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特法尔：解释学的必然性

解释学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生活是文化的而不仅仅是自然的。尽管我们仍无法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清楚地说明这一区别，然而，下面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使那些最无所事事的家伙也不只是本能地活着。我们的生命植根于我们所继承的以及我们自己所创造的观念(因而是文本)和实践(因而是制度)中，因而我们通过(再)解释［(re) interpreting］它们，赋予我们的存在以形式和内容。

在这个层次上与解释学的范畴必然性相对应的是某种假定的必然性。Geisteswissenschaften并不必然应当存在。它们是文化的产物，且大部分的人类历史都先于它们的发明。然而，如果说要是有作为文化产物的人类生活本身的科学的话，那么它们将必然是解释学科学(hermeneutical sciences)，它们展示了与其主题———观念和实践相同的解释学循环。它们是以解释为前提的解释，即(再)解释的(再)解释［(re) interpretations of(re) interpretations］。

从亚里士多德到艾耶尔，经验论者一直在努力使感知成为未被环境因素所污染的自然物，使知识摆脱历史而又保持着它同地球之间的联系。但没有成功。随着一切看都是“看作”(all seeing is“seeing－as”)这一认识的日益清晰，而如何有说服力地否定感知的文化的解释学特征这一点却愈来愈模糊了。意识并不比精神更基本的黑格尔式主张说，我甚至可以将物理自然视为好像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感知它似的(甚至将世界视为物理自然的能力也是学会的，因此物理自然的概念也是文化的产物)。

在这个层次上与解释学的范畴必然性相对应的是另一种假定的必然性。Naturwissenschaften并不必然应当存在，它们也是文化的产物，且大部分的人类历史都先于它们的发明。然而，如果说要是有物理自然的科学的话，那么它们将必然是解释学科学，它们展示了与其所最终诉诸的感知相同的解释学循环。在缺乏独立于任何理论的材料(theory－free data)的情况下，它们将是以解释为前提的解释，而且它们的对象将是对于构成其证据的(感知上的)(再)解释的(理论上的)(再)解释［(theoretical)(re) interpretations of the(perceptual)(re) interpretations］。由于托马斯·库恩等人的研究，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特征已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承认。(www.xing528.com)

与解释学的这四重必然性(双重范畴的和双重假定的)相对的是第三种假定的必然性。作为认识论反思的哲学并不必然应当存在。它同样是文化的产物，且大部分的人类历史都先于它的发明。然而，如果说在其前反思的(但是解释性的)日常性(everydayness)和各门科学中的一阶(解释性的)反思(first－order reflection)之上还有关于人类生活的二阶反思(second－order reflection)的话，那么它将必然是解释学的，它展示了与其主题的所有四大领域(一种分类方法，其本身就是一种解释)相同的解释学循环。它将是一种对于以前解释为前提的(再)解释的(再)解释。如果不是天真的话，它将知道自己就是如此，很有可能它将称自己为哲学解释学。

在这些意义上，解释学是不可避免的。当哲学家如哈贝马斯和后期的海德格尔———以及后者的追随者，福柯和德里达———谈到超越解释学时，他们并不否认我刚才所讲的不可避免性的观点。他们的意思毋宁是说，他们的哲学解释学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区别于其他人———通常如早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或利科(Ricoeur)的解释学，这些解释学被认为保留有太多的笛卡尔或黑格尔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否认一切看都是“看作”，并不否认哲学反思及其主题“以此类推”也是解释学的。所以，约翰·卡普托(John Caputo)给予他那具有挑战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德里达式的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以“激进解释学”(Radical Hermeneutics)的书名，是完全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