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达贤：笔记本电脑联盟的成功之道

1991年，我在工研院长任内接近三年，已带动各所及院部的领导，对院的未来做了策略规划。在电子信息方面，我们觉得工研院为台湾经济转型，率先推动集成电路技术及衍生产业，工作做得很成功。然而此后的社会对集成电路下游的应用和各项信息产品，需求更大，工研院必须正视这个趋势，早做准备。

我们决定的策略是把电子所分为两个所，一个专注于集成电路及微电子领域，仍叫电子所；另一个专注于下游信息业特别是计算机和通讯，就叫电通所。分所工作的执行，包括人员、设备、资源、计划等的分配，千头万绪，我请副院长史钦泰负责。史原是电子所所长，主持此事，当然是游刃有余。此时电子所长是邢智田博士，我们亦已聘请美国贝尔通讯公司（BellCore）郑瑞雨博士来台担任电通所所长。

创新机制中的共识

原先电子所已有发展笔记本电脑（Note Book Personal Computer，NBPC，或称Laptop Computer，膝上计算机）的构想，郑所长到任后，确认它的重要性，并把它和高画质电视（High Definition TV）放在优先次序的前沿。郑所长和我谈笔记本电脑计划时，我诘问他现在桌面计算机不是用得很好吗？他笑说，旅行时总不能把桌子带着，而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增快，因为业务及旅游而流通的人数、次数会以非线性上升，所以可携带性计算机的市场成长会是很快速的。我尊重他的看法，但要求他必须先和计算机业者沟通，业者如果看好这个市场亦能提供些经费，和工研院联合开发最为理想。

郑所长和TEEMA（台湾区电工器材同业公会）接触，承公会理事长谢来发热心的安排，和业界见面。业界知道工研院这个意图，反应空前的热烈，加入开发联盟的入门费用原定每家新台币120万，已有30多家要报名。我感到30几家的联盟太难管理了，于是把参加门槛提高到180万，然而大家都要跟着，甚至仍有十几家坚持要进来，最后合计共46家厂商参加这个开发联盟。这是台湾工业研究开发前所未有的盛况，我觉得非常欣慰。

这是一个由工研院提出题目，厂商平等参与的联盟模式。在一年之内，我们就开发完成笔记本电脑雏形机，并到美国Las Vegas Comdex Show展出，备受世界计算机业界的瞩目，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这些技术，在全球亦是很罕见的。很显然，这使美国、日本的制造业者对台湾的技术能力刮目相看，大大提高他们与台湾合作的意愿。台湾笔记本电脑的产业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有稳定的成长，并成世界首位。

后来郑所长离开工研院到产业界任职，有人向他抱怨当年参加联盟后在产业化阶段赔钱了。郑是个谦谦君子，宽厚大度，和我谈起这事，不无憾意；我说不然。这个联盟把台湾的笔记本电脑业培养起来，对整体宏观经济的贡献，是非常重大的。但对个别公司来说，有人做OEM、有人攻ODM、有人重品牌、有人拼通路，林林总总，形形色色。许多公司善用策略投入资源、广结联盟而成国际上的要角，那不是工研院所能邀功；有些公司要赔本甚至关闭，原因很多，亦不是工研院所须代过的。听了这番话，郑方适然。

现在看来，开发笔记本电脑，是1990年代台湾科技产业界的一件重大发展。对普及计算机应用，加速信息革命，促成知识经济及全球化的来临，具有重大的影响。不幸郑所长英年早逝，政府、社会对他的贡献，没能适切地回报。我每次回想，心中深为不安。

最近我和当年联盟计划团队里的关键人物，现任工研院院长办公室主任罗达贤，重温这段往事，并因此亦针对产业联盟这个科技创新模式，更做一些总结。

远眺市场趋势 订定联盟策略

罗达贤谦虚地说：“我只是推手之一，有这个构想最早是王熙成和朱绍鸿等几位。在1990年二三月间，全球市场上已有laptop面世，但销售并不成功，然而，我们知道信息产品走向轻、薄、短、小，加上可移动性，很清楚是全球市场的趋势。”

王熙成在电子所分家之前，就已经开始和一些厂商沟通过，对于共同开发的模式，已有若干共识。但邢所长认为计算机已很清楚是电通所的领域，要如何进行还是等新所长上任后再说。随着时间流逝，业界的期待甚为殷切。

