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意识已经逐渐地将其自身与人的基本本能分离开来。然而，这些本能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失去了与我们意识的联系，因而被迫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现自身。它们可以表现为神经病症中的生理征象，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偶发性心理事件，像是莫名其妙的情绪、意想不到的健忘或者言语中的口误等。
人总是愿意相信，他是自己灵魂的主人。但是，只要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心境和情绪，只要他不能意识到潜意识的原动力以各种神秘的方式，悄悄潜入他的安排和决定中，他自然不能算是自己灵魂的主人。诸原型的自发性决定着这些潜意识原动力的存在。现代人建立起一套间隔系统来保护自己，以免看到自我灵魂的分裂。情况仿佛是，某些领域的外部生活和他自身的行为被置于互不相关的隔层之中，彼此之间永无相遇的时机。
说到这种所谓的间隔心理学（compartment psychology）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位酗酒者。他在某一宗教运动的可钦可叹的健全影响之下，醉心于其中，竟然忘记了他需要饮酒。显而易见，耶稣基督以一种神奇的方法医治好了他的病症。他相应地表现为神所赐恩惠的见证人或者是该宗教团体所具效力的见证人。然而，在公开忏悔的数星期之后，那种神秘的奇迹开始变得黯淡了，某些酗酒的征象仿佛又显现出来，接着他旧病复发，重新酗酒。可是，这一次那个乐善好施的宗教团体却得出结论，说这是“病理学上的”病例，显然不大适合耶稣基督介入。于是，他们把他送进诊所，让医生去做比神的治愈更有效的工作。
这就是值得我们悉心关注的现代“文化”心理的一个侧面。它向人们表明了心灵的分裂程度及心理混乱的程度。
假如，我们暂时把人类看作是一个个体，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宛如一个被潜意识的力量席卷而去的一个个体；人类同样也喜欢把某些问题收藏于互不相关的隔层之中。然而，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应该对自己所作所为进行大量反思的原因，因为现在人类已经面临着一种忧患力量的威胁，而这力量是自我创造的、能致人于死命的，我们对于这种力量的控制能力日渐丧失。铁幕标示着象征性的分界线，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世界，宛如神经病患者的意识一样四分五裂。西方人逐渐意识到了东方人那种正在崛起的攻击性权力意志，看到了他们为自己具有的美德和良好的愿望而感到骄傲自豪，因而不得不被迫采取种种非常的防御措施。
西方人没能看到的是，东方的集权世界恬不知耻、居心叵测地向他们迎面掷来的，正是西方人那些自身的邪恶、那些用优雅的国际的礼节掩盖着的邪恶，带着一种轻微的羞愧感（这种羞愧感源于外交上的谎言、有计划的欺骗、不明不白的恫吓），西方所迁容的一切又公然地从东方返回西方，并把我们牢牢地束缚于神经病症的郁结之中。从铁幕的另一侧，朝着西方人龇牙咧嘴冷笑着的脸上笼罩着的正是西方人自身的邪恶阴影。
能够用来解释西方社会里多数人所具有那种奇异古怪的无力感的，只有这种情势。西方人逐渐开始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诸难题是精神问题，而且，靠推行大量生产原子武器的政策，或者靠经济“竞争”来解决这些难题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这么做必然是两面倒。我们中间的不少人如今已经懂得，运用精神的和心理的武器可能更有效果，因其可为我们提供一种抵抗那种日渐增长的、具有不良影响的免疫力。
然而这一切努力全无效果，而且无论何时我们试图使自己和世人相信，有错的只是他们（即我们的对手），这样的努力皆无效果。关键在于，我们要做出严肃认真的努力，认识我们自身的阴影及其无法无天的行径。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自己的阴影（我们本性的阴暗的一面），我们就会免受一切不良的精神、心理的影响和暗示。正如当今的事实所表明的一样，我们正在接受各种各样的不良影响，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他们所做的事完全一样。除此之外，我们所处的唯一不利的地位是，我们既没有看到，也不想去理解，在温文尔雅的礼节的掩盖下，我们正在干什么。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集权世界有着一个伟大的神话（我们称其为幻想，并徒劳无益地希望我们傲慢的审判会使它消逝无踪）。这个神话是黄金时代（或者极乐世界）的永恒神圣的原型之梦，在极乐世界里，一切富足丰盛，人人各取所需，一个伟大、公正、睿智的领袖统治着人间乐园。这种以其童年形态出现的、威力巨大的原型支配着他们的心灵，但是这种原型绝不会仅仅因为遇到我们傲慢的观点而从这个世界上消逝。我们甚至也以自身的童年幻想来支持这种原始意象，因为我们西方文明也在这同一神话的掌握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地珍视同样的偏见，抱着同样的希望，怀着同样的憧憬之情。我们也相信存在着幸福安宁的社会、相信世界和平、相信人类的平等、相信人类永恒的权利、相信正义、相信真理、相信那（说得不太俗气的）人间天堂。
