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需要用些猛药

2009年3月11日

媒　体：《21世纪经济报道》

采访者：马　晖

教育改革无非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改革首先做到教育机会的公平，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相同的教育机会。这实际上是教育起点的公平，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的受 教育权益都能得到保护。

记　者：不久前，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紧张的制定过程之中，最新一轮就20个重大问题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了200多万份的建议。这种社会参与的热情，在近年来还是比较少见的。

朱永新：这说明，全社会目前对教育改革是高度关注的。温家宝总理提出这次《纲要》的制定要“问计于民”，就是说真正要做出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看得懂的、能够做得好的《纲要》。但是下一轮改革怎么做，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怎么去应对，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所以，我提出《纲要》首先要处理好两个重要的关系：一个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一个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一直在努力协调好的关系，三者不可偏废。改革是最根本的动力，因为从目前来说，教育改革动作不大，恐怕老百姓都不会答应。因此，有人甚至提出这次制定《纲要》要推出一个以教育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方案。中国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为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改革需要用一些猛药，加大改革的力度。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都推出过教育改革的方案，实际上那些方案里比较多的是强调发展。所以，这次我们想通过改革来比较好地推进发展，而不是就发展谈发展，强调要以改革作为发展的最大动力。

当然也要注意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稳定的问题。在这次《纲要》的制定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甚至包括一些学生家长，对一些改革举措也有很多争论。以文理分科为例，在刚刚结束的教育部征集意见工作中，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要占54%。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积极、稳妥、慎重推进。当然，我还要强调一点，广泛倾听民意不等于就是一定要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因为这里涉及一个公众对教育的理解的问题。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和站在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有的时候还是不完全一致的。当然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作为国家来说是为了每个孩子得到最好的发展。我希望改革要充分地听取民意，集思广益，这样才能做好我们的改革工作。

记　者：公平和效率的话题，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是个老话题了。

朱永新：教育改革无非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改革，首先做到教育机会的公平，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相同的教育机会。这实际上是教育起点的公平，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的受教育权益都能得到保护，无论是幼儿教育阶段的教育权益，还是高中阶段或是大学阶段的教育权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平。

记 者：近期，有教育界人士表示，应该在《纲要》制定过程中引入关于新教育方针的讨论，您怎样看这种提法？

朱永新：我个人认为在这次教育改革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提法要予以特别充分的讨论，其中一个就是有关教育方针的。过去我们一谈到教育方针，讲得多的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理念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表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社会与个人两方都能够兼顾的培养目标？这涉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教育观治学，用什么样的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来引导人民群众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教育还是要回到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来，更多地站在这个立场上来思考问题。

除此之外，我建议本次《纲要》的制定，最好能够凸显教育改革的一个战略主题。过去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往往是推出一个规划发展纲要，或者是中长期计划，缺少像国际上很多著名的教育改革那样列出一个主题。比如，美国上一次改革的主题就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联邦政府为此还专门出台了一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该法案由美国总统签署实施。这样，老百姓就很清楚政府想干什么了。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本次教改的战略主题，比如“办好每一所学校”。如果再加上一句话，可以是“教好每一个孩子”。(www.xing528.com)

记　者：一国的教育属公共产品或是准公共产品，在兴办教育时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从这个层面来讲，有研究者称，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在推行公共政策时自身定位出现偏差所导致的。

朱永新：的确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本次教育改革必须要关注并解决这方面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缺位的问题，一个是政府越位的问题。其实，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是政府还没有做到位的。比如说学前教育，这次全国两会我就带了两个建议，一个是关于加紧制定《学前教育法》的建议，一个是关于强化政府在学前教育中的责任的建议。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发展规模和速度也明显落后于其他教育阶段，在9个人口大国中，位于墨西哥和巴西之后。“九五”和“十五”全国幼教事业发展规划目标都没有按期实现，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实现“十一五”全国三年毛入学率55%的规划目标非常困难。

此外，目前我国幼儿园的办园体制、投入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子女期待进入收费低廉、办园规范的幼儿园，广大城市家长对幼儿园的办园形式、服务内容和方式也有了多样化的需求和选择。随着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广大家长对提供质优价廉的学前教育的呼声和需求更加高涨。

而2007年，全国幼儿园12.9万所，在园儿童2348.8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也只有44.6%，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从法律法规方面来看，随着《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的颁布和实施，《教育法》所规定的四个独立学制阶段中，只有学前教育没有立法，学前教育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不顺，政府责任不清，难以建立健康的学前教育管理秩序。因此，学前教育立法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考虑到制定法律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我认为至少应该先强化政府在学前教育当中所担负的责任，也就是应该明确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公共服务责任。

类似这样的政府缺位的现象，在教育领域中还有很多，比如西部农村代课教师的问题。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还有几十万的代课教师。在实行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　者：至于说政府越位的问题，我想在教育领域，最令人诟病的恐怕要数教育行政化这一问题了。

朱永新：当下中国教育行政化的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公办大学的数量远远少于公办幼儿园的数量，公办大学的比例远远少于公办幼儿园的比例。再比如说对于大学的审批，前一段时间讨论很热烈的大学教学评估，往民办高校委派党委书记等等，引发了社会上的很多讨论。回头想想，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不应该完全由政府包办，我们管得太多了？

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大学的专业设置，教育部有一个专业目录，大学专业设置要依照这个目录来。其实，这个目录的制定本身就很滞后，教育部制定和研发这个目录的过程，比如说某一个学科，等教育部研发颁布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当今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国家只要有一个指导性的目录就行了，专业设置权交给学校。国际上的大学，前两年基本上是不分科的，而是重在基础教育；后两年是以职业为导向，社会需要什么学校就可以办什么。国家可以制定大的专业目录基本方向和设立专业基本标准，然后让学校自主设立专业，把设立专业的自主权交给学校，国家进行质量监控，比如说教师、教材、实验室等，对不符合标准的专业可以强制学校停办。我觉得教育领域还是应该开放一些，减少一些行政化的倾向，把管理的权力交给学校。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部门在这次《纲要》的制定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听取民间的意见，汲取民间的智慧，借鉴国际上教育改革成功的经验，真正地制定出一部让老百姓满意、让中国教育健康发展的《纲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