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转向与韦斯特法尔的贡献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提出一门激进的解释学意味着什么，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既然解释学是不可避免的)现状，即我们的当下。我将根据流行做法把我们的当下称为“现代性”(modernity)，并接受这样的暗示:(对于我们来说)激进的意思就是后现代的;我将解释现代性及其后果之间的界线，以便澄清:后现代的激进远不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专利。我们会发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和德里达的解构论都是后现代的，而且他们各自仅代表一种最低限度的激进解释学。

我们的解释最好从军事工业的工具主义(military－industrial instrumentalism)开始，它已经被表明为现代性的最具体的表达。这将把伦理学问题置于首要位置。但是我们最好以黑格尔的方式，使我们的终点(terminus ad quem)而不是我们的起点(terminus a quo)具体化。我发现那些从更抽象的、所谓的启蒙事业(Enlightenment project)开始的，对于现代性的解释最具说服力和启发性。我们可以依据三种目的和一种手段来加以识别。三种目的就是要用逻各斯来代替神话、用批判来代替传统、用自主来代替权威;一种手段就是逻各斯、批判和自主藉以获得定义的基础主义认识论的这样或那样的变体。所以，抽象地开始也就是要从认识论开始，而不是从伦理学开始，但我们要认识到，如果它们没有迷失在抽象中的话，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挑战将最终必然是伦理学的。

从认识论上讲，当我们开始看到，基础主义成为一种特定文化之下关于逻各斯的神话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看到，笛卡尔试图使自己摆脱一切权威和传统的努力是多么深深地依赖于学院派形而上学传统的权威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看到，启蒙事业自身多么迅速地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的权威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看到，用“人权”和“人的时代的到来”等字眼对于自主做出的描述体现了一种旧的、家长式传统(这种传统的权威也同样不容置疑)的时候，与现代性的决裂就开始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对于现代性如何解构自身并产生后现代的洞见。

但是我们不要太急于走向后现代。因为现代性，事实上就像所有其他的现状一样，是一种伴随着忠诚的反对派和相应争论的复杂实在。有这样两种内在于现代性的争论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后现代不仅拒斥启蒙事业及其基础主义，而且还拒斥在其中，它与其忠诚的反对派进行争论，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战胜了他们的整个框架。

第一个就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之间的争论。前者试图通过朝向大众的前瞻性运动和成人期的自主来摆脱历史性存在的监护，后者发现儿童期和青春期同样是无法忍受的，后者渴望返回到某种过去的伊甸园的子宫。(这难道不是一种混合隐喻吗?)弗洛伊德对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提出的海洋般的情感(oceanic feelings)很不以为然，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的开头，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关于这场争论的简要概括:浮现对沉浸(Emergence vs. immersion)、进步对怀旧(progress vs. nostalgia)、推论理性对直觉信仰(discursive reason vs. intuitive faith)。

然而，浪漫主义运动明显是现代的忠诚的反对派而不是对启蒙事业的一种激进替代，因为它和它的对手的共同之处是:①都拥有对其存在历史性的一种敏感;②不愿忍受一种具有如此丰富中介的生命在本质上的不完全性;③通过获得某种直接性而渴望超越这样一种构成其少数、构成其总是在路上而不到达的特征(its always－on－the－way－but－never－there character)的中介(mediations)。这场有关这种直接性的本质的争论，无论它是在某种唯理论或经验论的基础主义的表达中，还是在一个只能通过隐喻和艺术形象来进行表达的情感领域中被发现。对于参与者来说，这都是一场激烈的争论，但这场争论所预设的一个巨大的共同之处，就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定义。(www.xing528.com)

第二个就是启蒙运动的基础主义和黑格尔的整体主义之间的争论。后者批判一切形式的直接性，从而确立起自己既与启蒙运动又与浪漫主义运动的对立。人们倾向于称其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一种形式。

然而，黑格尔保持着鲜明的现代性。因为尽管他批判了那种将其他党派统一在现代性这个议会里的直接性，但他仍保留着与启蒙运动相一致的绝对知识的理想。不过在他这里，这种理想就是要通过前进到完全的中介而不是退回到直接性来实现对于历史少数的中介不完全性的超越。这种整体化的策略，在逻辑学中被概念化，在精神哲学中被历史化，它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基础主义的替代以及从进步的理想向实现了的末世论的转变，其逃离历史性存在不完全性的速度甚至比那乐意满足于零碎末世论的启蒙运动的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我们问，尽管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在绝对知识问题上有不一致，但在直接性问题上，是什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东西和———尽管启蒙运动和黑格尔在直接性问题上有不一致———在绝对知识问题上将启蒙运动和黑格尔统一起来的东西是一样的。它是对于历史性存在的相互交织的Unterweglichkeit和Unheimlichkeit的过敏反应，以及在已经到来的每个时刻去经验本质(essence)和存在(existence)之间的毫无间隙的相应渴望。现代性充斥着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它试图通过总是在家(by always being at home)来抑制儿童期的恐惧和青春期的焦虑。用黑格尔逻辑学的语言来说，三种现代性模式在不同层次的范畴复杂性上起作用:浪漫主义运动在存在的层次上，启蒙运动在本质的层次上，而黑格尔自己则在概念的层次上。所以，它们之间本质上的血缘关系很容易被忽视。

相对于如此诞生的现代性，解释学的转向总是激进的，“激进的解释学”(radical hermeneutics)只是一个冗赘的同语反复。因为解释学断言一切形式的现代性都是肤浅的，如果一个人深挖问题的核心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直接性(immediacy)和整体性(totality)同样是空想的。我们从未在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总是在家(永远别想去掉伽达默尔的偏见，即一个已确立意义和事实的世界或生活世界)，但每一个家都是临时的和次终的(penultimate)(从未超越德里达的差异)。我们的存在必然是游牧式的。我们历史性冒险旅行的Unterweglichkeit和Unheimlichkeit是无法超越的。它们划分我们存在的界线，因为它们属于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本质。逃离它们就是一种自我挫败，但这是幸运的，因为要是成功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要离开我们自己。不幸的是，我们只是通过这样的逃离来离开我们自己，无论结果证明它是多么的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