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室到市场：创新四重奏

重大技术开发案的推动，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经费，一是主持人。两者互相影响，缺一不可。次微米电子制程计划是工研院有史以来经费最大的项目，工研院内经国外技术顾问委员会（TAC）的协助，对它筹划已久，重要的框架已经勾绘，待确定经费及主持人。

在经费方面，当时“经济部”的领导都非常支持，同意照案提报“行政院”，但是其他部会的重点计划很多，在年度预算审议中的压挤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项目在上一层的“行政院”、“立法院”预算程序中要全身无损过关，谁亦不敢担保。最后只有比优先次序。为了这事，我去见当时政府的高层领导，争取政府的优先考虑。当时工研院有两个重大的案子在规划。一个是55亿的次微米电子制程技术开发案，另一个是22亿的竹东院区研究大楼兴建案。

在人选方面，当然有兴趣的人不少，但是要符合才、识、德、守、领导力、国际观等要求的就不多了。TAC及史钦泰副院长经多次讨论后，第一人选是在AT＆T Bell Labs的卢志远博士，但是卢的意愿不确定。我们看中了人，人家不一定看中我们呢！

我并不认识卢志远，但考虑他的资料后，觉得要和他会面谈谈。钦泰说卢正好要来台参加VLSI－TSA（国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系统）研讨会，但是行程很紧。因此我们约了在科技大楼工研院的办公室里见面，会后我亲自送他去喜来登饭店会场。

我和卢志远会谈之后，印象非常好，比看书面上所描绘的还要好。他对家乡的感情深厚，服务的意愿很高，对未来有远大的抱负。然而他在Bell Labs很受器重，前景大好，回台湾却有很多未知因素，因此没有下定决心。我回想1979年和美国中止外交关系时，自己决定举家回台的情景，完全可以理解他要放弃美国已有的成就、带着家小投入不确定的未来，是一个如何艰难的抉择。

在去会场的车上我们又谈了一会，最后他问我说：“你们这个次微米计划是不是真的要做，真的会做下去？”我瞪着他说：“你如决定回来，我们一定就做。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一来领导，计划就起跑。”我深深了解，再大的计划，如果没有合适的领军人物（Champion），什么都不用谈。

不久，卢志远来工研院报到了，他的职务是电子所副所长兼次微米电子计划主持人。他一回来，许多有经验的专家亦跟着来了。次微米计划，这就真正上路。这个项目的完成，确立了台湾在国际半导体技术上的先导地位。

我和志远阔别，转眼十余寒暑，不正是“物换星移几度秋”吗，这次见面，是在他旺宏电子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

工业技术开发的典范

回忆推动次微米计划的历程，豪情壮志仿佛又回到当年。卢志远说：“VLSI－TSA会议和院长的一席话的确是关键性，我本来就有意回台来参加次微米计划，可以多作贡献，院长让我看到了工研院的诚意，使我坚定了决心。”

他接着说：“当年因为次微米计划从美国回台湾的人，都要减薪，吃亏不少。也曾有人劝我多要求一些薪酬，但是，我不愿意那样做。因为我个人的薪资若与他人差别太大，就会影响领导的效果。然而到了今天，每一个回来的人都应是赚了。”他又说：“人生中该做的事就要去做，机关算尽，毫无益处。”卢志远爽朗地说，就是工研院提供这些宝贵的机会，他才能够获得2012IEEE Frederik Philips Award的殊荣。

原先次微米计划以建立六吋晶圆厂为目标，后来改为更前瞻性的八吋晶圆，预算则由原先的55亿修改追加到70亿。原定以五年开发完成的计划，竟然提前了半年完成，使最后决算的计划总经费为65亿台币，所以我们退还给政府5亿元的开发经费。

此案因企划清晰，团队勤奋，执行期间许多困难终能一一克服，故计划超前半年完成，开发了八吋晶圆0.5微米DRAM/SRAM的制程，工研院成为全球第四个拥有次微米电子制程技术的团队，确立台湾在国际半导体技术及高新产业界的地位。

