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泛说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把科技视为一体。事实上,科技两者固然相辅相成,但并不完全一样,发展的次序也有一定的先后。举例来说,指南针、火药等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远早于物理、化学、地磁、燃烧等科学。而数学、量子力学、半导体科学等科学研究,却开拓了现代许多技术的大门。又因为现代技术的进步,更拓广了许多科学的新领域。
科学和技术还有另一层分别,科学是共通性的,基础性的,超越国家领域的。例如太阳从东边出来、西边下去,在地球上哪一个国家或城市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现象与自然的真、善、美有关。然而科学现象大都必须转变成技术,才能彰显它的适用性,而后能有经济上及商业上的价值。
技术的商业价值的高低,和空间(Space)及时间(Time)有关。譬如计算机制造技术,在20年前的台湾,是高价值的科技产业,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可说了,然而在世界上若干地区,今天仍把计算机当做高科技产业。
从宏观的社会立场来说,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界定?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什么是高科技产业的根呢?
一般人的看法,高科技产业树的树根是科学,树干是技术,树的果实应该就是高科技产业了。这种概念,其实只是定性上的关系。
依我个人的观察,高科技产业树的根有多项,除了基本科学以外,其他主要的是:国家远景、国家策略、政策承诺、研发资金、财税政策、法律体系、区域规划、基础道设、人力资源、企业精神、风险基金、计划管理、及社会支持等。
(参考资料:林垂宙,《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创新体制的建立》,高希均、李诚主编,《知识经济之路》,天下文化出版,2000年)
这可用图1-3来解说。
图1-3 高新科技产业之树
国家远景
从国家长期发展的层面看,国家远景的重要性可说是第一位。国家有了明确的远景,不论在政治、社会、经济、民生还是环境等任何方面,才能够集中意志、凝聚力量、启动资源,齐一步伐;所谓众志成城,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30年前讨论高科技产业的树时,许多美国朋友表示质疑说,国家远景一说无形中强调政府的角色,这显然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我说不然,国家远景的重要性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国家有了共同的远景,政府才有稳定的领导,社会各行各业才能正常地运作并追求持续的进步,这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
君不见,1957年苏联Sputnik火箭发射后,苏联人能在太空中恣意飞翔,鹰扬地球之上,周而不息。世界各国门户洞开,再无秘密可言。此时美国原挟二战胜利之余威,以国力鼎盛自豪,遽处此变,无任震撼。1960年肯尼迪即任总统大位,在美国国会提出“在十年之内,我们将会让人在月球上登陆,并把他安全地带回地球”的承诺。他所揭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远景:伟大、明确、挑战、浪漫而充满人道主义的憧憬,希望以此重振美国人的自信心。
从1960到1980年的二十年中,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美国全国科技和产业社会,齐心一致,共同努力,可以说是美国科技界、产业界中最活跃、最积极、最亢奋的年代。
战略、政策与研发
远景必须有战略规划及政策方案的支撑,才能付诸实现。许多科技研发的方案,因为政府资金的投入,能够逐步开展,这是非常明显的,不用多说。以登陆月球的计划为例,美国政府以太空总署(NASA)为主导,负责全案的推动,同时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商业部、交通部等政府机构的引导,许多科学、工程、技术项目,纷纷在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中进行。不到10年,美国终于在1969年的7月,通过Apollo 11计划把阿姆斯特朗、欧德林、柯林斯(Neil Armstrong、Buzz Aldrin、Michael Collins)等三名航天员,成功地送上了月球,并在四天后把他们安全地带回地球家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莱特兄弟之后的划时代性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太空计划所研究开发的技术,包括在电子、计算机、通信、机械、控制、材料、燃料、感测、传动等多方面,50年来多已陆续产业化,成为今日人类生活不可分离的成分。