郑所长到任后，认为市场态势紧迫，技术风险转高，他对台湾的全面能力未明，开始时有些犹豫。但他见着同仁士气高昂，厂商及政府亦都表示支持，所以就同意启动，并亲自领导计划。当时组成一个团队，包括：罗达贤、谢锦铭、王熙成、朱绍鸿、徐鸿庆等核心人物，并分成许多分项计划，要求厂商派人参加，通过TEEMA的居中联系，“笔记本电脑共同开发联盟”便正式启动了。

这个计划由工研院电通所主办，以技术开发为重点；由电工器材同业公会协办，以推广产业为重点。两者均为公正的第三者，在共同配合的情况下，很快得到业界的信任，产业策略联盟得以顺利进行。联盟以发展“共同机种”为焦点，把机型大小设定在A4尺寸，希望利用共同机种推动标准化及共同规格，以降低业者的投资风险，扩大计算机的普及。但最后以什么产品、如何商业化，则由厂商自行决定。

从1991年四五月开始，正在和TEEMA沟通过程中，没想到来了一些贸易公司，他们希望做零组件代理商的生意，还有其他业者如纺织业等。所以46家中有贸易商，有模具厂，亦有做主板、键盘、电池等的厂商，从一方面说，联盟已全面引起相关产业的兴趣，从另一方面说，计划管理的困难无形中大为增加。所以我们要酌量提高门槛，从120万提高为180万，亦是一种不得已的管理措施。

国际瞩目的成果

罗达贤回顾前景，历历如在眼前。他说：“这个计划非常拼，十个月计划时程，其实只有五个月的开发时间，时间紧迫，压力特大，因为每一家都希望带原型机去美国Comdex Show参展。到后来，电通所的执行团队中，有人因赶工而造成胃出血！”

罗达贤表示，历经半年的努力，顺利完成了笔记本电脑的开发工作。由于联盟会员共同参与开发工作的执行，提升了大家的技术水准与经验，因此联盟赢得大多数厂商的肯定。

两年后台湾信息业创出营销5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纪录，约占世界市场的22%，台湾计算机产品自此在世界舞台脱颖而出走上坦途，每年都有稳定的成长，2005年之后，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超过80%，终于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计算机出产地（见图3－5），图中的数据，来自工研院产业技术信息中心（IEK）的调查。

图3－5　全球笔记本电脑之成长

这个研究一炮而红！开发时间之短，使得台湾的研发能力令人刮目相看！可惜的是，有些联盟会员很快以杀价手法竞争国际订单。现在看来，许多以杀价求生的厂商后来被这种快捷方式带入绝境。

然而许多走质量、品牌、创意设计、通路互补、市场联盟的厂商后来都成为一方之雄。他们经过反复的组织重整，价值链管理，企业合作或并购，都变成可持续经营的企业。很多已和国际名牌以多种方式结合，在中国大陆设立制造基地，把产品畅销于国际市场上，构成了典型的“华人全球化企业”（Global Chinese Inc）。

这个笔记本电脑开发计划成功地建立了产业技术联盟的模式，这个模式后来在工研院被反复使用。罗达贤提到一段往事：笔记本电脑成功之后，美国Arthur D Little顾问公司曾问他，你们下一个目标产品是什么？原因是，他们认为，只要台湾的工研院介入、带头做产品，产品价格很快就会下降，市场生态就会很快改变，所以必须提早规划退出。这当然可以当做笑话看，不过亦是工研院及联盟厂商在国际上影响力的一种反映。从全球化立场看，低价格使它更能扩大使用率，造福全人类。