世间悲剧性的真相是，人类的真实生活由错综复杂的、冷酷无情的对立体——昼与夜、生与死、欢乐与痛苦、善与恶——所构成。我们甚至无法断定一方会压倒另一方，无法断定善将征服恶、欢乐将战胜痛苦。生活是战场，过去是，而且将来永远是；一旦生活不再是战场，那么人类的生命将不复存在。
正是人们内心中的这种冲突矛盾使得早期的基督教徒期待并渴望这个世界早日灭亡，正是这种冲突矛盾使得佛教徒弃绝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抱负渴望。如果这些基本的解脱办法不与奇妙的精神和心灵的观念及实践活动相连（这些观念和实践活动构成了基督教和佛教的体躯），如果它们不在某种程度上更改对于这个世界的彻底的否定，那么这种解决办法无疑是自杀性的。
我着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难以计数的人丧失了对于所有宗教的信仰。这样的人不再能够理解他们的宗教了。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顺心如意，那么人们就不会注意已丧失的宗教信仰的价值。然而，一旦苦难向人们迎面袭来，情况就会完全相反。苦难降临时，人们便开始寻觅出路，思考生命的意义，并对生存的困惑和痛苦的经历开始进行反思。
具有深刻意味的是，（依据我的经验）向心理医生登门求助的更多的是犹太教徒和新教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由于天主教会依旧感到应该负起关心灵魂安宁（cura animarum）的责任，我们可以预科到这种现象的发生。然而，在这个科学时代里，人们更倾向于向精神病医生询问那些曾经隶属于神学家领域的问题。人们感到，假如他们对于有意义的生命之道抱有一种积极的信念或者信仰上帝、相信永恒，那么他们的生活就大不一样或者将会大不一样。临近死神的幽灵常常为这类思想提供一种强大的刺激。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有了关于神灵（一个或者数个）及来世的观念。只是到了现代，人们才认为，没有这类观念，他们也能生活。
由于我们不能运用天体望远镜观测到上帝在苍穹中的御座，或者（确信无疑地）肯定敬爱的父亲、母亲仍然大概具有一种或实或虚的肉体形态，因此人们认为，这样的观念“并不真实”。不过，我却宁愿说这些观念并不十分“真实”，理由是，从史前时代起，它们就是与人类生活结伴同行的观念，而且只要它们被唤醒，它们至今依然会打破意识的防线，进入意识之中。
现代人可能会声言不需要这些观念，而且会以这种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不存在任何证明这些观念真实存在的科学实证，抑或，他甚至会为丧失自己的坚定信念而感到懊悔不已。不过，既然我们是在同隐而不见的、不可知晓的事物打交道（因为上帝超越于人类的理解能力之外，而且我们没有任何方法证明永恒），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劳神、关心实证呢？凭借理智，我们甚至无法弄清楚在食品里我们为什么需要盐，但我们仍然因为使用盐而获益。我们可以论证说，盐的使用仅仅是一种口味的错觉，或者是一种迷信；可是，它依然为我们的健康成长做出贡献。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剥夺自身的生活观念呢？这些观念在生命的危机期帮助人渡过难关并赋予我们的存在一种意义。
此外，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观念不真实呢？如果我直截了当地说这类观念也许只是虚幻的观念，很多人将会随声附和。他们没有能认识到，这种否定与宗教信仰的肯定同样不可能“证验”。我们完全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任何一种观点；但无论是哪种选择都终将是一种人为的选择。
然而，我们哺育不能验证的思想有着一种强烈的经验主义意义上的道理，这就是：我们知道这类思想有益于人类。人类确实需要一些普遍的思想和信念，这些思想和信念将赋予他的生活一种意义，并使他能够在宇宙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他坚信受苦受难是有意义的时候，他就能够忍受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而当他深陷于不幸，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在一个“白痴讲述的神话传说”里扮演角色时，他就会被不幸压垮。(www.xing528.com)
宗教象征的作用是，为人的生命赋予一种意义。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相信，他们是太阳父亲的儿子，这种信念使他们获得了一种生命观（和一种目标），这种目标远远超越他们有限的生命存在。它为他们展现人格提供广阔的空间，许诺给他们一种完人的圆满生活。印第安人的处境远远比我们自身文明社会中人的处境更令人满意。文明社会中的人知道，自己仅仅是（并将继续是）没有内在生命意义的失败者。