美国政府在80年代及90年代所提出控制癌症及艾滋病的国家远景,亦促成20年来生医技术的进步,人类基因组的解密,和许多生技产业的建立。生技科技的创新效果,到今天仍是方兴未艾。
基础建设
政府的角色最显著的是在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能有效率地运作。物理的、硬件的基础结构,是最明显的建设。这包括土地的平整,以及电力、用水、煤气、运输、通讯等的通畅,所谓“五通一平”。如果加上无线通信,就是六通一平,再把交通细分下去,由陆而海而空,那就成为八通一平,总之这类硬实力的营造,是可不断细化的,让我们叫他为“X通Y平”吧。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是经济硬实力的表现。这种投资,时常迅速地发生连锁效应,昭彰政府绩效。所以不论任何党派当政,都优于为之,甚至释索敞赋,以高利贷款支应。
然而这一类的投资,如果处理不当,在供应及消费两端,都可能发生负面效应。在供应面上如果过分倚赖举债,必然增加计划成本;在消费面如果过分高估需求,必然降低使用的效率,两者都违背可持续经营之原则。故政府如盲目“倒水泥”,最后必将泥足深陷,反受其苦。故基础建设,亦须审慎为之。
财税与法律
科技产业的树根很多属于软实力的范围,而所涵盖的层次,非常广泛,亦非常重要,在此先就大的环境因素来说。
要达成科学研究结果的产业化,必须把民间企业界的力量早日纳入,所以国家在财税措施上,应设法减轻企业界的风险,以鼓励企业参与科技研发,或更新生产技术以增加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等。对于科技的投资减免税赋,是经常采用的措施。
同样的道理,国家必须简化法律规章,塑造法治环境,保障人民的安全及财产权益;并将政府运作透明化,使企业能申张其合法权益,免受官僚腐化的威胁。
此外亦应速立制度,维护知识产权并促进公平竞争。政府与企业间,应有透明、简单、快速的沟通渠道,使企业界在国际上或地区间的营商环境下都能有效地运行。
一个简单的指标,是新公司成立所需的手续及审批营业许可的时间。凡是鼓励创新、创业的政府,无不将规费、条件及程序等公开化、透明化,可由申请者追踪,并限期在短时间,或一周或一月之内完成。(www.xing528.com)
我常向为“招商引资”而求教的地方领导问些小题目,公司的设立及解散,常是其中之一。许多领导通常不知答案,但拍胸保证,他们可以专人负责,特案处理,提供弹性。其实科技创业人员最害怕的是政府没有规范,事事都需要特别处理。他们的教训是:特权就是腐化的源泉。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当然是重要的软实力因素,它所包含的不单是能从事尖端研究的博士级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是在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办公室里的营运人员以及市场上各种专业人员。更广义来说,它是指所有企业里的从业者,都要有科技的训练、敏锐的观察、深入的分析和诚挚的执行。有这样的人力为主体,可以说无事不可为,他们所建立的产业,必定是高质量、能持续的产业,才能发挥创新的效果。
所以,现代化政府首要的一项施政措施就是教育。要建立一个完备的教育系统,从小学、中学、技职、大学、研究院所,要能一贯相成,而能互相配合。所培养的学生,不但有知识,有品德,亦能负责任,能合群。我们观察美国在20世纪的兴盛,日本在二战以后的再造,台湾经济在80年代后的脱胎换骨,都可以追寻到政府重视教育、培植人才的功效。
据报道,美国奥巴马总统曾向乔布斯(Steve Jobs)求教,如何才能使苹果计算机公司把海外制造的工作搬回美国。乔布斯说发展制造业,首要在人才。以苹果计算机为例,我们需要三万个合格的科技人员:工程师、设计师、技师、技工,等等。政府能保证提供这样的人才,我的制造业就可以回美国来!
风险投资基金的功能,对美国高新产业特别是个人创业者,发挥了很大的功效。因为它可协助一般创业者在四顾无助的情况下得到资金,以维持他在产业化过程中的动力,追求他在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梦想。此梦如能成真,既可服务社会,亦可成名致富。但是创业者要得到风险基金的兴趣去考虑,以及此后认真的磋商而达成协议,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Cisco Systems公司创始人斯坦福大学教授Leonard Bosack和Sandy Lerner夫妇在1984年创业时要找资金,他俩所要达成的是把区域里不同系统的计算机连接起来,使计算机之间可以互相沟通。计算机能“联机”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但在30年前是个幻想,许多人不明白它的价值。据说他们陆续尝满70次闭门羹后,才能得到另一风险投资基金(Sequoia Capital)的首肯。Cisco如此,硅谷如此,他人他地,困难可知!
