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性解释学不完全的新康德主义哲学

据说，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曾抱怨道，对于他的同事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来说，世界是真实的，但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基于同样的心情，我们可以说，解释学转向是激进的，但并不是完全激进的。如果我们希望它更激进，更有力地打破现代性，那么所需要的就不是使人更为震动和震惊的修辞学，而是一种对于启蒙事业及其浪漫主义的和黑格尔式的替代的失败的更加入木三分的分析。

现代性希望拥有真理(Truth)，因而总是在家(at Home)。它希望生活不是从“从前”(once upon a time)开始，而是从“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开始。作为视角多元论，解释学的转向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看作是一场希望实现的白日梦，即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笛卡尔之梦。与康德一致，但最终与康德相反，在一个比古典经验论更激进的意义上，它把有限性变成了认识论范畴。我们置身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社会历史之中，我们陷于原初在场的伊甸园和有机整体的世界末日(Eschaton)之间。

但是，这种有限性不是我们拥有真理和总是在家的唯一障碍。当有限性解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finitude)通过使罪恶(除了有限性之外)成为一种认识论范畴而变成怀疑解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时，它就变得更加激进了。

使罪恶(sin)成为一种认识论范畴不仅是要提醒人们注意欲望对于认识的影响，而且是要特别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因我们有足够的良知对之感到羞耻而不愿承认的欲望的影响。这意味着虽然怀疑解释学含有揭露虚假意识和自我欺骗的意思，但并非每个这样的揭露都含有怀疑解释学的意思。因为并非每一种虚假意识都是有动机的，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自我意识的扭曲都是源于欲望的;并非每一种自我欺骗(根据定义是有动机的)的动机都是自我在道德上对之感到羞耻的欲望。

我们可以在梅洛·庞蒂那里发现第一种情形的一个例子。他在《知觉现象学》的“我思”(The Cogito)这一节中对于笛卡尔的批判包含了一种对于虚假之爱(false love)的分析。这很明显是一个有关虚假意识的例子，但是他严格地将它同欺骗之爱(deceitful love)区分开来，对于后者必须从自我针对自身的内在阴谋(inner conspiracy)的角度来理解。作为有动机的虚假意识，欺骗之爱是自我欺骗，在这种自我欺骗中，我说服自己相信某种我知道是虚假的东西。相比之下，虚假之爱与其说是出于内在动机，不如说是外部的某物控制着我。我被强大的情感(affections)所占据。由于自己经验与认识的不足，我把它们等同于爱。虽然我错了，但我的虚假意识(是没有动机的)不是一种自我欺骗。在服务于某种不必认识真理的需要这一点上我没有犯错。尽管梅洛·庞蒂的政治学常常应用一种成熟的怀疑解释学，但他的现象学本体论(和其他地方一样)仍在有限性解释学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第二部分开头对于此在的向死而在的论述中发现第二种情形的一个例子。毫无疑问，我用来对抗死亡(其作为我最本己的可能性)的“逃避的遮蔽”(evasive concealment)和“安稳的日常性”(tranquilized everydayness)是出于内在动机，而且是一种自我欺骗，在这种自我欺骗中，我试图说服自己相信我所知道并非如此的东西。海德格尔将这种动机看成是“胆小的畏惧”(cowardly fear)，而正是这种动机将海德格尔的分析同怀疑解释学区分开来，而在后者那里，这种动机最好被描述为罪耻(guilty shame)。海德格尔揭示了一种其目的是要获得安慰的自我欺骗，而怀疑解释学却揭示了这样一种自我欺骗，其目的是要为无罪抗辩辩护，尽管我没有、也无法在道德上加以宽恕的欲望、情感或行为出现在我之中。胆小的畏惧(cowardly fear)可能是一种我竭力要回避的罪恶，但根据海德格尔的例子，并非如此。它是我的死亡的确定性、我的有限性的确定性而非我的过错的确定性。(www.xing528.com)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海德格尔的分析与弗洛伊德对于他的梦———给爱玛打针和黄胡子叔叔———的分析，那么这种动机方面的差别会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弗洛伊德使罪恶(sin)成为一种认识论范畴，然而，海德格尔的分析(即使是对自我欺骗的分析)却并非如此。在前一种情形中，我们缺乏承认我们过错的谦卑;在后一种情形中，我们因缺乏面对我们命运的勇气而自我欺骗。

在当代哲学的讨论中，利科(通过他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研究)和福柯(通过源自尼采的系谱策略)代表了怀疑解释学的最好例子。通过使罪恶(sin)成为一种认识论范畴(事实上，如果不只是在名义上)，他们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更激进。

例如，福柯对于权力意志的分析并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想要成为bermenschen的人(他们不知羞耻地去剥削和控制他人)，而是引向那些获得了统治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因为他们所公开宣扬的道德不赞成统治。他使我们想到披着羊皮的狼，以奴隶的超我(superegos)行主人之事。对于尼采来说，这种权力意志的典型例子是牧师，而福柯所给予我们的则是一系列基于牧师权力的变体，无论这些牧师是真正来自教会的神职人员，还是随着现代世俗主义的确立，来自于健康部门的医生和治疗师、来自于真理部门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抑或是来自于正义部门的狱警。

这样一门怀疑解释学绝不是一种对于有限性解释学的替代，它预设了、有时甚至独自提出了对于情境认识论(situation epistemology)的标准分析。但是它越过了那些对于比有限性对现代性更具威胁的细小问题的分析。因为，至少在其启蒙运动的形式中，现代性本以为它能驾驭有限性。我们只需想一下笛卡尔在有限实体和无限实体之间所做的区分，或康德在现象和本体之间所做的区分就够了。但是，一切形式的现代性都深受伯拉纠人类学(Pelagian anthropology)的影响，这一学说受到构成怀疑解释学基础的奥古斯丁思想的严重质疑。(如果说马克思和尼采———两位怀疑解释学的典型实践者———怀有恢复原初的纯真的末世论希望的话，那么奥古斯丁也是如此。与康德相反，而与奥古斯丁一致，他们会一致赞同:人类生活的天启变化这个方面没有恩典就无法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