一种关于自身存在的更为博大的意义感，是使人超越于纯粹的索取和消费之上的意义感。假如人缺乏这种感觉，他就会感到怅然若失，感到生活不堪忍受。如果圣·保罗不是坚信自己是浪迹四方的、上帝计划的实施者，他肯定不会成为圣·保罗其人的。他的真正的、有意义的生命蕴涵在他内心的坚定信念之中：他是上帝的使者。人可以责难他说，他患有夸大妄想症，但是这种观点在历史的证验和后世人的判断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控制着他心灵的神话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远非纯粹的匠人所能比拟。
然而，这类神话是由并非人们有意识创造的诸象征构成的。这些象征是自然生现的。创造神—人神话的人并不是耶稣本人。在耶稣诞生之前，这一神话已经存在了无数个世纪。正如圣·马可告诉我们的一样，这种象征性观念控制了他本人，并使他超越了拿撒勒13地方的木匠人的狭窄生活，成为耶稣基督。
神话的来源可以回溯至原始部落的讲故事人和其睡梦那里，回溯至为其种种幻觉激惹而动的人们那里。这些人与后世人所称之为诗人或哲人的人大同小异。原始部落的故事讲述者并不关心他们幻想的来源；只是过了很久很久之后，人们才开始想要弄清楚神话故事的起源。然而，很多世纪之前，在我们当今称之为“古代”希腊的地方，人们的智力已极为发达、足以推测出关于诸神的神话传说只不过是流传下来的、远古的、有关长眠地下的国王或族长的被夸张变形的传说故事。人们早已相信这样一种观点：神话太不真实，以至于很难说神话所说的就是它所意味的。因此，人们便把神话还原成为一种普遍为人理解的形式。
在近代，我们发现同样的现象在梦的象征体系那里也出现了。在心理依然处于摇篮之中的岁月里，我们渐渐认识到，梦具有某种价值。但是，正如希腊人奉劝自己，使自己相信他们的神话只不过是理性的或曰“正常的”历史的煞费苦心的制作一样，心理学的一些拓荒者们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梦的意义并不是它们表面上所显现的意义。他们将梦表现的意象或象征轻率地视为种种稀奇古怪的形式，通过这种种形式，心灵被压抑的内容向着意识心理显现。由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梦意味着某种并非是其显在表述的东西。
我业已描述了我对这种观点所持的异见——一种引导我去研究梦的内容和形式的异见。为什么梦意味着某种与其内容不同的东西？在大自然中存在着任何并非是其自身的东西吗？梦是一种常态的、自然的现象，而且它并不意味着某种并非是它本身的东西。犹太教法典甚至说：“梦就是它本身的释义”。由于梦的内容是象征性的，因而它具有不止一种意义，这样一来，混乱便产生了。象征所指的方向与那些我们的意识心理所感知的方向不同；因此，与象征关联的要么是某种潜意识的存在，要么起码也是某种并非完全意识化的存在。
对于科学的头脑来说，这类作为象征性观念的现象是一种讨厌的现象，因为它们不能被用一种令理性和逻辑满意的方式加以系统阐述。在心理学里，它们绝不意味着是这种现象的唯一例证。麻烦的根源在于：“情感”现象或者情绪现象使心理学家们用终极定义一劳永逸地界定它们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在两种情况中，麻烦的根源是同一个——即潜意识的介入。
我非常了解有关理解认识能力的科学主义观点，最令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困惑和痛苦的是，他不得不与那些不能被完全或者准确地把握的事实打交道。这类现象惹起的麻烦在于，存在着的事实无法否认，但又无法用理性的术语加以系统阐述。然而，若想把握这种现象，人必须能够理解生命本身，因为产生种种情绪和象征性观点的正是生命本身。
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完全有权利把情感现象或是潜意识的概念（或者两者）排除在他的考虑之外。但是，它们依然是事实，依然是医学心理学家起码应该给予足够注意的事实；因为情感的冲突和潜意识的介入是他的科学典型特征。只要他为病人治病，无论他是否能够用理性的术语对于种种非理性现象加以系统阐述，他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很自然，当心理学不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所进行的冷静的学科探索，一变而为真实生命探险中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时，那些缺乏医学心理学家经验的人便感到很难理解发生的一切。射击场上的打靶实践远不是战场上的实战；而医生却必须与在真正的战争中受害的人打交道。尽管他不能用科学的概念来体现心灵的现实，但他仍然应该悉心关注心灵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教科书能够将心理学传授于人；人只能通过实际经验来学习心理学。