策略联盟成功的因素

这个案子建立在工研院现有的基础上，政府并未提供其他直接的行政奖励措施。产业技术策略联盟的成功，罗达贤认为主要归功于下列三点：

＊有优秀能力的研究机构提供技术：电通所能掌握先期信息，完成市场分析与预估，并了解业界的需求，提出具潜力的产品及规划开发工作。

＊有客观公正的公会组织协助产销：TEEMA能协调参与业者，维护良性的产销秩序，提供行政支持。

＊参与业者能提供专业技能：结合不同专业领域的能力，确立产品标准规格，降低制造成本，并能进行联合采购，追求产品的量产与营销。

最后的效益，是带动台湾计算机产业全面发展。

产品的标准化与差异化

在1990年初联盟成立的时候，台湾已有若干计算机业者，主为从事桌面型计算机，如宏碁、广达、英业达等。这些业者，他们对新兴的笔记本电脑，固然有浓厚兴趣，但都为保护个体企业之独特性发展，追求产品的差异化；这和联盟的以标准化为目标，并推广技术扩散，广惠中小企业之策略，不相符合，所以他们对联盟多持观望态度。这种在营业策略上的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罗达贤说：“当年我们曾邀宏碁施振荣先生参加联盟，他没有答应，因为共同机种对走品牌的企业没有帮助。宏碁计算机的定价一般高于同业，如果以完全相同规格出现，不容易支撑他的品牌市场策略。”二十年前，台湾的信息产业基本上是希望追求“IBM兼容”，成为其代工者，谈品牌的厂商可说如凤毛麟角，也都是在起步阶段。(www.xing528.com)

然而此后的发展，使原来的计算机业者，亦获得联盟连带效应的正面影响（Spill Over effects）。这些效应包括：零组件标准化促进成本之降低，信息流通促使产销秩序之建立，企业群聚（Clustering）建立增强营业之效能，台湾声名鹊起促使外商来台寻找商机，技术人才之扩散增强产业之创新活力等。

人才与技术的扩散

我问：当年的联盟会员，今天在计算机产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问题的答案，罗达贤说，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才能确定。主要的原因是，联盟的会员大都经过改组、增资、并购等程序，很多都不以原来名字经营。有些公司已经多次转变，更增加分析的困难。

罗达贤说：“整个发展过程中，有些技术经联盟会员彼此学习而流传，因为笔记本电脑很多部分是组装应用。现在回头看，当时有些大厂虽然没有加入，但联盟所培养的技术及人才，应该是扩散到他们的企业以及台湾整个信息产业中。”

的确，数年之后，电通所郑瑞雨所长离开工研院受聘为宏碁企业投资公司总经理，电子所所长邢智田出任广达计算机公司总经理。两所的组长、经理、工程师转业为信息业公司老董、老总、总工、副总的不计其数。主要的例子如：

＊谢锦铭：原电通所副所长，后为益诠电子公司总经理；

＊杜忆民：原电子所部门经理，后为智邦科技董事长暨总经理；

＊蔡义泰：原电通所经理，后为蒙恬科技董事长；

＊张威仪：原电子所部门经理，后为中强光电公司董事长；

＊吴兆坤：原电子所部门经理，后为冠准科技董事长；

＊田本和：原电子所部门经理，后为2006年微软亚洲区总监（2006年）。

广达后来和美商戴尔计算机公司合作，成为全球笔记计算机魁首；宏碁一直以自有品牌驰名；其他的台湾业者，莫不各擅胜场，雄踞一方。站在宏观经济的立场来看，工研院推动技术开发，培养人才，最后遍布于各行业各公司中，成为20年来台湾技术经济的推手，这一效益是无可疑义的。笔记本型计算机技术联盟的影响和教训，其实值得详为分析。

罗达贤又说：“当时我们以共同机种为目标，这和一些厂商追求差异化是有分别的。实际上差异化在企业经营上，的确亦有它的必要性。由于大量业者进入，如果没有差异化，杀价竞争之后没有利润，体质不够好的厂商就得退出。”所以若干联盟会员，最后亦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这亦是郑所长关心联盟伙伴，心中难以释怀的原因。

现在台湾笔记本电脑产量是世界第一，大部分是台湾品牌在大陆生产，如：广达、宏碁、纬创、仁宝、华硕等都是。这些台商，自然亦把笔记本电脑的技术和市场网络在大陆扩散，促进过去二十年华人企业的崛起，我观察这种发展，觉得“华人全球化企业”（Global Chinese Inc）应是合适的称号。

技术联盟策略促进创新创业

我在上文国家创新机制运行的讨论中，说明创新的成功需要多种才能的结合。技术开发联盟，是产、政、学、研四类资源结合的一种典范方式。因为笔记本电脑成功的经验，产业技术联盟是1990年代后工研院提倡的一种重要创新模式。

罗达贤表示，工研院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已推动了四十余个产业联盟，由于这些经验，工研院也学习到实施过程管理的细节。例如联盟的规模，并不是多多益善，最佳的状况是把会员的数目控制在十家以内。推行的方法亦必须按状况调整，例如在程序上可分两期。前期以沟通目标为主，可以用讲习会的方式，让有意参与者先缴较小的费用，投入课程，了解产业趋势、技术、挑战、投入、责任及合理期待等，然后确认是否合适参加，再进入实施期。在执行的层面来看，技术策略联盟的成功要件是良好的计划规划，使每一成员都应能了解各自的定位与职责，并有共识致力于产销秩序之建立；同时能协助关键零组件工业，使相配合成为上、中、下游结合之卫星体系，以发挥整体系统配合的效果。