公开公平的产业化过程

因为次微米计划成果的重要创新意义，“经济部”决定组织民间公司进行商业化，并公开说明预备以计划之硬件投资金额转换持股49%，公平招募民间集体资金入股，成立衍生公司。民间反应非常踊跃，有意竞逐的非常多，政府最后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公司成立之资金为新台币140亿元，是为“世界先进集成电路（股）公司”（Vanguard International Semiconductors Corp，下称VIS）。民股十三家公司代表人张忠谋出任董事长，次微米计划主持人卢志远担任副总经理，后升为总经理。计划之技术团队，依其志愿选择归属，绝大部分人员移转为新公司成员。

此一政府资助之科技发展项目，在计划完成、公司成立后，政府实收效益可达投资之四倍。此后之产业税收、就业税收及其他间接经济效益，尚无正式估计，然而促使台湾跻身全球次微米电子技术之前沿，成为全球信息产业价值链之一重要源头，殆无疑义。

次微米计划完成时我仍在工研院院长任内，衍生公司于1994年12月成立时我已在工研院退休。

卢志远叙述衍生公司成立的经过，如在眼前。“计划经费一半是费用、一半是厂房等设备投资，即资产一共投资30亿；但是做了五年要算折旧，因此，政府在spin－off之际，底价定在19亿。”

“早年工研院要spin－off联华电子（UMC）和台积电（tsmc）的时候，政府是到处拜托，因为大家对半导体产业没有了解、更没有信心；但是次微米计划要出去的时候是大家抢。除了台积电、联电有兴趣外，台塑集团的王文洋前来看了几次，华邦电子焦家也很有兴趣，甚至也有外商（美国的美光、日本三菱、德国西门子）公司亦想介入。”后来，“经济部”就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外国人不能参与竞标，外资因此出局；于是，日本三菱找了黄崇仁成立力晶半导体，西门子找茂硅成立茂德，美光就放弃了。“当中王文洋志在必得，才是曹兴诚、张忠谋担心的对手。后来开标前，王文洋被王永庆劝退。”卢志远谈起当时群雄竞争的盛况。

原先政府的计划是，把计划完成后的生产线拍卖给业界，当时任“经济部”工业局副局长的尹启铭提醒大家：买卖公家财产需要“审计部”鉴价等工作，前后要花两年的时间。“如果真的等两年，必定延误商机，这个技术就没人要了！”卢志远回忆：“当时科技顾问室游启聪博士就建议了一个方案，将政府的投资转为股份，而且要占股权的49%，看竞争者愿意出多少钱来入股。”

这个办法很管用，实际招标的工作由“经济部”主持，在1995年前后开了好几次说明会，业界争相角逐的情形引来媒体极大的关注。结果台积电带了13家公司领军来投标，最后得标，一股14元，远高于政府的期待。

科技项目的回馈

张忠谋订定世界先进的资本额是140亿，政府拥有的标的价为57亿，约占股权的比例是40.7%。世界先进上巿后不久股票达每股60元，最高到一股65元。如以60元计算，政府拥有股权的市值约342亿；故政府因投资次微米计划，净赚300亿。就一个技术研发机构来说，这实在是很特殊的成绩！后来政府拿了2 500万给工研院做奖金，但是研发人员大都已经到世界先进公司了，这笔奖金就捐给了工研院。

卢志远表示，科技项目要有1%的直接回收的效益都是很困难的，林院长曾调查过全球类似工研院的研发机构的回收，最好的也只有3%～5%，曾经想让工研院定在3%，但是这个目标亦是很不容易的。次微米计划的内部直接效益达600%，外部效益更无法计算，这也是因为它的时代性，而时机正好的缘故。

项目成功关键：多层支持与管理创新

卢志远说，回想1990年次微米计划推动之初，最大的困难工作竟是采购！

当年公家采购案特别是科技业，都必须议价，300万以上的采购案必须公开招标。“次微米的采购金额算起来有20多亿，一共是两百多个采购案，等于天天要办招标，其他的事几乎都没法启动了。”卢志远提到这段往事。

当时工研院里次微米开发指导委员会，决议同意可以用“议价”方式来进行采购。上了公文到“经济部”，当时的技术处处长、次长都表示很赞成。会计处处长也说当然应该突破，但是“我们却迟迟没有收到正式的回复。”卢志远眼看没有回音，又亲自去沟通，得到的回复是：“目前政府推动的十二大建设都是高科技，采购作业要突破还得一起突破。”他到这时了解了，次微米计划只有等到和大家“一起突破”吧，他和邢智田所长讨论后，觉得只有认了，所有采购还是走公开招标的路吧。

