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农村史：法律阶级与社会阶级的并存

三、 阶级

我们暂时把领主放在一边，也不谈资产阶级。后者生活在附近的城镇里，在那儿支配、控制土地，从中渔利。这些人说到底并不属于农民社会。我们现在着眼于分析由直接在土地上劳动、生活的耕作者组成的社会。该社会现在不是，而且18世纪时也早已不再是真正平等的了。但是，人们喜欢从不同水平上来看最近时代中变革的作用。福斯泰尔·德·库朗热写道：“18世纪的村子已不再是中世纪的村子了，不平等已引入村子。” ^[48] 似乎这些小的乡村集团出现了相当明显的阶级分化，而且分界线随着时代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波动。

老实说，阶级这个词是历史词汇中最模棱两可的词汇之一。重要的是明确它在这里使用所包含的意义。在不同时代，村民间的法律身份存在着变化，对其进行论证是白费力气的。法兰克时代的庄园像一面“多棱有色镜”，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情况。它们之间的对照，比实际更为鲜明。在中世纪许多领地，越来越多的奴隶被解放，“自由”民与农奴生活在一起。要求农民社会的原始平等，并不等于拒绝承认这些不可辩驳的阶级差别。尽管所有平民服从的法律规定是不同的，但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当类似，而且，大多数人的命运也相当近似，因此，他们之间绝不会造成利益的对立。总之，为了使我们较为方便、不太严格地使用词汇，我们不妨在承认法律阶级的同时，否定社会阶级的存在。然而，没有比这一点更不确切的了。

在中世纪前期的领地里，同一种类的份地（或者最初就是不平等的，或者不平等是机构衰落的结果）之间有时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蒂艾，一户叫巴蒂洛的佃农家庭的自由民份地，大约有16—17公顷的耕地，38公亩的葡萄园和34公亩的草地。而唐及其妹妹，德芒什及其妻子、儿子，他们同样是佃农，两家共持一份自由份地，他们共同经营稍多于3公顷的可耕地，38公亩的葡萄，10—11公亩的草地。难道人们会相信巴蒂洛及其邻居是处在同一水平的社会等级上？至于各种等级的份地间的差异是正常的。一个奴隶份地很可能掌握在例如佃农这样的人手里，他们在法律上同接壤的自由民份地的持有者一样平等，但奴隶份地经常是比较小的。最后，还有其小块土地未上升到份地的农民，作为hotises或accolae 的持有者，无疑经常仅是在小块垦荒地上被承认的“占领者”，他们大部分属于地位还较低的阶层。

份地的瓦解有利租地的分割，它使这些差异更为突出。在中世纪，我们很难估计农民们的财产。然而，有些资料仍可帮我们作些细微的调查。1170年，在加蒂奈的三个领地中，人头税是以租地为基础的，按其价值的多少，缴纳2—48个旧货币。在圣路易时代，皮埃尔丰领地的王室奴隶为获得解放，必须支付其财产的5%，折成货币为1—1 920镑。老实说，这些人中的最富有者，肯定不是乡下人。但是，即使在中小家产（尤其是农户）之间，差距仍然是明显的。总体上看，大约2/3多的家产没有达到20镑，相反，1/7多的家产超过40镑。^[49]

千百年以来，明显反映农民差别的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为领主服役，它反映了地位和权力的差别，另一个是更为经济性的，即耕畜的拥有或缺乏。

在中世纪领地，主人有一个以其名义行使管理的代表，这些官员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如：市长，镇长，或法官等。在人权法中，没有什么条文规定他们的地位高于居民。有时，人们甚至可以从法律上发现，他们比拥有“自由”的平民的地位更低。因为，他们经常有奴役性的条件。这种关系的力量本来可以保证他们有一种较好的品德。但是，这个职位使他们得到了大量合法或非法的利益，尤其使他们得到了任何时候都会有的不平等的威信，特别是在暴力盛行和感情冲动的时代，他们有权指挥人们。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是首领，甚至有时他们是战争的首领。在存在危险或族间仇杀的情况下，他们不是也担任村子武装起义的首领？有时，不顾严厉的禁止，他们喜欢拿起剑和矛。由此，他们例外地获准成了武装骑士。通过其权力、财富、生活习惯，他们区别于被轻视的农民大众。这些领主的“官吏”一般是爱闹事和残暴的，但是永远忠诚的，而且，几乎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很早就拥有巩固领主阶级地位的世袭权。实际上，领主对这些人的权力是担心的，并为此作了一定的努力，但正像受约束的租地一样，这些人的职位从父亲到儿子代代相传。在12至13世纪，我们通过交换农奴的契约了解到，镇长的子女，宁愿从这个领地到那个领地，也要在这些家庭中选择配偶，坚持“在此范围内”结婚。这很明显地证明了这个范围正处在形成一个社会阶级。

