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四重奏：从实验室到市场

创新体系的四种成员——企业、政府、大学、研究院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创业者可以优为利用的资源，是决定整体社会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这四种成员或玩家，简称：产、政、学、研。早期在台湾，习惯称之为产、官、学、研。在成员间塑造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使这些资源产生加乘的效果，是建立创新机制的中心课题。这种互动关系，可以用三种模式来分析。

第一模式：分离独立

这种模式就是各自为政，彼此独立发展，极少互动。这可说四种成员在自由经济社会下关系的常态，实际上是自然而可理解的（见图1－7）。

图1－7　创新机制模式1：分离独立

从大学及研究院来说，它们以学者为主体。学者多崇尚学术独立，主张研究自由，时常以为政府及产业之兴趣偏颇，视野短浅，忽视追求知识之重要，而急功近利，不尊重“慢工出细活”之精髓。故多不愿与外界多作沟通，以免徒增困扰。总之政府只要提供经费，供我研究，等时候成熟，学院自然提出报告。即使结论已失时效，亦可为未来之参考。

对产业来说，学者专家处身在象牙塔里，惯看明月与清风，高谈理论或未来。无奈企业的实际困难，如燃眉之急，亟须立即舒解；若待研究报告出炉，企业已成肆中枯鱼。至于政府，除宣示大原则大蓝图外，要求者无非是纳税或进贡，所以敬而远之为妙。

对政府来说，多做多错，不如不做。在自由经济市场中，适者自然生存，何须政府费心。最好宣称Laissez Faire，彼此不相干涉。但求风平浪静，好官我自为之。

在18、19世纪时，欧洲科技领先全球，有许多优秀的大学亦有优秀的研究。虽有重要创新，如纺织机、蒸汽机、火车、轮船等的发展，但周期极长，社会之进步迟缓。原因之一，即为产、学、研之脱节，而政府多采取被动姿态。创业家大都寄身于产业之中，能脱颖而出者为较少数。

在这模式之下，创新产业，自不易产生。20世纪末香港政府以不干涉主义驰名，产、学、研极少连接，大学及科研绝少经费支持，产业界在国际市场缺乏支撑，经济发展全赖其地理位置及廉价劳工。创新不振，原因在此。此种分离独立之机制，显然不能促进创新与知识经济之发展。近十年来，香港领导阶层懔于国际科技洪流之冲击，已有明显的觉醒，采取较为积极的措施。

第二模式：集中整合

第二种模式则是产、政、学、研完全结合，政府支持大学从事科学研究，继之由研究院所实行技术开发，遂之设立工厂以制造营销。这就是从实验室到市场一体化，一条鞭式作业（见图1－8）。

图1－8　创新机制模式2：整合集中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无所不在，其权力运作不受限制，政策效果很快可以实现，这当然是一个高效率的机制。但在这种机制中，产业化的过程循官僚体系按上级计划推动，时常和市场需求脱节。企业化管理无从建立，盈亏责任不清。所有权与经营权混淆，球员与裁判角色重叠。产、学、研三者，都成为政策的工具，惯于互相依赖，互相推诿。这样的机制，大都缺乏创新的动力。这种模式常见于计划经济的社会。

在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在若干科技领域中，何等先进？但于创新经济，可说是乏善可陈。今日的朝鲜仍然在这种状态之中。实际上这些国家文化历史悠久，人民勇敢勤奋，然而科技创业者，在此机制下，无可着力处。因此，集中整合的互动模式不足以促进创新与经济之发展。然而政府常以维护独立自由的民族主义意识为由，不愿放弃此一创新模式。

第三模式：定位连结

一个有效能的创新机制中，产、政、学、研四个成员以任务而定位，彼此互相尊重而产生良性的沟通与互动。彼此的功能即使有部分重叠，但可以通过这些重叠为桥梁，建立共通语言与支撑的通道。其实在不同的产业里，四个成员角色的比重不同，重叠的范围也不尽相同。在世界不同的国度及社会里，因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自然也会有所差别（见图1－9）。