“我们招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自己的能力有限，不一定能开出好的标单，难以避免不合格的厂商和产品来抢标。”由于次微米计划一开始就是打着将来要产业化成立公司，换句话说，它将会是台湾第一家次微米晶圆厂，大家眼睛发亮了，摆好姿势，准备参与。“我们说服厂商自己来提案说明自己的强项。因此我们从中比较不同产品的优缺点，最后终能顺利开出能令人心服的好标单，买到合适的产品。”

然而另外一个难题马上出现，那是政府的预算编列与动支规定所带来的问题。“毕竟半导体是高科技产业，有些设备在世界上真的是独门技术，只有一两家能做到；依照公开招标采购办法，必须确认两次废标后才能指厂议价、给订单。每一废标招标，必须间隔三个月。如此一来，要两年后所有机器才能到位。”这样的延迟，对一个五年计划来说，执行压力实在太大。加上当时科技计划的预算几乎7个月才能确定，若要再等预算确定才作业，大家都没把握能来得及完成计划目标。

卢志远说：“后来，是由林垂宙院长致函‘行政院’，希望政府同意工研院提前办理采购；并签下切结书，保证若未来预算没有到位，发生任何问题将由工研院自行负责。要不是林院长当年的魄力，这个次微米计划便没法做成。”

管理上的弹性与创意，使次微米计划能稳定进行。次微米计划所有的采购开标，都由“审计部”来监标，毫无瑕疵，更被视为科专计划执行的重要标杆。

回想这段台湾科技产业创新的关键年代，我们两人都沉浸在美好的情绪之中，十分怀念那段大家无私地为台湾前途打拼的日子。深感在那些时段里，不只我们这样自我期许，政府的高层领导与我们工作有关的，如：孙运璇、李国鼎、徐贤修、郝柏村、陈履安等都是以身作则，建立了行为的模范。(www.xing528.com)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大家做事没有私心，一心只想要帮助台湾往前走。当年为了卢超群和钰创公司的参与次微米计划，以及张忠谋以工研院董事长去当tsmc董事长这两宗事件，“立法院”不同党派之间很多质疑，我承受的压力，外人难以想象。但是我们没有私心所以能诚信，因诚信所以有勇气去面对。我任院长六年中工研院的科专计划甚为庞大，次微米计划加上研发大楼便有77亿元的预算，过程中经过了无数会计、主计、审计的梳理，每一项目都是稽核完备。事过二十年后总结，我自觉相当满意。卢志远说他自己完全不和厂商来往，在那段时间，有很多老同学在半导体设备界任职，他就避不见面，后来也弄得太不近人情，所以改坚持见面不接受宴请。总之，工研院的文化从院长开始，彼此不送礼物，主管不让部属付账，这是塑造清廉文化的开端。

选择DRAM为载具

我们为何选择DRAM为载具？

“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可量产的（manufacturable）、可运转的（turnkey）的晶圆厂，要真做出东西来，就是说良率及可靠度要达得到标准；所以必须决定一个次微米技术的驱动载具（technology driver）来验证。”卢志远表示，当时micro processor的制程技术要求较低，但是结构却很复杂，什么奇形怪状都有；相对来说，内存产品技术挑战（demanding）高，它的结构是棋盘式的，比较容易除错（debug），对技术验证来说，是研发工作最好的载具。加上从此后要量产的产业立场来看，内存有标准的规格，后进的国家如果把技术和生产做好，就有机会后发先至。在1980到1990之间，台湾的半导体技术还在追赶的阶段，内存产品有世界公认之标准规格，方便单独崛起，就能切进市场；不像逻辑产品已经是Intel垄断的局面，连Microcode都是Intel的。80年代日本即是先以Memory切入市场，后来韩国的成功，也是用Memory做先锋的。

载具设计的来源

计划团队依照“经济部”“邀集业者共同参与重大项目计划”的指示，规划之初就和有意参与的公司（台积电、联华、华邦、华智、华隆、天下、硅统等）筹组开发联盟，经多次集会讨论，建立了参与联盟的权利与义务的共识；草拟的“次微米制程技术发展计划与业界合作实施要点草案”，也获“经济部”认可。

