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自我与集体意识的联结

在当天，人口的无限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对于我们产生一种极为消极的影响，在诸大城市，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我们会这样想：“噢，我不过是住在某某地方的、一个叫某某的人，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如果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被杀死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么说，人实在是太多了。”当我们从报纸上读到无数不为我们所知的、在个人感情方面与我们丝毫无关的人们死去的消息时，我们的生命毫无意义的感觉便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正是在此时刻，对于潜意识的关注将给人带来最为巨大的帮助，因为梦向做梦的人表明，他的生命的每一细节如何与意味最为深长的现实交织在一起。

从理论意义上讲，我们大家都懂得的原理——每一事物的性质皆取决于个体的存在——通过梦幻，化为一种每一个体自身皆能体验感受到的明显事实。有些时刻，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伟大的人渴望从我们这里获得某种东西，并给我们指派种种特殊的任务。通过对于我们自我的灵魂进行严肃的思索，我们对于这种感觉所产生的反应将能够帮助我们获得逆集体偏见潮流而行的力量。

毋庸讳言，这并不总是一项令人感到愉快的任务。譬如，你打算下星期日与朋友们结伴旅行，但这时你的梦却阻止你这样做，而要求你去做某种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如果你听从潜意识的召唤，并遵循它的指令，那么你就应该预料到你的意识计划将不断地受到干扰。其他的种种意向——那些你必须服从或者无论如何也必须认真考虑的意向，将妨碍你的意志。这就是为什么人时常感到与个体化过程相关的责任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是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即刻而至的幸福。

圣·克里斯托弗（St.Christopher），所有旅行者的守护神，是这一体验的贴切恰当的象征。据神话说，圣·克里斯托弗力大无比，为此他感到无比自豪，并只愿为最有力量的人效力。开始他为一位国王效力，但是，当他发现这位国王害怕魔鬼时，他便离开了国王，成了这位魔鬼的仆人。后来，有一天他发现，这位魔鬼害怕受难的耶稣像，因此他决定，只要他能够找到耶稣他就会为耶稣效力。他采纳了一位神父的意见，这位神父告诉他在一个小河浅滩恭候耶稣。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背过这个小河的人难以计数。但是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雷电交加的夜晚，一位小孩大声喊叫他想让他把自己背过河去。圣·克里斯托弗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孩子扛上肩头。但是，他每走一步都愈加艰难，脚步越走越慢，因为他肩上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了。当他走到水流中心时，他感到“他仿佛背负着整个宇宙”。此刻他认识到自己肩上所扛的就是耶稣——耶稣宽恕了他的罪并给予了他永恒的生命。

这位神奇的圣婴是潜意识自我的一种象征，它几乎使普通的人感到“压抑”，但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恢复原形。在为数众多的艺术作品中，圣婴耶稣被画成整个世界的面貌，抑或艺术家用整个世界的面貌来描绘他。这是一种明确暗示潜意识自我的主题，因为婴儿和地球都是普遍存在的整体象征。

当人试图遵循潜意识的指令时，他通常并不能够去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一样。但是，他同样也不能经常去做那些其他人想让他做的事情。例如，为了发现自我，一个人必须与他的群体分离——与他的家人分离，与他的伴侣分离，或者与他其他的私人关系分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说，倾听潜意识的旨意使人变得反社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一般来看，这种说法并非属实，因为一种所知甚微的、渗入这一心态的因素存在着：这就是潜意识自我的集体性（抑或我们甚至可以说社会性）特征。

从一种现实的角度观察，这种因素在这样的个体身上展现自身：他长时期追寻自己梦的足迹，发现这些梦常常与自己和他人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他的梦可能会提醒他不要过分信任某一具体的人，或者他可能会梦到与某人有益的、令人愉快的会见，而这个人他以往从未有意识地注意到其价值。如果梦果然以某种这类形式为我们择取另一个人的意象，那么这一意象就有两种释义。首先，这一意象可能是一种投射，它意味着这个人的梦意象是做梦人自身的内心特征的象征。例如，一个人梦到一位不诚实的邻居，可是邻居却是梦用来表现这个人自身的不诚实的图画。为梦释义的任务是，努力发现他自身的不诚实发生作用的特殊领域。（人把这种释义称之为主体层次的梦的释义。）

