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美学：重探隐私与政治的亲密联系

对于将来，我们只知道我们必将会死去。在网络这个超自然环境中的短暂的救世主式的经历是一种力求控制将来的企图，它试图在流动的物质性的时间中创造出一个永恒的气泡。游戏世界形成于一个受管理的空间里，构成游戏世界的是吸引与排斥的无穷无尽的交织和对自我丧失的渴求与恐惧，它们横越有限世界的狭小边界，形成一张紧绷的鼓膜。我们的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数字媒体的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的基础是对生活的狂热崇拜；生活则被急火火地定义为负熵，是秩序的积累和信息的组织，对抗熵所意味的“死亡”。如果你对它进行发掘，你会发现它是一座建造于所有消融了的自我之上的陵墓。不错，因为人们不仅惧怕它，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暗中追求它，因此自我的消融也有其历史；这种历史十分丑恶，纽伦堡集会^〔3〕上，自我对两厢情愿的幻觉的屈从便是一例。对于死亡的否认使它成为管理灵魂的工具。在交互吸引和排斥的有限空间里不停振动的自我不可能从社会建构之茧中脱颖而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这个社会建构之茧阻止了它的社会化。要完成自己的蜕变，它必须心甘情愿地彻底消融。“数字文化”这个词语文绉绉的，弗洛伊德曾把这种文绉绉的用词和退化联系起来；然而，从主宰游戏市场的枪战游戏到汉斯·莫拉维克的智力下载（Moravec, 1988: 121—124），数字文化都是在对死亡这一必然事实的否认之上建立的。当电子监管对个人隐私性的自我产生了侵蚀之时，当自我本身的结构发生了改变之时，死亡这一极为私人的一刻变成了消融的最后一瞬，也变成了自我丧失的不可避免的最后一瞬。数字阅读的危机在于，从自我的致命性的未来到他人的社会化的未来的转换构成相当困难。对于后者，就其定义而言，目前我们无法控制。

莫拉维克能够幸存下来，就其性质而言是很特别的；其个人幸存是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和以独特方式获取的特性组成的，这些特性形成了一种可以电子“模拟”的模式。从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在这个受监控的社会中，根据当代社会的种种成形手段（formative agents）的兴趣，公司和官僚机构的大型数据库已经应有尽有地下载了我们的人格。全景监控的社会对其公民的经济、道德、甚至是身体上的行为都有具体而微的规定，隐私概念在这样的社会中已经牺牲了。正如戴维·莱昂斯所言，“在关于当代社会监控的辩论中，隐私概念并不能概括其中的关键问题。在关于隐私的辩论中，隐私之辩的主导框架（自主、自治的个人主义）很可能会带来恶果，留给我们一个只有部分能够自我保护的人才能保护自我的特权社会”（Lyons, 1994: 196）。不想抛头露面的大款会保护他们的隐私，而饱受虐待的大款的老婆却会期望把她的秘密公之于众。隐私的对立面是公共领域，从现代的角度来说，现代意义上的隐私在两百多年前才出现（Habermas, 1989 [1962]），而世界上只有有限的一部分人能享受隐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家庭和私人个体还不够强大，还不能够成为消费和繁殖的中心（无论是性、身体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还不能够成为人们继续工作或生活的理由。作为资产阶级个人所主张的一种个人自由权利，隐私过于密切地联系着私有财产、性别压迫、消费者自主权的幻觉，联系着独立自主的、理性的、白人的、男性的主体，因此它也就显得不可信，显得站不住脚。捍卫隐私的战斗业已失败；隐私终结了，因此将隐秘公开便成了迫切的任务。

数据库把人当作“数据图像”来处理；数据图像以连贯的数据表示含含混混的人的自我。这是一种具有侵蚀性的权力，可以铭刻出身份来；这种权力在警察监控少数族裔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福柯说，“不能说个人的美妙的完整性遭到了社会秩序的残截、压抑、扭曲，而应该说个人根据一整套暴力和身体的技术被仔细编织在社会秩序中”（Foucault, 1979: 21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这个数据图像是否并非被简化为“仅仅”书写的那个完整、“真实”的自我，而是一个新构成的数据的、分布的自我，一种被解构的、完全文本化的、可以重新写录的档案。那么，这种重新写录工具会不会是通往自由的门户，抑或这个门户借助电子记录的可塑性会不会使我们变得更易操纵，因而也更具有可预测性？

数字存储发展历史中的一条支线可以追溯到霍勒里思（Herman Hollerith）为方便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而发明的穿孔卡片计算器。舒尔金指出，“这种机器的应用无疑改变了人口普查的内容：处理方式决定了内容，而非相反”（Shurkin, 1996: 78）。马克·波斯特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数据库的结构或语法在信息与信息之间创造出种种关系，而这些信息在数据库之外并不存在此种关系……数据库通过操纵信息之间的关系来构成个人”，最终构成的个人是他所说的“另一个自己”（Poster, 1990: 96—97），这是一种动摇了“真实”自我的稳定性的、德里达式的补充。身份、性别、民族都是我们从永无止尽地明灭摇曳着的社群中提取编织出来的，它们来自于我们周围的虚空；为了保暖、为了使我们的自我不至于漏失，我们在自己四周披裹、折叠、编织了这个虚空。尘世的神圣之谜不是身体而是身体的消融。话语生成了自我，自我就是一种话语，是一种表现为自治的历史动因的话语。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以这种话语转向为前提，企图颠覆的普遍化的趋向，但却陷入普遍化的趋向的泥沼，因为后结构主义在语言或写作中看到了永恒的、稳定的、普遍的实体。文本变成了世界的替代品，变成了独立的客体，与现实割离了；它不再描述现实，它就是现实。

