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政、学、研的创新机制的运作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厘清体系中各成员的定位。有了清晰的定位，就会有明确的职责；成员之间，才能有确实的协调和配合，以达成共同的宗旨。就像一个交响乐团里的弦、琴、管、笛各部分，彼此要能协调配合，才能奏出美丽的舞曲。在优越和谐的创新机制下，创业家自可以创造宏大的事业。
研究院是创新机制中其他玩家（Player）的桥梁，它的定位尤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产业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必要连接；它提供技术指引，使政府的政策措施与世界发展同步。这在发展中的经济体里，当产、政、学三方仍未建立充分的技术能量时，特别重要。
然而在社会中，人各有分，研究院亦是一样。假如研究院的表现不好，功能不能发挥，大家自求多福，让研究院自生自灭，亦就罢了。但假如研究院接受外界的委托开发有成，而见猎心喜，企图保留最有利的技术成果、自行进行生产销售的工作，那研究院岂不变成了企业，成为现行企业的对手吗？这显然是利益冲突。或者如研究院因人才济济，设备充实，而打算开门授徒，颁授学位，那它岂不和大学竞抢学生吗，还有哪一所大学，会和它真心合作？
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研究院都变成上下游的对手，最后会受到各方的排斥，在创新机制中边缘化，甚至或是完全消失了。任何一种结果，都不是一个完善的创新机制内所应发生的。
工研院在1980年代中，就处在一种相对暧昧的困境中。因为半导体电路制造技术开发的成功，衍生了联华电子公司，成为台湾科技产业的明星，马上又将有另一衍生公司（台积电）的出现，社会上突然发现了工研院的创新成就，使有些机构感觉不安。定位认知不足的情况在报章杂志的传播下，社会对工研院发生质疑，增加在“立法院”中负面的声浪。这种情况，引起了“经济部”严密的关切。
我在1988年11月接任工研院院长时，针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恳切的申述。我指出：
工业技术研究院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一个小孩子从蹒跚学步到卓然成长的十年。这段时间内，工研院从工业技术的接受者，逐渐变成技术的供给者，从“十年寒窗无人问”的阶段，慢慢地已有“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的气象。
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工研院经历了不少的困扰；最广为社会所关切的是“定位”的问题。从工业界或社会来看工研院，常对他的定位发生疑问。譬如说：
工研院要从事尖端技术的开发，岂不是变成大学的对手？工研院是不是好高骛远了！
工研院讲求产品开发、制程改良、工业效益，岂不是变成企业机构的对手？工研院是不是与民争利！
工研院用政府的经费，开发好的技术移转到民间，成立新的公司，岂不是图利他人？
工研院的人才转业到工业界，受到工业界的欢迎和器重，这岂不是谋利自己？
这些问题，都有很深入的意义，值得我们好好地思考。事实上今天许多国际性科技会议上，常看到工研院的科技人员在高谈阔论；在许多工厂生产间里，亦看到工研院的工程师胼手胝足在控管制程。工研人似乎是无所不在，当然会引起震撼、困惑、期待。这些疑问，主要是不了解工研院成立的宗旨和定位。在工研院还没有显著成就的时候，倒是没有关系；十年后的今天，就不一样了。所以有这个问题的提出，表示了在今天的工业界和社会，已经深深感觉到“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存在了，同时，也期待他有更多的贡献！
定位的问题，在工研院的内部也引起了相当的困扰。譬如说：
在研究目标上：是否应该从事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使台湾的技术水准能与先进国家和地区并驾齐驱？或者
应针对今天工业界的水平，协助产品开发及制程改良，以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研究经费上：是否应该扩大工业服务的范围与层次争取工业界收入，而减少政府经费支持的中长期研究开发？
在技术移转上：是否以最低廉甚至零价格，尽快把技术移转到民间工业以落实成果应用，或细算研究开发的成本，使能够对政府年度收支有实时的回馈？
在人员的出路上：是否应该在工研院紧守岗位，淡泊名利，从事开发技术，以达成政府赋予的目标，或者是该转业到大学教书以求名，或是投身于工业界以谋利？(www.xing528.com)
这些问题很多是互相对立的，的确也引起了工研院同仁的困惑，这两种内外的因素，都可对此后工研院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过去十年里，台湾的工业尤其是高科技工业有了良好的发展，工研院是一个重要的催生者。我个人深深地觉得，再下面十年台湾的经济成长，工研院将发挥更重大的功能！为什么我有这种信心，我们可以从工研院的优势来看：