然而，梦确切地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人情况的事情时常也会发生。潜意识以这种方式所扮演的角色很难令人完全理解。正如其他更高一级的生命一样，人在一种很高的程度上与其周围的生命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关系。本能地——完全不依靠他关于其他人的意识思想，人即可感受到这些生命存在的苦难和面临的问题，即可认识到它们的积极特征和消极特征、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

我们的梦生活允许我们审视这类潜意识的知觉认识，并向我们表明，它们对于我们产生着作用。在做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有关某个人的梦之后，甚至是在没有为梦释义的情况下，我也会情不自禁地怀着更大的兴趣来观察他。由于我的投射，梦的意象可能会使我产生幻觉；或者它会给予我一种客观的知识。要想发现那种释义是准确无误的，人需要具有一种诚实的、全神贯注的态度和一种审慎的思想。然而，正如所有的内心过程一样，只要意识自我努力探究诸虚幻性投射，并在人的内部而不是外部来对付它们，那么调整他的人际关系，为他的人际关系赋予秩序的，最终将是潜意识自我。正是以这种方式，精神相通、旨趣相似的人找到了彼此的生命之道，形成一个独立于所有的社会规范性机构组织的群体，这类群体与其他的群体并不相互冲突；它只不过是与其他团体不同，具有自身独立的特征罢了。有意识地实现了的个体化过程由此便改变了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诸如共同的旨趣和血缘关系之类的联系被一种不同类型的联系——潜意识自我贯穿的纽带所取代。

一切完全隶属于外部世界的活动和责任必将有损于潜意识的隐秘活动。通过这些潜意识纽带的联结，那些归属相同的人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为什么试图用广告和政治宣传来影响人的努力都是有害的，甚至当其动机是理想主义的动机时情况也是如此的一种原因。

这为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究竟能否对于人类心灵的潜意识部分产生影响？实际的体验和准确的观察结果表明，一个人不可能对于自身的梦产生影响。一点儿不错，是有那么一些人声称，他们可以对于自己的梦施加影响。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的梦的材料，你就会发现，他们所能够做的正如我让自己那违命不从的狗所做的一模一样：我命令它去做那些我观察到它无论如何想做的事，这样一来，我能够保持自己具有一种权威的幻觉。只有为一个人的梦释义的漫长过程，以及梦所言说的一切与他发生冲突的过程才能逐渐改变潜意识。此外，意识的诸态势也必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改变。

如果为了这种目的，一个渴望左右公众观点的人滥用象征，那么只要它们是真实的象征，它们自然会给大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些象征是否能够从感情上把握大众的潜意识则是人无法事先算定的事，一种完全依旧是理性难以胜任之事。例如，尽管一首歌可能会具有一种畅销的意象和曲调，但是，没有任何音乐出版商能够预先测定这首歌是否能够走红。没有任何试图影响潜意识的人为尝试会产生意味深长的影响，事实仿佛是，大众的潜意识具有一种自主性，宛如个体的潜意识具有自主性一样。

为了表现自身的意图，潜意识自我时常会使用一种源自外部世界的主题，而这样一来，它便仿佛是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影响。例如，我曾经碰到过为数众多的现代人的梦，这些梦与柏林密切相关。在这些梦里，柏林表现为心灵脆弱点的象征——危险之地——因此，它是潜意识自我趋向显现之地。这是做梦人被冲突分裂之点，也是他因此而得以使内心对立物统一之点。同样，我也曾遇到了难以计数的对于影片《广岛之恋》反应之梦。在大多数这样的梦里，这种观念得以充分体现；影片中的两位恋人必须结合（用于象征内心对立体的统一），抑或核原子弹爆炸将会发生（它象征着完全的分裂，与疯狂相对应）。