为了把上述这种抽象所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波斯特又重新引进了历史，坚持电子写作的具体性，与德里达对文化的盲目性针锋相对。他对不同的写作系统加以区分是对的，但又何必停留在这个特例上？在西方历史上，从一卷卷的古抄本到一页页的羊皮纸书页，从黑体铅字到古典凸版印刷，从用熔化的金属制造活字的印刷术到平版印刷术，还有同时发生在日本的日本汉字和片假名之间的区别，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早期穆斯林抄写古兰经用的库法字体和连笔阿拉伯文之间的区别，这些不也是一种断裂吗？从线性的手书到数据矩阵的变化真的划出一条鸿沟了吗？从另一方面说，在象形文字、字母文字、印刷文字、打字文稿和电脑文字处理之间，在巴比伦符木、印加结绳文字、穿孔卡片和电子数据表格之间，这些分散各处的区别必须补缀为一套交替的连续性。文件的储存和检索，无论是纸张还是卡片索引，无论是电子文档还是搜索引擎，其呈现出的问题都是相似的。社会构成决定了在某一特定时代某一系统的出现和发展。英语在全球的霸权并不是因为它在某一方面优于它的竞争者，恰恰相反，是英语自身在为了满足全球的需要而不断地进化着自身。(www.xing528.com)

预设世界与文本之间存在断裂同样会产生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书的作者不管在做什么，都不是在写书。书根本就不是写出来的。制作书籍的是抄写员和其他手艺人，是机修工和其他工程师，是出版社和其他机器”（Stoddard, 1990，转引自Chartier, 1994: 9）。正如查蒂尔所强调的那样，文本与其生产和流通中的材料和机构是不可分离的。强调文本而忽略书籍或屏幕，强调话语而忽视机构，这些都是理想化的行为。其次，文本越是被理想化，便越是从已经被简化为再现的现实中游离。文本是重新呈现出那不在场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在场。从这个角度来看，物质性只存在于世界与文本之间的鸿沟中；世界与文本在它们的分离中越发显出各自的高度真实。波斯特认为，电脑媒体是文本非物质化；这种观点表现的正是这种二元性，只不过有点过激而已。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感到陌生的现实可能包括别的人，甚至可能主要是别的人。再现理论（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暗示，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在场／缺场（presence/absence）的交替；距离正位于在场／缺场之间的那条分界线上，在在场／缺场这两极之间协调；这样，它在在场／缺场之间那条分隔线上所看到的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差异（différance），而是一个呈不均匀分布的连续空间。若想重新使社会成为可能就必须打破这种二元格局，在在场与缺场之间进行协调，这种协调就是那个模糊的、变化不定的模拟空间距离，它存在于物质和媒介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其对象之间。奇怪的是，文本的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在认知科学中也大行其道：认知科学居然会把信息与信息的发送者、接收者及其传送渠道分离开来。解构主义和认知主义（cognitivism）都是建立在孤立个体的基础上（尽管明斯基［Minsky］也有“心智社会”［society of mind］之说［1985］），两者都坚持内在意识和外部现实应该截然区分开来。比如，乔姆斯基的笛卡尔式的语言学（1966, 1972）所依赖的是某种内在的语言概念，因为这种语言概念是内在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也是非社会性的。后结构主义赋予作为话语的语言以能动的力量，认知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属于内在的本能，尽管如此，两者却一致认为交流的执行者并不是人。两者共同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两者共同忽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波斯特说，他“并不是说电子信息能够使某种‘完全的’或‘真实的’自我构成行为成为可能，而是说带有一套新的限制性的可能性的自我构成的重新组合正在形成”（Poster, 1990: 118）。他清楚，批评理论必须保持批评的锋芒，于是他绕过普遍文本的诱惑，抛弃了文本具有内在抗拒力（inherently textual resistance）的观点，代之以一个历史化的关于抗拒力的命题：抗拒力来自新的技术界面。这种理论的局限在于，它带有技术决定论的残余，它的局限还在于，这种理论把这个新的过程约束在抗拒力之上，因而认为必须有抵抗力能够抵抗的主宰物。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的中心特性仍然没有受到挑战。

从社会学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自我在数字社会中仍然是最主要的社会范畴。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自我正在迅速膨胀，欲成为社会存在的中心，因而个体变得透明了，无意识的隐秘结构和受压抑的社会性开始在电子邮件和网络聊天系统的缝隙间渗透，这是一种顾影自怜的、不负责任的、煽情的、但却充满激情的女性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根据其自身的游戏规则，某种超越了对死亡和丧失自我的恐惧的新事物正在形成。游戏式阅读的原则仍然十分个人化，但其私密性却暗示，在游戏之外可能有另外一种阅读能力，这种阅读能力的基础不是个别心智的理性聚合，不是一套话语的抽象运作，也不是对某种内在语言能力的微调；这种阅读能力表达了包括语言在内的交流媒介所体现的深层次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出现在意识之前，是意识所依赖之物。阅读的这种新式分布将以写作模式的物化形式出现于当下的文本阅读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