当我们仔细审视某些世人皆知的象征时，我们便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譬如，基督教中的十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它表现无数的特征，观念和情感；但是名单上画在名字后面的十字只表示叫那个名字的人已经谢世。在印度宗教里，阳性生殖器的作用宛如一个包罗万象的象征，但是，如果街头的小淘气把一阳性生殖器画在墙上，那仅仅只表现他对自己的阴茎的兴趣。在进入成年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童年和青年的幻想常常继续出现，因此，在很多梦里出现的幻想毫无疑问是性的幻想，将这些性的幻想理解成为其他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然而，当共济会会员谈论修道士和修女互相翻压对方，或者当电学家谈论阳性插头和阴性插座时，设想他正沉浸于充满炽烈情欲的青年人的幻想之中是滑稽可笑的。他只不过是在用有声有色的描述性名称来谈论他的材料内容。当颇有教养的印度教教徒向你谈论林伽（Lingam14在印度神话中代表湿婆大神的阳性生殖器）时，你将会听到我们西方人永远不会与阳性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种种事情。林伽自然并不是一淫秽色情的引喻；十字也不仅仅只是死亡的标志。它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展示这类意象的做梦人的成熟心理。
梦与象征的释义需要聪明才智，人不能把它变为一种机械的体系，然后塞进毫无想象力的头脑之中。梦与象征的释义既需要日渐增多的关于做梦人的个性的知识，也需要释梦者的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在这一领域里，没有任何阅历丰富的工作人员会否认，经验的法则是有助于工作的；不过，人们必须慎重、聪慧地运用这些法则。人可以遵循所有正确的法则，但只要他忽略了一个较为聪慧的人不会忽略的、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就会陷入困境，得出最为惊人的荒谬结论。由于缺乏直观能力或缺乏情感，一个智力极为发达的人甚至也会误入歧途。
当我们试图理解象征之际，我们面对的不仅仅只是象征本身，而且我们面对的还有生产象征的整个人。这其中包括对于他的文化背景的研究，包括对在生命过程中个体填补其自身教育中的诸多空白的研究。我曾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将每一个案都看作我对其甚至还不知ABC的全新的问题。当人论述表层的问题时，常规性的解答可能既有实际意义又有用途，但当人接触到一些关键问题，生命本身就会取而代之，而且甚至就连最杰出的理论论题也都变成了苍白无力的词语。
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想象和直觉是不可或缺的。虽然通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它们主要对于诗人和艺术家有价值（在“明智”的事件中，人不应该相信它们的作用），但是，在一切更高级的科学中，它们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想象和直觉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完善“理性的”智慧，完善它对于具体问题的运用方式。甚至就连物理学——这门一切实用科学中最严密的科学，也在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依赖于直觉（尽管有可能事后论证种种逻辑程序，这些逻辑程序可以使人得出如同直觉得出的同样的结论）。
在象征的释义中，直觉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常常能够保证，象征的意义可以立即被做梦的人理解。不过，这类幸运的预感一方面可能从主观意义上令人相信，另一方面，它又可能相当危险。这种预感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例如，它会诱使释义者和做梦者继续处在一种宜人的、相对和睦的关系之中，最后以一种共享的梦告终。如果人满足于通过“预感”来理解象征的模糊的幸运感。那么他就会丧失真正的科学知识以及心理理解力的坚实基础。只有当人把诸直觉还原为有关事实的准确知识以及种种逻辑联系时，他才能去认识事实、解释事实。
一位诚实的研究者将会承认，他不可能始终这么做，不过，若不能将此牢记在心，则不是一种诚实的表现。即令是科学家，他也依旧是人。因此，他像其他人一样痛恨那些他不能解释的事物是很自然的。一种普遍的错觉是，相信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比科学的理论更脆弱了，科学理论是用于解释种种事实的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尝试，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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