在与联盟的讨论中，针对如何取得DRAM设计来源作深入探讨，共同达成五项共识：

＊设计技术的来源必须成熟可靠，以确保本计划的成功；

＊此项设计技术必须要移转国内，使能在国内生根；

＊提供技术者必须同意DRAM载具的所有权、及因此工作而产生的知识产权为经济部所有；

＊设计技术提供者与本联盟公司不发生利益冲突；

＊合理的价格。

工研院的规划小组成员为时任：副院长史钦泰、电子所所长章青驹、副所长邢智田，以及DRAM专家欧德明、创新公司董事长汪其模等人。这些共识，或叫条件，小组向林院长和张董事长报告得到授权进行。根据这五项考虑，可能获得这个载具的来源有三：电子所自行开发，向现存大型DRAM公司作技术引进，向专业设计公司以合约委托。

卢志远说：“最直接的方法应是由本院电子所聘雇有经验的工程师参与计划。但国际上具有为0.5微米制程技术、而设计过16兆位DRAM经验的人才，可说是极为稀少而不易求。”工研院的待遇制度也无法吸引这种人才，自行开发时程恐怕过慢，无法配合整个计划的进行。

“我们亦曾考虑寻找由日本或美国大型DRAM公司，引进既有或开发中的16兆位的DRAM为载具。”然而，16MDRAM为极尖端的技术，当时尚未达成熟阶段，可以提供技术的公司极少。再者，适用于0.5微米技术的16MDRAM技术是当时各公司的终端机密，期待它们把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主要竞争武器，提供给潜在竞争对手，这种机会自然是十分渺茫。卢志远说：“即使有提供的机会，代价将极高，谈判必定费时。而且，“经济部”想要完全拥有知识产权几乎是不可能，而工研院想再授权台湾产业使用的条件也不易达成。”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个设计技术提供者绝对不可能放弃本身DRAM产制的授权，如此一来，与联盟成员将产生利益冲突。

最后工研院的规划小组选择将设计载具的工作，以合约方式委托DRAM专业设计公司负责。小组随之积极寻求可能的对象，在两份正式申请书中，一个是华智公司（Vitelic），另一个是Etron（钰创）公司。但华智公司申明不放弃其本身产销此类DRAM产品的业务，在商业上将是各联盟会员的竞争对手，它并与日本OKI公司有技术协议，所以知识产权与其他权利义务问题十分复杂。相形之下，Etron成为较佳的选择。钰创是一个新创的公司，它是由一班在美国大型信息公司从事DRAM研发工作多年，富有经验的华裔科学家所创立的公司。

历经数月的谈判，Etron公司同意将技术成果完全移转，将代训工研院电子所工程师，以获得设计能力。在产销权益方面，答应永久放弃对本产品及改良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委托代工制造的权利。至于知识产权方面，亦同意按“经济部”规定知识产权法规办理。

因为Etron公司负责人卢超群是他的兄弟，卢志远不参与和Etron的谈判。在计划酬金方面，经张忠谋董事长指示，将计酬原则依“一切费用采实报实销并加上合理的达成里程碑目标给予奖酬”的观念（cost plus）加以编列，由双方议定技术开发进展时程，分年编列，因此大幅降低了总支出。当时我知道这项工作的敏感性，所以以院长的身份，跟踪进行的情况。

产业化的甘苦

1994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一天，次微米计划顺利spinoff，成为世界先进公司。卢志远受任命为副总经理。1995年，第一年的营业额达44亿，当时只有一条从工研院移转出去的生产线，世界先进公司以此制造DRAM产品，净赚了22亿！

可惜好景不长，接下来两年，1996年、1997年全球DRAM价格崩盘很厉害，公司出现了亏损。日本在崩盘前，从事DRAM的原来共10家，即著名的“五大手、五小手”，崩盘后只剩下一家！美国德州仪器公司也退出不做，1998年卖掉DRAM厂。身为世界先进公DRAM产业的负责人，卢志远当然感觉沉重的压力。他说：“内存产业有它的景气循环，每五年就要碰到一次世界性的市场冲击，这是半导体业界所周知的事，可称之为灾难性的干旱。”为什么这么说呢？“Memory的利润很高，因此，当他开始获利，总会吸引新的投资者出来，等到新的竞争者厂房两三年后建好，开始生产后，一下子市场上爆出过剩的产能，严厉的削价竞争就开始。”他认为IC产业的营运模式（Business Model）其实和农产品业的模式差不多，如同番茄收成后没卖出去就烂掉，IC产品卖不好也会因技术更迭而被市场淘汰，因此，同时间产品大量涌入市场，就引起价格的暴跌！