然而，这是一个昙花一现的阶级，而且在法国一直缺乏特殊法律身份的证实。在德国，人们把它的地位放在贵族阶层的最下边，因为在德国从13世纪起，社会等级制度包含了很多层次。法国社会也是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但方式比较简单。同样在13世纪，贵族由许多种势力组成，但是，公开地，没有更进一步的阶级划分。许多获得世袭骑士称号的低级官员融化在乡村绅士中。他们经常放弃职位，由领主再买回来。但领主不太希望保留那些变得不太听话的代理人。这些村子中的旧恶霸凌驾于农民集体之上，完全不再属于集体了。然而，另一些运气不好，不太能干的人则没有爬得如此高。领地的缩小，领主指挥权的衰落，领主越来越将收益另行出租的习惯以及对他们的怀疑，都使他们的职位越来越不重要。从那时起，按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他们只是富裕的平民，仅此而已。在11世纪、12世纪的如此显贵的官员们，到了13世纪由于分裂的结果而告消失，社会浓缩了，只分为贵族或农民。

从此，领主越来越少遭受世袭官员的侵害，越来越不承认这些低级官员的权力。现在在村子里，他们的主要代表，或者是受他们雇用的法官，或者是需要缴纳地租或具有地产的佃农。法官是一个资产者，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佃农，有时也是资产者，然而，是一个富裕农民。在这种情况下，这仅是一个特别富裕的“耕农”。

伏尔泰写道：“Colin 能见天日应归功于一个勤劳的耕农。”在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Colin 这个字是经常出现的。我担心今天的读者倾向于从中看到比“农民”更雅致的贵族风格的词汇。这将是一个错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个词有很丰实的意义。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注意到两类平民间的明显区别：一类人有马、牛或驴，其它等耕畜（自然，这是最富裕的）；另一类劳动时只有手臂。严格意义上的“耕农”“拥有马匹耕地”的耕农与靠力气吃饭的“臂力劳动者”、“庄稼汉”是不同的。劳役的状况使他们的区别更大。在瓦雷德，13世纪时，耕地和马车运输的劳役要求那些有犁有牲口的农民参加，而在主教封地上的劳动落到全部有犁或没犁的平民身上。在图卢兹的格里索勒，1155年，“臂力劳动者”这个名字叫开了。无疑，在耕者之间，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是差别很大。当杂税分为几等时，领主的管理目光自然地转向他们的牛栏和马厩。正如我们说的，13世纪在阿夫朗什的居雷村，最穷的人被迫将牲口联合起来，拉同一张犁。在不易深翻的地区（例如淤泥地），难道不该有3—4对牛拉犁，以便划出沟畦来？这里又出现了新差别。在瓦雷德，那些把一匹、二匹、三匹、四匹，或者更多的马连在一起的平民之间有差别。在普瓦图的欧蒂兹河畔圣伊莱尔，11世纪时有2—4头牛的土地所有者之间有差别。大约在同一时代，在马里济—圣热讷维耶沃，有的穷人“没有牛”，有些农民有“整犁”，另一些仅有“半犁”。^[50]尽管有这些差别，主要的差别仍然是“臂力劳动者”和“耕农”。

所有者反对非所有者？不完全这样。他们之间对立来自经济方面，而不是法律方面。“臂力劳动者”经常有些小块土地（哪怕只是他的茅屋和院子）和瘦小的牲口。一份出版说明在叙述1096年稍前的契约情况时说：“拉伊埃的儿子阿莫里，在给蒙东维尔的圣马丹田园堡的僧侣们……2个佃农，他们只有够建房屋、院子的土地。” ^[51] 18世纪的文章对这些情况是描写得很清楚的。至于“耕农”，至少大部分很可能只是以临时租田方式进行着自己的经营。随着大土地所有制在现代的发展，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经常，而通过直接开发进行的经营则十分少见。耕农们是村子的真正资本家，他们利用众多的土地和大规模畜群，通过向贵族和资产者租种土地（资产者及其祖先曾经顽强地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使自己在财富和威信方面经常胜过小土地所有者。自18世纪以来，佃农几乎已成为耕农的同义词，这一点决非偶然。今天，日常用语用租地这个字（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确切意义）表示那些有重要意义的乡村经营。(www.xing528.com)

