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捐助人到画中人：探索肖像画在文艺复兴艺术中的角色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现在是兴趣的中心了：绘画反映他的世界，建筑为他作出设计，文学颂扬他的成就；他的品质和他的活动，无论巨细一概称颂。对自然不断加深的认识，对人间事不断增长的兴趣；那种认为人应当修心健身以奋发向上的观念在不断加强，这些都不可免地增进了个人主义的意识。这样，捐助人就不再画成像马萨乔的《三位一体》（第2页图1）中那样只是谦恭地跪在圣迹之外，艺术保护人现在把自己坚定地放在画面中心了。

38. 莱奥纳多·达·芬奇作《维特鲁威式人体》，钢笔画，威尼斯科学院藏。

39. 罗吉尔·凡·代·魏登作《贵妇像》约1430年，木板画，36.2×27.6厘米，伦敦国家美术馆藏。

在扬·凡·爱克的画中，罗兰掌玺官跪着（第30页图25），“占据一个位置”，几乎与圣母面对面。他强悍的脸容、尖利的目光以及鼻眼中倔强的线条都反映他顽强的个性，使人觉得他是盯着圣母看而不是对她景仰。圣母显得贤淑优雅，仍然是哥特式绘画里的人物，但掌玺官已完全走进文艺复兴肖像画的现实世界了，他已不仅是捐助人，他现在是绘画的真正主人翁。

15世纪20年代起，肖像画在佛兰德斯绘画中十分繁荣，出现了一批杰作，但其朴实的背景妨碍了对真实细节的精心描绘，这也许是由中世纪的风气和生活方式引起的，其中还夹杂着古典作品中的对称和严整性。凡·爱克的《红头巾的人》和《凡·代·帕莱牧师的圣母》就是这种早期现实主义风格的最好例证，而同时代罗吉尔·凡·代·魏登和佩特鲁斯·克里斯图斯（Petrus Christus）的作品，如魏登的《贵妇像》，则代表现实主义中较理想化的风格，我们称之为“古典式”（“古典”一词在此并非指古代范例，而是用其较广的含义，指画面的基本格局是横平竖直，极为规范，从而造成平衡和稳重感）。

看看罗吉尔·凡·代·魏登的人物画，可以看出自然造型都以完美的几何对应物表现出来，和凡·爱克相比，魏登的作品中人物更突出，更具抽象的气质，但同时又不损害其中的现实主义。贵妇身上平直的红色胸衣，头巾和无袖衣上呈三角形和锥形的皱褶，都以几何的精确性衬托着头和脸这颗灵巧的椭圆形。在这里立体感极强，我们禁不住要去摸一摸；五官极其端正，都围绕着画面中心，从而给画像一种先前只有在古希腊艺术中才有的稳重和永恒感。

佛兰德斯派肖像画在欧洲艺术史上第一次表现男女人物形象，其中人的美、精神和肉体特质是表现的中心。(www.xing528.com)

现在，绘画、雕塑和文学作品中的肖像在意大利如潮水般涌现，就像在古希腊罗马一样。它们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流芳千古，有时是经过理想化处理的，有时则真实地反映着他们的疵点。新型的人，虽说还幼稚且有时表现得粗鲁，却在历史中寻求一个特殊的地位，一个光荣而足以使后代赞慕不已的角色。

佛罗伦萨的书商和手稿出版商韦斯帕西亚诺·达·比斯蒂奇在他的《名人传记》中记叙了许多伟人、君子、将军、学者、教士和政治家，他的著作也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一样，植根于古典的文学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形象激起读者的想象，引出历史学家的感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情况也许并不像记载的那样辉煌，凡·代·魏登的《贵妇像》中完美的椭圆形也可能不完全符合她脸上的骨骼，然而艺术家的作品确实是以事物的原型为蓝本的，她身上的某些东西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使他去体会并创造完美的形象，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身上的某些方面——也许是对美德的追求，使一个人文主义的书商认为他们是“名人”。

由社会理想所造就的男女人物是由父母、师长们培育出来的，韦斯帕西亚诺笔下的名人们上的差不多都是同一所学校：Casa Gioiosa（“欢乐宫”）。这所学校由曼图亚的领主贡扎加家族（Gonzaga）在1423年创建，督导主任是著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Vittorino da Feltre），他曾在帕多瓦和威尼斯任过教。贡扎加家请他到曼图亚去，主要是要他教一大批本族子弟，但学校也向公众开放，甚至向交不起学费的人提供免费食宿。乌尔宾诺的蒙泰费尔特罗（Montefeltro）、弗拉拉的埃斯泰（Este）、米兰的斯福扎（Sforza）、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Malatesta）等等，换句话说，意大利各邦未来统治者中的多数，都是在“欢乐宫”或其他几个类似的学校中长大的。

40. 西塞罗半身像，约公元前50年，罗马卡皮托利尼博物馆藏。

41. 根特的朱斯图斯作《费德里科·达·蒙泰费尔特罗和他的儿子》，约1477年，木板画，134×77厘米，乌尔宾诺公爵府藏。

学校仿古希腊建制，文化和体育课各占一半时间，这是一座男女混合的寄宿学校，它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培养出第二代的统治者，还有他们的妻子。一旦这些人掌权，人文主义就渗进整个意大利社会。他们还带来热爱理想、老成世故、精英主义这样一些品质，这些品质正是从对身心的严格训练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