只有当公众观点的操纵者增加商业性的压力，或者对于他们的活动施行暴力的行为时，他们仿佛才确实获得一种暂时的成功。然而，事实上这只能导致一种真正的潜意识反应的抑制。此外，集体的抑制与个体的抑制所带来的结果完全相同，即精神分裂和心理疾病。从长远的观点上看，一切试图抑制潜意识反应的这类努力都终将失败，因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它们与我们的诸本能相悖逆。

从对于较高一级的动物的社会行为的研究中，我们得知，小规模的群体（约十到五十个个体组成的群体）可以创造单个动物和其群体所处的最为圆满的生存环境。在这一方面，人类仿佛并不例外。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人的生理健康、他的精神、心理健康状态最佳；此外，他的超越于动物领域的文化能力仿佛也可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迄今，就我所知的而言，潜意识自我显然倾向于展现这类小型群体，与此同时创造某些个体之间的界限分明的情感纽带，以及种种与一切人相关的情感。只有潜意识自我创造出了这些情感联结纽带，一个人才可能感到一种安全感，不再担心嫉妒、猜忌、争斗，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消极投射会造成群体的分裂。这样，对于一个人自身的个体化过程的无条件专注同样会给人带来最为圆满的社会适应。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面临紧急关头，为了发现潜意识自我意欲给予人的个体观点，一个人必须不断隐退，倾听自身的内心声音之时，不存在观点的冲突、互相矛盾的责任义务或者有关“正”道的不同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狂热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基本责任的实施活动）仿佛与个体化过程不能并存。一个完全致力于将自己的国家从外来政权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人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的一些同胞们一道，我走上一个通向博物馆的顶楼的楼梯。在顶楼那里，有着一座漆成黑色的大厅，看上去宛如轮船上的船舱。一位相貌非凡的中年夫人打开了门；她的名字叫作×，她是×的女儿。（×是做梦人祖国的著名民族英雄，他在数个世纪以前就试图使自己的祖国获得解放。他可以与圣女贞德或者威廉·退尔相媲美。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孩子。）在大厅里，我们看到两位身穿绣花锦缎外衣的贵夫人的肖像。就在×女士向我们讲解这些画像时，这些画像突然之间变成了生命；最初眼睛开始转动，接着，她们的胸部仿佛吐出了生命的气息。人们感到莫名惊异，他们走向授课大厅，因为在那儿，×女士将向他们解释这种现象。她说，通过她的直觉和感受，这些画像变成了生命；但是一些人却感到极为生气，他们说×女士疯了；另一些人甚至离开授课大厅而去。

这个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特征，是阿妮玛人物的特征。×女士纯粹是梦的创造。然而，她却有着一位著名的民族解放英雄的名字（例如，她仿佛是威廉弥娜·退尔，威廉·退尔的女儿）。通过蕴涵在名字中的隐义，潜意识指向这样一种事实：在今天，做梦人不应该效法已经作古的×的做法，通过外部的途径使自己的祖国获得解放。此时此刻，梦向他昭示，阿妮玛（做梦人的女性灵魂像）可以完成解放，她通过使诸潜意识意象获得生命来完成解放。

博物馆顶楼上画成黑色，从某个角度看宛如船舱的大厅具有深刻的意味。黑色暗示着黑暗、黑夜，暗示着内在的转向，而如果大厅是船舱，那么博物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轮船。这使人联想到，当集体意识的大陆逐渐被潜意识和原始蛮力淹没时，这一博物馆一轮船，满蕴生命意象的轮船，就会变成一个拯救众生的方舟，它将会把那些进入方舟的人载向另一精神的彼岸。悬挂在大厅里的画像通常是往昔岁月的死者残骸，而人们也常常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潜意识意象，直到我们发现它们是活生生的、具有意味的意象。当阿妮玛（在此以灵魂引导者的正统角色出现的人物）以直觉和感受来关注诸意象时，它们就开始显露生命的迹象。

