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在佛罗伦萨追踪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展，看一个家族内从个体的人到理想的人、再到领主的发展，是很有意思的。美第奇家的科西莫是个高度个体化的人，他通过扩大买卖从一个小商人之子爬上佛罗伦萨的最高位，尽管他可以容忍其他人，却从不掩饰他的动机就是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情愿要我的声誉和名望而不是你，我应当为我自己谋利，而不是为你，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正当而公道。我和你因此像两条大狗，碰到一块儿时就彼此嗅一嗅，然后，因为大家都有牙，就各走各的路。所以你可以去干你的事，而我去做我的。”韦斯帕西亚诺·达·比斯蒂奇的《科西莫传》中的这些话，表明他如何以商人气的姿态去对待政敌。
从某种程度上说，集中精力照看自己家族的利益，同时让其他人照看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况，很能解释佛罗伦萨在早期文艺复兴时多种风格并存的现象。而保护人不对艺术家的主题思想进行干涉也是原因之一。保护人只单纯出钱，对创作意图作最低限度的建议，艺术家则追随自己的灵感，在这种自由空气中伟大作品和伟大艺术家层出不穷；尤其是因为在当时，时代的哲学已产生了追求目标和向高标准看齐的道德责任感。
科西莫实际上要比他用言语造成的印象慷慨和正直得多，他的重视现世的观点反映在他的生活作风和由他及他的哲学所鼓励的艺术作品中。勃鲁奈勒斯契在建筑教堂时越来越以人为标准，几乎就像是要让他感到更舒适。由于人和神之间形成了较直接、较平等的关系，人就有理由感到自在和易于接近神。
勃鲁奈勒斯契为圣十字修道院造的僧众聚会场所帕齐礼拜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清楚地表达了它自身所包容的空间。灰色石墙分成好几个带，这由墙上的平面装饰表现得很清楚，整体的几何图形意味着僧众在作决定时应简单明了并考虑实用性。
42——43. 菲力波·勃鲁奈勒斯契所建帕齐礼拜堂，约1430年，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修道院。
帕齐礼拜堂的正面很出名，它轻盈纤巧地架在六根科林斯石柱上，是优雅、严谨和巧妙运用空间的典型，而且表现了早期文艺复兴时人们心身所向往的简单明澈和整齐划一感。艺术家把房屋表面分成许多方块，相互间存在着几何比例关系。中间拱门每边的三根柱子都形成一个方块，这个方块上面以及位于楣梁上的地方又分成许多方块。梁下层的方块嵌着板，上层的则空着，形成屋顶下的露台。下层方块自己又分成四块嵌板，每块嵌板的一边就是建筑上所谓的“黄金比率”，它是度量单位，可以把建筑物的任何部分刚好等分。最上面的圆顶仿佛漂浮在圆筒形的白泥灰墙基上，使建筑物自始至终显得优雅和严谨。(https://www.xing528.com)
帕齐礼拜堂是勃鲁奈勒斯契早期风格的完美总结，和育婴堂一样，照在它表面的光线和门廊的阴影成鲜明对照，烘托出圆柱的细长外形。但不久后勃鲁奈勒斯契就要转向一种比较雄壮的风格了，在其中他的建筑的线形基调要让位给比较立体化的风格。他在1434年设计，1446年逝世前又在1444年修改过的圣灵教堂，就是他这种比较雄壮厚重的风格的极好范例。
随着这种变化，早期文艺复兴时佛罗伦萨的俭朴、理性的因素很快也改变了，在科西莫的幕后领导下，佛罗伦萨长期享受和平，这大大增加了城市的财富和豪强大族的私人财产。银行业务的成功及他们与教皇、王公间强有力的纽带把美第奇家的第二代从商人变为贵族领主。1464年科西莫死后，皮耶罗继承父业成为家族之首，法王查理七世对他推崇备至，让他在美第奇家族的纹章上加印法国王室的标志百合花。皮耶罗四处搜寻手稿古物，开办了有名的美第奇图书和收藏馆，它直到现在还坐落在后来米开朗基罗专为它设计的楼房中。皮耶罗死于1469年，他的儿子洛伦佐（1449——1492年）接替他。
44. 安德烈·德尔·维罗乔作《美第奇家的科西莫》，大理石，高36厘米，普鲁士文化财产基金会柏林国立博物馆藏。
45. 本诺佐·戈佐利作《三贤行》，约1469年，壁画，佛罗伦萨美第奇宫，有关美第奇家的洛伦佐的细部。
洛伦佐是美第奇家风度风格发生变化的真正代表，他在本诺佐·戈佐利的油画《三贤行》中，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装束富丽，贵族派头十足，和家族中其他人一块骑着马，走在康斯坦丁堡大主教和拜占庭最后一位国王之间（他们曾于1439年到佛罗伦萨来参加基督教东、西方教会的会晤）。“华丽者”洛伦佐看起来比拜占庭国王还要有贵族气，他就这样进入欧洲政治和豪华宫廷的舞台。
15世纪最后几十年，佛罗伦萨出现一种新的贵族生活方式，盛典赛会接连不断，社会风尚日趋奢华。1469年，洛伦佐为庆祝订婚举行赛会，此时他刚因父亲早死而接过家族领导权，他把“一段枯月桂树干上的新生绿枝”作为他个人的标记，上面写着“Le temps revient”（从头开始）。这时，“华丽者”是否在考虑，要回到老的俭朴有序的商业社会中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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