在此模式中，产业之任务为产品及服务的制造与销售；大学之任务为教育及科学研究；研究院所为技术开发，即将科学成果转化为可制造有效率之技术；政府之任务为提供基础建设，包括教育、法规、财税、金融等措施，以孕育良好之营商环境。

图1－9　创新机制模式3：定位连结

在这种创新机制下，创业家可以来自任何一方，或社会的任何角落。他可以游走多方，结合所需的资源，达成创新的目的。这种互动的模式，可用图1－9来表示。产、政、学、研之重叠区域，即创业资源最丰沃之处。

我们现在且以两个地区为例，叙述创新机制在其间的运作。一是加州硅谷，一是台湾新竹。

硅谷

美国加州在旧金山海湾西南以Santa Clara Valley为中心方圆约3 000平方公里的地区，自1950年代开始，成为美国高新产业发展的中心，因它的发迹与半导体产业直接相关，故通称为Silicon Valley，中国大陆称之为硅谷。

此地之发端，起源于1940—1950年间斯坦福大学工学院院长Federick Terman之倡导，以校产成立斯坦福科学园，租赁予科技人员，在园区内经营，协助其创业。所以Varian Associates，Hewlett－Packard率先成立，其创始人均为斯坦福大学之校友，其产品广受欢迎，声誉鹊起。不久，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Fairchild Semiconductor，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s陆续创建，Eastman Kodak，General Electric，Microsoft，Sun Microsystems，Xerox随之而来。1980年Apple Computer IPO成功后，高科技企业更如风起云涌，如Adobe，Cisco Systems，Oracle，3Com，以至1990年代后之amazon.com，eBay，Yahoo，Google等，以此为企业总部。(www.xing528.com)

此地区之科技产业发展，除受斯坦福大学及加州贝克莱大学之科技研究及专业人才支撑外，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即后来之Stanford International），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EPRI），Xerox PARC，国家研究院LBNL及LLNL等，克尽技术开发之桥梁作用。硅谷中亦有一流之律师、会计师、市场分析师、风险投资基金等，向创业者提供专业服务，其投资业务量，为全美首位。半世纪来，产、学、研之互动优越，硅谷成为世界上创新与创业者之典范（见图1－10）。

图1－10　创新体系：硅谷

硅谷在过去60年间世界高科技产业历程中，均占有领导地位。从1960年代之国防工业开始，历经集成电路、个人计算机、计算机软件、网络商务、生物技术等，每十年间，硅谷都有创新新星问世。2006年7月间Wall Street Journal的报道表示，全美最具创新性的20个小区中，有10个就在硅谷。全美申请专利数目排名第一位的小区是San Jose（3 867件），第二位是Sunnyvale（1 881件），两市都在硅谷范围内。

分析硅谷之创新机制，可以发现创新体系四成员之定位连结已提供优渥条件，使无数创业家在此能获得所需资源，协助其目标之达成。苹果计算机公司的Steve Jobs，只不过是最明显的一个实例。

硅谷发展之特色，与美国其他地区之比较，可参考：Annalee Saxenian，“Regional Advanta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6.

斯坦福大学另有一研究报告，分析硅谷之成功，可归功于已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参考资料：C－M.Lee，William F.Miller，Margarete Gong Hancock，Henry S.Rowen，“The Silicon Edge：A Habita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综合其研究结论，硅谷的社会环境特色可如表1－1。

表1－1　硅谷的社会环境特色

若干观察者以加州为自由经济社会之典型，政府之影响甚小云。其实联邦及州政府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力投资于各级教育、支持科技研究者，已数十年，造就硅谷有极高之知识密集度。地区政府之法令简单透明，鼓励科技产业、风险基金、专业公司之营运，并对交通、环境、医疗、文化休闲等持续投资，塑造优良之生活素质。凡此种种，均为政府定位所当为，称之为至大无名，不亦宜乎！

新竹

新竹市及竹东镇100平方公里间，自1950年代开始，已有若干科技单位在此聚集，逐渐成为以科技为特色的市区。主要的机构有联合工业研究所（联工所），联合矿业研究所（矿研所），金属工业研究所（金工所），三所隶属于“经济部”，为政府组织。1960年代初台湾清华大学在新竹复校（校长梅贻琦），交通大学随之（校长凌竹铭），“经济部”在此设立人才训练中心，若干公私立技术院校继之成立。财团法人形态之研发机构，有食品工业研究所（食品所），为一民间组织，经费来源主要为产业及公会。