梦中出现的气愤的人们代表着做梦人的一面，他受到集体意见影响的一面——代表着他心中对于心灵意象获得生命的不信任和拒纳的一面。这些人们体现了一种对于潜意识的抗拒，这种抗拒可能会以这样方式表现自身：“假如他们开始在我们头上扔原子弹那会怎么样呢？那时心理的顿悟将不会有多大用途！”

这抗拒的一面无法使自身摆脱统计学式的思维，摆脱外倾型的理性偏见。然而，梦却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只能始于一种心理的转化。如果解放之后没有具有意义的生活目标——没有值得为之争取解放的目标，那么一个人解放自己的祖国又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找不到任何意义，那么他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打发时光都无关宏旨。只有当他能够运用自己的自由创造某种有意义的生活，他才应该去争取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个体来说发现生命的内在意蕴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什么人必须首先关注个体化过程的缘故。

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广告等媒介来影响公众意见的诸尝试有两种依据。一方面，它们依据于揭示“舆论”或“需求”的趋势——揭示集体心态的标准化方法。另一方面，它们表现那些公众舆论的操纵者的偏见、投射，以及潜意识的情结（主要是权力情结）。然而，统计学对于个体并非能够公平相待。尽管一堆石头的平均大小可能会是五公分，但是一个人在这堆石头里几乎不会找到恰好是这一规格的石头。

显而易见，从一开始，它们所依据的第二种因素就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结果。但是，如果一个独立的个体致力于个体化，那么他就会对于自己周围的人们产生一种感染力。而当一个人并无意要去影响他人时，并通常并不使用任何言语之时，这种情况常常会发生。×女士力图使做梦人走向的正是这条内心的道路。(www.xing528.com)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体系都涵盖种种意象，这些意象象征着个体化的过程，至少象征着个体化过程的某些阶段。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潜意识自我被具体化为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在东方世界，与之相关的人物是讫哩什那和佛陀。

对于那些为一宗教所蕴涵的人（那些依然真正笃信其内容和教义的人）来说，宗教象征影响着他们生命的心理调节，而且他们的梦甚至也会常常围绕这些象征而进行。例如当已故教皇庇乌斯七世发布圣母升天的宣言时，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妇女梦见自己成了一位天主教女祭司。她的潜意识仿佛以这种方式扩充教义的内容：“如果圣母玛利亚现在几乎已是一位女神的话，那么她应该拥有女祭司。”另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妇女对于她的信条的某些枝节的、外在的特征产生了种种抗拒心理，她做了这样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家乡城市的教堂被推倒又被重新建造，但是人要把带有祭神圣体的神龛和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从旧址移到新的教堂。这个梦向她表明，她的宗教的某些人为的特征需要更新，但是，其宗教的基本象征——上帝变为人，变为伟大的母亲，变为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将使这种变化具有更为永久的生命。

这种类型的梦生动地体现了在个体的意识宗教表征中潜意识所具有的天然旨趣。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代人的一切宗教性质的梦中是否可能探究出一种总体倾向。荣格博士常常注意到，在我们现代的基督教文化，无论是新教文化还是在天主教文化里可以看到的潜意识表象中，有着一种活跃的潜意识倾向，这种倾向使一种第四组元，那种趋向为女性的、阴暗的、乃至邪恶的组元与我们神性的互为一体的信条融为一体，臻于完善。其实，在我们宗教表象的领域里，这种第四组元始终存在，不过，它被与神的意象分离开来，并以物质本体（或者物质之主——恶魔）的形式成为神的对手。光明已变得过于炫目刺眼，黑暗变得过于漆黑，此时此刻，潜意识仿佛渴望将这两极统一结合为一个整体。毋庸讳言，这是宗教的中心象征，是神性的意象，它是为充分地向着趋于转化的潜意识倾向展现自身。