“从事内存产业必须要能坚持，有决心毅力和策略，长期做下去才能成功。”卢志远谈到当年面对市场溃退，张忠谋董事长要他提出应对的策略建议。卢说：“我给了他三个建议案，第一，再集资200亿继续做下去，虽然在表面看来，风险会更深，但是我有信心可以走出来。第二，和其他DRAM厂谋取授权，但如此做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失去了自主技术。第三，当然就是放弃DRAM产业。Tsmc能做的，VIS也可以做。”

张忠谋深谙半导体产业，他有美国德州仪器的经验，了解DRAM严苛的挑战，决定放弃DRAM。他要世界先进集成电路公司改变营业方向，进入逻辑产品，大部分的技术向Tsmc购买。所以原先DRAM团队的技术研发、设计、测试的人才，大部分都不需要了，张董事长提供了一个优渥的资遣方案，相关人员也就安静地离开。

“Morris说DRAM太可怕了，他决定把世界先进改做晶圆代工，等于是台积电的副品牌。”卢志远表示：“他要我去台积电。但我觉得有些同仁还留在世界先进公司，所以不好接受。因此我决定去创业，这就是后来的欣铨科技。”

当年330人的研发团队，一起进入世界先进公司，但在公司退出DRAM之后，亦有不少人留了下来，有些人去了台积电，以次微米制程技术能力贡献到逻辑产品的代工。目前世界先进的营收仅次于台积电，高于联华电子。卢志远表示，台积电主要的研发干部，许多来自世界先进；离开他就的，如国科会纳米研究室杨富良主任；自行创业的，包括：晶豪、欣铨、钰创、旺宏、华亚、友达等公司，都可以看到当年次微米团队的人才，甚至连大陆中芯半导体也从当中猎才！

宏观与微观

卢志远的远见思维，使他离开了半导体封测制造的传统模式，走入以技术导向的利基市场：晶圆测试，这是另外一幕创新的尝试。

“有生命力就自会有出路，这个团队从无到有建立了次微米制程技术，每一个细节都摸过，这是坚苦卓绝一路探索的成果。”卢志远说：“培养人才是不会浪费的。但是一个国家有没有决心去支持一个龙头产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

对卢志远这一番话，我当然很有感触。事实上我对次微米电子制程计划的动态，一直都很关心。1994年底世界先进半导体公司隆重诞生，迅速盈利，我在海外，心里非常快慰，希望台湾此后能以DRAM称雄天下。但是不久听说这间公司已退出DRAM的竞赛，另辟战场，我在海外虽然不知详情，然而中道而废是一事实，心中万分惆怅。回想1990年代初时筹备次微米电子制程计划之本意及过程之艰辛，对这个转折颇为困惑。是不是当初选错了目标？还是后来缺乏了斗志？

这种转变，当然在商场上是不足为奇的。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们是为台湾的前途找出路。我们知道事之难为，然而总体环境多舛，可选择的不多，DRAM是信息时代的火车头，此事攸关前途，故不惜苦其心志，背水一战。其后技术开发完成，成果转移产业化，各方投资人已经尝到甜头。从民营企业的立场来看，经营的重点已转为持盈保泰；自然患得患失，考虑适时退出。是耶？非耶？

如今台湾的DRAM制造已全线溃退，产业转型，这是世界先进公司引军退出后所可预见的结果。没有了持续自主技术的发展，就如失去灵魂的躯壳，在这竞争性激烈的科技战场中，后来再多的投入运营，自然无济于事。

卢志远是性情中人，故满怀报国之心，壮志未已，我心戚戚。然而世间无奈之事甚多，岂能尽如人意。过去20年中，我看世事浮沉，不免略有感悟；静观次微米电子计划的开端与结局的差异，说开了就是宏观与微观、政府与企业、大我与小我的分野。在不同的位，谋不同的事。近十年台湾和韩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如果详细地分析，自然是有它的因果关系。我对志远的煦煦其外、刚毅其中的风范，佩慰至深。最后珍重握别，深以达人知命，不坠青云之志相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