从1960年代起，台湾经济快速成长，但产品功能、质量、生产效率、营运效率等均甚低落：故全面工业技术之水平，亟须提升。当时之联工所、矿研所、金工所，虽初具规模，但其组织管理因袭政府体系，难以适应工业发展之需求。1973年7月，“经济部”部长孙运璇精心规划，通过“立法院”正式立法，将此三所合并，成为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使其脱离政府体系，而以企业化之管理方式，开发技术以促进工业之发展。新竹之科技生态，由此进入新一章。

1976年工研院成立电子工业研究所，以从美国RCA引进之电子技术为基础，加以改良升级，为台湾开拓半导体工业，使台湾跻身于高新技术产业之门。其后15年中，工研院调整及扩大组织，陆续成立机械所、能源矿业所、工业材料研究所、化学工业研究所、计算机与通讯工业研究所、光电与系统工业研究所，全面协助台湾工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又成立工业标准量测中心、污染防治中心、工业安全卫生中心、航空太空中心，以提高工业质量及增进环境安全。工研院成为台湾产业、大学、政府之技术桥梁，2000年后更拓展至生医技术及可再生能源领域。

1979年“行政院”（院长蒋经国）责成“国科会”（主任委员徐贤修），在新竹斥地653公顷（6.53平方公里），创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以鼓励创新创业。园区与清华、交大、工研院毗连，人才穿梳不绝，科技交流频仍。区内产业群集、克尽互助互补。此“产、政、学、研”创新机制的效能，蔚为20世纪后期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之特色。徐贤修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及工研院董事长，为此创新机制创始之一关键人物。

（参考资料：王仕琦采访撰稿，《父子双杰清华传乘：徐贤修徐遐生两位校长的故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现时工研院是台湾规模最大之实用科研机构，讲求绩效管理、产业合作、技术扩散、企业人才培育、全球化导向，已成为台湾高科技工业之摇篮。清华大学以科学研究箸称；早于1977—1979年间，倡议电动车之开发，树立创新校风。交通大学养成之信息科技人才，已成为台湾科技产业之领导中坚。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之效果显著，2010年园区内有477公司，就业人数约145 000人，营业额共达新台币10 346亿元，约为台湾GDP之8%。各企业均注重研发，区内之R＆D投资，约为营业额之5%，在若干科技领域中，如集成电路、光电、计算机、通讯等，已在台湾的创新机制中逐渐展现领导的角色。新竹及竹东，50年前以米粉及杠丸驰名，目前已是台湾知识密度最高、科技创新最有特色之市区（见图1－11）。

图1－11　创新机制：新竹

近年来政府比照此方式，在台南及台中成立科学工业园区，工研院亦在台南及台中等处设立分院或服务中心。新竹地区创新机制之成功，已广为东南亚各处所模仿。

展望未来，台湾的科技创新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是一个应该预期但出乎预料的现象。成功带来了迟疑，满足带来了松懈，权钱带来了腐化，种种政治社会畸形状况，一一在台湾发生。然而全球化的浪潮卷走国际间许多人为的藩篱，使多种竞争更为尖锐化，这是一个崭新的竞赛。

在1980—2000年20年中，因为科技创新的成功，促使知识经济社会的迅速来临，台湾因之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然而在2000年后，以意识形态取向的政治势力亦迅速崛起，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政府及领导不能对台湾描绘切实的远景，施政策略亦晦涩僵化，许多力量消耗在内斗之中。因此在全球化最激烈的历史洪流中，亚太区域里许多新玩家如：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纷纷出列，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台湾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已有被逐步边缘化的危险。如何重获80、90年代台湾淬励奋发的软实力，找寻可以持续的创新方向，是台湾创新体系不可忽视的挑战。

（参考资料：林垂宙，《中华崛起未？全球化时代中软实力的竞赛中》，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