工研院有正确的宗旨；
政府“经济部”有适度的经费支持；
工研人的高度使命感和耐力；
工研人的勤劳跟创新的精神；
工业界诚恳的期待和合作。
这些都是工研院的优势。因为这些优势，此后工研院应能对台湾发挥更大的效用。
其实开发高等技术，讲求工业效益、积极推动技术移转、培养工业人才，岂不是实行工研院成立宗旨所应做的吗？但是此后我们必须把工研院的任务、角色，很清楚地告诉社会，并检讨我们的做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困惑及疑虑。下面这几年，将是工业技术研究院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经济部”部长陈履安主持的典礼中，我从张忠谋手中接下工研院院长的担子，心情非常沉重。这一番话，经过新闻的报道，引起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反应。“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的几位资深“立委”跟我说，老弟，你把大家所要质问的先列出表来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好去干吧。国民党新科“立委”的团体集思会的几位领导，约我见面茶叙建立感情。那时候的民进党委员一般都未成气候，只有朱高正、林正杰等的个人演出。朱、林两位，善于见“机”起舞，塑造形象；但好学深思，对重大课题很能实事求是。和我见面后，都表示将以友好审慎的态度看待工研院。最出乎意料的是交通银行董事长谢森中，他来电说我道出了许多公营机构专业人员的心声，约我见面谈谈未来工研院的做法，乐意从旁协助。谢是一位谆谆学者，对此后工研院的技术移转和效益评估，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的确，认识问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必须以行动来表现定位以达成工研院设立的宗旨。我就任后，和院内外广泛的接触和咨询，寻求他们的想法，探讨如何彰显工研院的定位和贡献。两位副院长史钦泰和谷家恒，在政府、产业界、学术界都有很广的接触，在这个课题上，帮忙极大。大约半年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文件，叫“工业技术研究院之定位”，在工研院常务董事会报告讨论，并获通过（1989.4.19）。这个文件，此后简称为“定位说明”，应是工研院30年来一个很重要的文献。
“定位说明”的第一条说明了工业技术研究院是一个民间组织，是经过特别立法设置的财团法人；工研院以应用研究为重点；工研院从事工业技术之研究开发，旨在提高台湾整体的工业水平，并增进社会福祉。
其实工研院的宗旨和定位，在1973年1月31日“总统”所颁布的“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置条例”的第一条及第二条，已言简意赅地下了定义：“为加速发展工业技术，特设工业技术研究院”，又“本院为财团法人”。设置条例的第三、四、五条，界定工研院与政府的关系、责任及义务。第六、七、八条厘定工研院之管理结构，制定董监事会成员及院长、副院长，均由“行政院”院长遴聘。定位说明采用通俗的文字，说明工研院的这种双重身份（Duality）：民间组织和公益性应用科技研究院。
所以很明确地：工研院成立的宗旨是为加速发展工业技术。然而，工研院不是企业，不从事商业化营利；不是大学，不颁授各级学位及单独从事基础研究；不是政府机构，不能施行公权力。工研院是独立在这三种机构以外的科技实体，它的仼务，就是实行工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并对工业界提供服务，以加速工业技术之发展。它的经费来源，是政府基金及资产的捐赠及公私机构的委托开发或服务。
这是工研院的特色，亦是它和国际上其他科技研究机构不同的重点。在本书第一部第八节中，针对欧、美、亚等地的研究院的情况，已有概述，在此不再重复。
现时中国大陆在高等院校之外的研究机构众多，然而大部分都有浓厚的政府角色，同时大部分亦从事商业行为。许多以“研究院”为名的机构，实际上均有年度盈利的目标，与企业无异；然而它的结构组织及运营模式，又沿袭政府官僚体系而与实际企业营运脱节。甚多科研机构深为模糊定位所苦。未来大陆如期待工业技术之持续升级，必须对国家创新机制先作检讨及革新；研究院所之重新定位，应为一项首要工作。
“定位说明”文件，是在工研院的宗旨下对定位做原则性的宣示，并从多种执行面来说明如何笃行工研院的定位。以下各章，将就工业技术研究院在1990年代中之组织架构、营运原则、技术政策、财务政策、人才政策、企业文化等执行面课题，在工研院的宗旨及定位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说明。当然时代在改变，许多环境因素，自然亦已改变，多项营运面的措施，实际上已有所调整。然而我相信这些调整，均以工研院之任务与定位为前提，殊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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