一位西藏大寺院的住持曾经告诉荣格说，当群体的心理平衡被打破时，或者当一种具体的思想无法被释义，因为神圣的教义之中没有涵盖这一思想而必须去寻求解释时，西藏给人印象至深的曼达拉便由想象或者指向性的幻想构建。在这些言语中，曼达拉象征的两种同等重要的基本特征展现在我们面前。曼达拉服务于一种维系性目的——也就是说，恢复以往存在的秩序。然而，它同样也服务于创造性目的，赋予某种迄今并不存在的事物，某种崭新的、独一无二的东西以表征和形式。也许，第二种特征较第一种特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并非与第一种特征相冲突、相矛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恢复古老秩序的东西同时涵盖着某种新的创造的因素。在新的秩序中，古老的秩序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复归。这个过程是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它不断向上发展，与此同时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个点上。

一位在新教环境中长大成人的纯真女人画了一幅画，它以一螺旋形式表现曼达拉。在一个梦中，这位女人接到了绘制神性的命令。尔后（也是在一个梦中），她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它。关于上帝自身，她所看到的只是他随风飘荡的斗篷，展现奇妙无比的光和阴影的帷幔。这一情景与蔚蓝色苍穹中稳固不动的旋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斗篷和旋梯强烈地吸引着她的注意力，做梦人没能仔细地观察岩石上的另一人物。当她苏醒时，她反复回想这些神性人物究竟是谁，突然之间，她意识到他就是“上帝本体”。这使她感到恐惧和震惊，因为这正是她长期以来所感受到的一切。

通常，在基督教艺术里，圣灵被表现为一个火轮或者一只鸽子，但是，在此它却以旋梯的形态出现。这是一类新的想法，“教义之中没有囊括的思想”，它是从潜意识之中自然生现出来的。圣灵是一种力量，它对于我们宗教的理解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着作用，这当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但是，以旋梯形态出现的圣灵的象征性表征却是前所未有的。

接着，这位女人又画了第二幅画。这幅画同样也是受到梦的启发而作，它向人们表现，做梦人和她积极的阿尼姆斯一起站在耶路撒冷城之上，这时，撒旦临降的翅膀将整个城市笼罩在黑暗之中。撒旦的翅膀使做梦人非常清晰地回想起第一幅画中的上帝随风飘荡的斗篷，但是，在前一个梦里，观察者高高在上，像是在苍穹中的某个地方，看到在她面前的岩石之间可怕骇人地断裂。上帝斗篷的运动是直达右边的人物——耶稣基督所在之处的尝试努力，不过，这种努力并未能获得成功。在第二幅画中，观察者从下面——从人的角度看到了同一幕。从一个较高的角度来看，正在运动着、铺展着的是上帝的一部分；在此之上升起的旋梯是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象征。然而，从我们人类现实的基础那儿向上看，天空中的同一幕就变成了恶魔黑暗的、神秘可怕的翅膀。

在做梦人的生活中，这两幅画变得真实可信，虽然其真实的方式在此与我们并不相关，但是，显而易见，这两幅画同样也涵盖着一种超越于个体之上的集体意蕴。它们可能预示基督教半球之上神的黑暗之临降，但是，这种黑暗却是一种进一步旋转的可能性。既然旋梯的轴线并不向上运动，而是向着画的背景深处移动，那么进一步旋转所指向的并不是更高的精神高度，也不是下面的物质领域，而是另一维向，它可能是这些神性人物的背景。这意味着，旋转运动所进入的是潜意识领域。

当诸宗教象征，那些在某些方面与我们已知的象征迥然不同的宗教象征从一个体的潜意识那里浮现出来之时，人们通常害怕，它们会错误地更改世人公认的宗教象征，或者使这些象征变得无足轻重。这种恐惧甚至会导致很多人拒绝接纳分析心理学和整个潜意识。

