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特法尔：新康德主义哲学中的怀疑解释学不完全

怀疑解释学是一种反对幻想———包括现代性的各种神秘———的有力武器。但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栖身之所。首先，它容易变成一种道德上的妄自尊大。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它来反对“他们”，无论“他们”是笛卡尔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就变成了最后的法利赛人(Pharisees)。我们变得像主日学校的教师一样，当上完一堂关于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他们的祈祷在于感谢上帝自己不同于其他人)的课时，说道，“孩子们，现在让我们双手合十，闭上眼睛，低下头，感谢上帝我们不像那个法利赛人。”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我们自己包含在怀疑的目标之中，那么事情不一定会好多少。因为带着这种指向自身的持续怀疑，发现的惊喜很快就消失在绝望的痛苦之中。这样一门学科也许对我们的精神健康有好处，但就其本身来说，它就像是一种用来果腹的泻药。它有助于清除我们体内的废物，这些废物也曾具有营养但现在已经被完全吸收掉了(因为幻想很少完全不具真理———它们只是使得自己保留的真理成为它们的信仰者的毒药)。但它根本满足不了任何精神上的饥饿，而我们精神上的饥饿症也会导致我们营养不良。

当然，绝望可能是最后的哲学激情，是最符合有关我们情境的真理的情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我怀疑)使得如此多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成了稍加伪装的斯多葛主义。但是，即使绝望是一种恶而不是一种美德，它也不是持续怀疑的最危险的结果。它具有一种本质上不稳定的化学性质，它变成愤世嫉俗比变成希望更为容易。随着绝望成了愤世嫉俗，精神的饥饿症变成了精神的厌食症。对一顿盛宴和使一个人像饥饿那样精疲力尽的清除策略感到厌恶，精神不再愿意冒险去尝试任何营养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愤世嫉俗是特别现代的，因为它的否定标准是现代性的真理(Truth)概念。不是提供一种不那么傲慢和可能更人性的真理概念，它满足于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不能拥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由现代性对于确定性(certainty)和终极性(finality)很可能是神经质的渴望来衡量的。

我所要试图论证的观点很简单:我们对此观点的分析已经将激进和否定等量齐观。它威胁着要使我们在现代性的幻想和后现代性的愤世嫉俗之间进退两难。为了回应这种威胁，我的建议是，作为有限性解释学和怀疑解释学相结合的后现代认识论不必然是愤世嫉俗的，无论为了追求激进而对于否定的强调是多么诱人。当然，激进很明显是否定的，但它明显不完全是否定的。从我们不具有任何真理的前提出发，并不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都是虚假的，因而一切都是允许的。(www.xing528.com)

如果我们得出这一结论，那么就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不将我们的灵魂出卖给军事工业的工具主义(military－industrial－instrumentalism)，它能丰厚地奖赏我们，特别是如果我们是白人、男性和聪明人。我们可以将虚无主义定义为:①这种从现代性的失败中得出的愤世嫉俗的推论(一切都是虚假的);②与之相伴随的和魔鬼签订的愤世嫉俗的协定(一切都是允许的)。强调一下，对于那些将现代性视为不快而不是视为人类大众的人来说，这是一条可能的道路。而这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现代性的一种激进回应。

然而，如果虚无主义既是可能的又是激进的，那么在我看来，它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完全激进的。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激进解释学，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有限性解释学和怀疑解释学的否定。我所考虑的，并不是通过一种对于实在论的拼命捍卫(通常是，对于形而上学主张伪装下的夸张的认识论主张的捍卫)来放弃这些否定，而是对于它们的Aufhebung，对于它们的目的论悬置(suspension)，将它们合并到一个更大的整体，无论其多么重要，它们只是这个整体的部分。显然，上述整体不能通过增加新的否定来构成，否则只会加剧我们所要竭力避免的愤世嫉俗。一种真正激进的解释学必须用一种替代性的肯定性来回应现代性的肯定性，这种替代性的肯定性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因为它预先假定了将我们的思想视为既是在一定情境之中的(situated)又是有罪的(sinful)所包含的否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