予如画的风景以理性和普遍性）并置起来，把视觉之物当作文字之物的救星，这即便不能说是电视的原型，似乎可以说是电影的原型。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会造成眩晕——这在早期的电影话语中也有所反映；女性对这种眩晕的处理方法暗示着文化与知觉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在加速运动的世界中，文化可以保护人不受眼花缭乱的视像和过度的社会交往的干扰。聚精会神的阅读之效果是直接的；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直接性使阅读有别于依赖器械（铁路或电影机）的间接感知所带来的危险。读者可以沉浸在叙事的内在化世界中，而视觉之物则展现出开阔的远景，有望使知觉更加清晰，使知觉不断更新。但罗斯金以文学和绘画作为表达视觉之物的标记，使知觉的这个净化过程具有这样的假象：“旅行者看到的风景是经过机器组合（machine ensemble）过滤的”（Schivelbusch, 1979: 27）。(www.xing528.com)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分析了现代视觉体系在19世纪早期的兴起，他提出，“在康德之后……视觉成为知识对象……可见之物逃脱了暗箱（camera obscura）中的永恒状态，在生理状态不稳、生命有限的人体中被固定下来”（Crary, 1990: 70），以至于“生理之间的心理界线成为科学实践的首要对象之一”（Crary, 1990: 102），且“观察者和被观察之物受制于相同模式的实证研究”（Crary, 1990: 73）。克拉里使用福柯式的分析框架，寻找两种模式的视觉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差别，这两种模式的视觉一是把视觉当作特定的世界给予条理化的理性的纯粹证据，另一模式把眼睛当作光和影的产生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就数字美学而言，认识论上的这个差别来自于把身体当作一个知识范畴这项发明；智力将自身的物质性越来越外化，不过其日渐缩小的核心仍然有连续性。但是，19世纪以来，相反的过程也一直在进行中，主体性在身体中扩散并渗透到身体与机器感知之间的结合处。对数字美学而言，电子人〔1〕视觉问题从政治上说不是19世纪的那种问题（即视觉研究应该是对外部世界中的光学过程的探讨还是对主观的知觉过程的探讨）；电子人视觉问题在于，是否应该让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觉（无论是光学的还是主观的）为一个超个体心智（hyperindividuated mind）独占，能否将其促动、使之通过身体和机器的相互依存而造就一种新的社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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