假如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抗拒行为，我将做出下列评述：就宗教而言，人类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人，是那些依旧虔诚地相信他们的宗教教义的人，无论这些教义是什么样的教义。对于这些人来说，宗教象征和教义与他们在自我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一切“一拍即合”，这种契合极为圆满，任何严重的怀疑绝无悄然进入这样契合的机缘。当有关意识的思想观念与潜意识背景相对而言和谐一致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这种类型的人能够丝毫不带任何偏见地来看待诸崭新的心理学发现和事实，他们无须害怕这些新的发现和事实的出现会导致他们丧失自己的信仰。甚至即使他们的梦会展现某些相对而言是非正统宗教的细节，这些细节也能够被统摄入他们的总体思想观念之中。

第二种类型的人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信仰，并且用纯粹的意识、理性观念来取代信仰。在这些人看来，深蕴心理学仅仅意味着一种新近发现的心灵领域的引进导入，当他们从事这种新的领域的探险，探索他们的梦以检验其正确性时，深蕴心理学不应该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

接着，是第三种类型的人。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可能是头面人物）已不再相信他们的诸宗教传统，但是对于文化传统的其他部分他们却依然相信。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是这种类型的人的典型代表。他用理性的论辩（éc rasez l infame）猛烈地抨击天主教教会。不过，据某些报道说，在他临终的卧榻上，他却乞求神父给他施行标准的临终涂油礼。无论这是否属实，他的头脑毫无疑问是反宗教的，然而他的诸情感、心绪仿佛依然还是一种正统宗教式的情感心绪。这种类型的人使人联想到夹在汽车自动门之间的人；他既不能抽身出来，重回自由的空间，也不能重新进入汽车。当然，这种类型的人的梦也许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自身的困境；但是，由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想什么，需要什么，因此他们常常难于转向潜意识寻求帮助。从根本的意义上讲，严肃认真地对待潜意识是一件需要个体勇气和整合力的事。

那些人的错综复杂的境遇，那些身陷两种心境之间的无人之地中的人的境遇部分是由这样一种事实造成的：虽然所有的正统宗教教义事实上隶属于集体意识（弗洛伊德称其为超自我）；但是，在很久之前的某些时刻，它们起源于潜意识。这正是为数众多的宗教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提出诘难的观点。他们宁愿相信，过去曾经有着某种类型的“启示”。多年以来，我致力于寻觅证明荣格关于这一问题所做假设的坚实例证；但是，由于绝大多数仪式年代过于久远，人无法回溯它们的本源，因此寻找例证并非易事。然而，在我看来，下述的例证仿佛为人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线索：

那不久前谢世的黑鹿，一位奥加拉拉·苏族40的巫医，在他的自传《黑鹿如是说》里告诉我们说，九岁那年，他得了一场大病，在昏迷状态中，他的眼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幻象。他看到，四组美丽动人的马群从世界的四个角落奔驰而来，接着，他端坐在云雾之中，看到了六位祖父，他的部落的先人的幽灵，“整个世界的诸祖先”。为了他的族人，他们给予他六种医治象征，并为他指明了诸崭新的生命之道。但是，当他十六岁时，每当霹雳风暴降临时，由于他听到“霹雳生灵”召唤他“快去”，他就会突然之间患上一种可怕的恐惧症。霹雳生灵使他回想起在他早年幻象中由奔驰而来的马造成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一位年逾古稀的巫医向他解释说，他的恐惧症起源于这样一种事实；他依然固守自己的幻象。巫医说，他应该把自己的幻觉告诉给他的族人。他按照巫医的吩咐做了。后来，他与自己的族人一道以仪式的形式用真马表现了这种幻觉。在这种仪式表演之后，不仅黑鹿本人，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族人都感到无比痛快，感到心旷神怡。一些人甚至病症全消。黑鹿说道：“在仪式舞蹈之后，甚至就连那些马好像也变得更为健壮，更为愉快了。”

由于过后不久部落就被摧毁了，因此，这种仪式未能得以重现。然而，在此有着与之不同的一例，一种其仪式依然具有生命的一例。一些居住在阿拉斯加（Alaska）柯尔维尔河畔的爱斯基摩部落，以下述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他们的鹰节：