臂力劳动者，没有牵犁的牲口，怎么耕种他的土地呢？有时候，他们甚至没有犁（在古代，无疑这是相当经常的情况）。1210年的一项条款，在考虑拉库尔迪厄修道院经营木材情况时预见到，人们将看到两种平民，“一些是用牛耕种的，另一些是用锄劳动的”。在沃克瓦，1771年的规划指出了“用臂力耕种的土地” ^[52] 。但是，尤其在土地密集的地区，必须向较富的邻居借用耕畜和犁，有时这是免费的，因为在很多乡村共同体里，相互帮助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社会义务，但更经常的是要报以酬金。这种报酬有时用现金，有时用实物，另外还有以劳役方式支付，这是穷人向富人还债的一种习惯方式。因为，“臂力劳动者”很难靠其财产过话的，一般地只能以在耕农家干活为生，他是“短工”，“日工”。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结成了合作，当然，它并不排斥他们之间的对立。18世纪末，在阿图瓦，“耕农”们不高兴地看到一些“庄稼汉”承租土地，而不是把他们的劳动力留给富裕农民，为了惩罚他们，就提高了耕畜的出租价格。不满是如此激烈，如此可怕，以致政府不得不下令制定了一个合法价格。 ^[53]

敌对是一贯的。现代世界的经济改革使其更为尖锐。农业进入交换周期是真正农民危机的起源。最富裕、最能干的耕农利用它，只能变得更富。相反，许多劳动者却负债累累，不得不出售一部分财产，他们进入短工的队伍或至少逐渐接近短工的状况。但是，只要土地的新主人通过小农场方式经营土地，这些地位低下的人仍然有办法以货币地租或分成地租的形式，租种一些土地。但是，18世纪在许多省大规模进行的“农场合并”，最终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推入农业无产者的队伍。这时期的许多文章给我们描述了这些村子的情况。正如1768年里尔总督说的，在阿图瓦的一些行政区，“同一个农场主拥有一个共同体的全部耕犁，这使他绝对成为居民生活的主人，损害了农业也损害了居民。” ^[54] 1787年前夕，在相当多的共同体（例如在洛林，皮卡第，可能还有贝里），体力劳动者成了大多数。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农业革命”，大约在1750年开始改变法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的面貌，这个农业革命和稍后时期反对君主制的政治革命一样，它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农民社会。

【注释】

[48] Séances et travaux de l’Acad. des Sc.Morales, t. CXII. p.357.

[49] M.Prou et A. Vidier，Recueil des chartes de Saint-Benoît sur Loire, 1900 et suiv. , n° CXCIV（文中提到masures，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户）——Marc Bloch, Rois et serfs，1920，p. 180.

[50] Bibl. de Meaux, ms 64, p. 197 (Varreddes). —C. Douais, Cartulaire de l’abbage de Saint-Sernin, 1887, n° CVI (Grisolles).— L. Delisle， Etudes, p. 135, n. 36 (Curey). — L. Rédet, Mém. de la Soc. das Antiquaires de l’Ouest, t. XIV, n° LXXXV (St-Hilaire). —F. Soehnée, Catalogue des actes de Henri l^er, 1907, n°26(Marizy).

[51] Depoin, Liber testamentorum Sancti Martini,n°LXXX.

[52] R. De Maulde, Etudes sur la condition forestière de l’Orléanais, p. 178, n. 6 et p. 114.— Chantilly, reg.E 34.

[53] A. De Calonne, Mém. de la soc. des Antiquaires de Picardie, 4^e serie, t. IX, p. 178—179. 对照由洛林地区的巴奈、鲁特尔芒热、孔代—诺尔腾、沃东库尔和瓦里兹等村共同呈上的陈情书第9款，载 Quellen zur lothringischen Geschichte，t.IX.

[54] Arch. Nat., H. 1515, n°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