罗达贤认为：“整体而言，产业技术联盟，可以加速产业升级、厚植研发实力以开拓市场。”这种科技创新的模式，在经济面上，它结合资源共同开发，使成本降低，风险减少；因产品规格标准化，所以容易达成经济规模；又能掌握时机、迅速进入市场，为社会创造新价值。”这个模式除了高新技术工业以外，亦可适用于若干领域，如农业产品技术推广等。

继笔记本型计算机联盟之后，工研院推动激光传真机、汽车动力系统、复合材料设计服务、二维磁路设计、次微米电子等多项联盟，对新技术产业的成长，整体经济价值的创造都发生功效。

有两个创新案例，可以略为说明。

＊汽车共享引擎研发策略联盟：由工研院与裕隆、中华、羽田、三阳等汽车厂商组成，推动汽车共享引擎之研发，以协助台湾汽车产业技术升级。此计划历时6年，总经费新台币11亿元，主要为引进英国LOTUS的技术，开发汽车共享引擎（适用1200c.c.），达成引擎自制的目标。1995年7月成立华擎机械公司进行产业化，1998年10月中华威力车上市，1999年整车产值约60亿；2000年9月中华菱利车上市，产值约70亿元。现时公司以发展智能化复合引擎车辆，建立自主品牌为目标。

＊超高速“USB3.0薄型”记忆卡国际新标准联盟：工研院结合鸿海、华硕、威刚、创见等公司十余家，组成超高速“USB3.0薄型”记忆卡联盟，顺利于2009年11月18日通过USB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USB Thin Card WG，制定薄型记忆卡新规格。华硕计算机于2009年12月，领先推出全球第一张USB3.0薄型记忆卡。预计USB薄型卡将于2015年占USB随身碟市场之50%，预估产值可达约新台币900亿元。

科技创新的最终效益

当年我和郑所长讨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时，他曾经提纲挈领地把计算机发展之轨迹向我解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1960年代计算机的设计假想是500到1 000人共享一机，1970年代的假想是100人一机，1980年代是10人一机，1990年代后应是一人一机了。因此他推动笔记本电脑，就是看到这个假想已成为时代趋势。

我回忆19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时，自己哪有计算机可用？整个大学的研究生都要共享大学里有限的计算机。所以每天下午都得先打好数据卡片及指令，一叠捆好交到大学的计算机机房，以便排队上阵，要到第二天才看到运算结果。当时我们已经常常捧手加额、称颂天主，感谢他赐给我们神奇的计算机，可以迅速地确认或纠正许多尚未定型的理念。

我个人的观察，笔记本电脑的标准化增进了计算机的流通性，促使它在全球人类的普及化，更因无线通信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加入，使笔记本电脑成为21世纪社会人类文化最重要的工具。它增强了知识的流传，亦释放了上天赋给人类的创造力。以我看来，今天的时代潮流，已是一人多机。

我相信本书的读者，大部分已使用桌面计算机，并可能拥有笔记本电脑、iPhone，IPad，汽车上的GPS系统等。一人五机已是平常事。许多童稚或有行动障碍的男女老少，利用各种膝上或掌上计算机去消闲娱乐、怡情乐性、获取知识，孕育新意。我相信笔记本电脑在人类文明上的贡献，未来将可比美笔、纸和印刷术。这大概超出郑瑞雨、罗达贤及工研院笔记型联盟工作同仁意料之外吧！

因为推动笔记本电脑联盟计划的成功，罗达贤经工研院推荐参选杰出企业经理人，获得高度的赞扬。后来李登辉要召见他，罗因首次会面，行前不无紧张的感觉，我安慰他说，在这一行里你是专家，你要有自信，把他当做学生就行了。孟子说“说大人而渺之”，就是这个意思。罗说起这一段，大家莞尔一笑。

罗达贤回顾过去，深以参与笔记本电脑技术发展为荣，其后在工研院，他主持台湾关键性零组件发展规划的工作，又有重要的贡献，是典型“工研人”的模范。台湾过去三十年技术创新的成就，这一批幕后英雄，不求名，不谋利；安仁乐道，功不可没。我深深以能和他们共事为荣，这是台湾创新机制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