一位年轻的狩猎人射死了一只非同一般的鹰，死去的鹰的美深深地打动了他，他把鹰制成标本，并把它当成自己的偶像来崇拜。他向它供奉祭品以向它表示敬意。一天，在狩猎期间，当他纵深到内地时，两个动物-人突然之间作为使者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带领他到鹰之国。在鹰之国，他听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擂鼓之声，信使向他解释说，这是死去的鹰的母亲的心跳声。紧接着，鹰的幽灵以身穿黑衣的女人形象出现在狩猎者面前。为了对她的死去的儿子表示敬意，她请求狩猎人在他的族人们中间首倡鹰节。在鹰人向他示范如何庆祝鹰节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精疲力竭，重新又回到了他遇到使者的地方。返回家园之后，他向自己的族人传授如何庆祝盛大的鹰节——从此以后，他们一直始终如一地庆祝鹰节。

从这类例子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仪式或者宗教习惯如何能够直接起源于由单一个体所体验到的潜意识启示。以此为起点，生活在文化群体中的人们发展他们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进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产生无比巨大的影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们运用语言和行动为原始的材料构形，不断地重新构形，使之美化，而这样一来，原始的材料便获得了日益明确的固定形式。然而，这种具体化的过程有着一个重大的缺陷。越来越多的人不具备有关原始体验的个体性知识，他们只能相信其长辈和教师所告诉他们的有关原始体验的知识。他们不再有直接认识这类事件的真实性的途径，所以，他们当然不知道在体验的过程中，人应该如何去感受。

经过了无数个世纪的锤炼，诸宗教传统才获得了目前的形式，因此，它们常常拒绝潜意识引发的进一步创造性变形。有时，神学家们甚至会捍卫这些“真正的”宗教象征和象征性教义，使它们免受潜意识心灵中宗教机能的发现的影响，他们忘记了，他们所维护的价值起源于同一种心灵机能。如果没有接受神的种种感召启示，用语言表述它们，用艺术赋予它们形象的人类心灵，那么，没有任何宗教象征能够进入我们的人类生命的现实领域。（我们只需想一想预言家和福音传教士，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

假如有人提出异议说存在着一种本体的宗教现实，它独立于人的心灵之外，那么对于这种人，我只能用这一问题来回复他：“如果不是人心在说话，那么是谁在说话呢？”无论我们如何表现自我，我们始终不可能摆脱心灵的存在——因为我们蕴藏于心灵之中，它是我们能够把握现实的唯一媒介。

这样一来，现代潜意识的发现便将一扇门永远关闭上了。正如一些人所偏爱的一样，它的确排除了那种迷惑人心的观念：人能够认识精神存在的本体。同样，在现代物理学里，一扇门被海森堡（Heisenberg）的“测不准原理”关闭掉了，它排除掉了这样一种虚妄：我们能够理解绝对的物理现实。然而，潜意识的发现却补偿了这些可爱的虚幻的损失，它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巨大的、未经探索的、崭新的实感领域。在这一领域里，客观的科学研究与个体的心灵探索以一种奇特的崭新方法结合为一体。

然而，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一样，在新的领域里，要想表述一个人所体验感受到的整个现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大部分体验感受到的现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人只能运用语言进行部分的表述。在此，一扇排除这样一种幻想的门也关闭上了，这种幻想是，一个人能够完全理解另一个人，并且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然而，通过发现潜意识自我的社会机能，在这一新的体验领域中，人可以找到这类幻想丧失的补偿。潜意识自我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发生着作用，它把归属相同的独立的人们联合成为一个整体。

这样，发生在心灵现实中的诸事件便取代了知识界的无谓闲谈。因此，对于个体来说，以上所概述的方式慎重地进入个体化的过程，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对待生命的动向。对于科学家，它同样也意味着一种崭新的与以往截然相反的、研究外部现实的途径。我们无法预示，在人类知识的领域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它将以何种方式发生作用。然而，在我看来，仿佛可以肯定，荣格关于个体化过程的发现是这样一种事实：未来的人们若希望避免陷入呆滞的、乃至回归的观念的窠臼之中，他们就应该认真看待这一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