试想一般企业或个人到银行贷款时,必须提出能确定价值的物品为抵押,如地契房契等证明,或珠宝珍藏等实物,以保障贷方的利益。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他可能是赤手空拳,身无长物,唯一有价值的是脑中的构思,而且大都是未来式。所以他必须如何表达,以取信于一般锱铢必较的投资者,实在是个大难题。从银行或基金的立场来看,新方案之提出,无日无之,如何分辨概念与幻想,原型与玩偶,数据与伪证;如何从沙砾之中发现宝石,或在牡犊之中认识骏骥,实在亦是极为困难。
一个理想的风险基金经营者,应是一个能识拔管仲的鲍叔,他应该兼具顾问、教练、导师、朋友、伙伴等角色于一身。然而不论投资基金如何照顾创业者,最后新创的公司仍可能因多种原因而失败。所以从政府的立场看,应该鼓励基金的设立,亦必须设法减少他们的风险,就如和对待高新科技产业一样。这些道理,不是一言可以说清的。多年前我在台湾鼓吹协助投资风险基金时,受到一位德高望重、名满士林的长者所斥责:“小子已知风险,何可引人入壳?”令人啼笑皆非!
社会支持
一个地区或国家要能发展科技,以至于成就科技创新,社会的因素甚为重要。要分析社会影响,实在亦很复杂。社会必须尊重学问,鼓励对知识的好奇心;要求优秀品貭,探讨日新又新。这样的社会,对未来有期望、有憧憬,就能赏识科技的发展。因为从事科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追寻,许多科学现象开始时如浮光掠影,难以捉摸。科技产业需要时间的发酵和沉淀,然后才能看到效果。这和从事教育相类似,毕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些社会以拜金为尚,追求短期成果,要期待这样的社会去支持科技新创产业,何异于缘木求鱼。
乔布斯开发个人计算机的历程极为曲折,而时空因素极为重要。回顾在1970—1980年代的加州硅谷,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人们受遗传因子DNA解密、登陆月球成功、越南战争结束、社会保险制度推行、航空旅运的平民化等的影响和振奋,面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期待,觉得一个伟大的社会就要来临了。很明显,具有庞大功力的计算机促成了这些发展。但是计算机这个无所不能的巨人(Genie),只有政府、企业、大学、机构才有能力拥有,岂是个人所敢奢求?所以当乔布斯向其他幻想家说“个人”可以使唤的“计算机”就要成真时,在硅谷的人们,自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欢喜和期待。这种能容忍说梦的痴人的社会生态,是创业者像乔布斯重大的支撑。
另一反面的例子是1997年回归前的香港。因为未来政治转变所可引发的未知数很高,所以移民风盛,资金外流,社会人士大都不谈远景。对知识的评价甚为低迷,更不愿投资于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对于技术创新,甚至嗤之以鼻。谚语所称“高技术擦边,低技术捞钱”的批判,在香港是司空见惯。政府的领导阶层中,甚多目光如豆,久而不能矫正这种社会积弊。故早期的科教从业者,在香港常充满挫折感。这种现象,略经十年的平稳过渡,香港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才略有改变。但是今天香港政府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与世界上同等经济力的国家或经济体相比,仍是瞠乎其后。
(参考资料:Otto Lin,“Hong Kong Should Step Up R&D”,South China Morning Post,8October 2011)
实际上政府的年度财政收支盈余常有千亿元港币以上,但不思投资于教育、科技或医疗,转以派发红包取悦民粹,良可一叹!
民粹效应的过分伸张是社会支持的一个逆流,多项科技性的公众磋商,常沦为情绪上的宣泄而非理性上的讨论。在环境保护的课题上,这个现象层出不穷。众人皆知毒气、污水、废弃物污染之可恶,但各项处理的措施,大都是“不能靠近我的后院!”(Not near my backyard)流风所及,新电厂或新工厂皆极难以设立,甚多更新的技术或代替方案,迭受阻碍。长此以往,欲求科技创新之实现,戛戛夫其难哉!所以有意发展科技的政府,必须有周全的规划和耐心,去面对科技发展中的社会问题,以寻求社会的共识和支持。
区域规划
区域规划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看似简单,亦需要有超越性的思维和培养。20年来,地方首长常问我,我们如何(How)在这地方打造一个的电子业或计算机业?我时常很不客气地反问你们为什么(Why)要在这里投资搞电子或计算机业?许多人忘记了区域规划的要件是先要“知己”,就是先分析本身环境的优势和劣势。姑且先说一个故事吧。
在1990年代的末期,我对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成为世界上商用软件魁首的现象非常好奇,所以特地去现场考察(用时尚的语言:调研)。我和几位同事经过一番旅程折腾,好不容易到达了印度的中南部山区,发现那是一个交通非常闭塞、基础环境落后的地方。斯时斯地,除了人力有关的资源外,其他的都谈不上。
这里优秀的科技毕业生多,脑筋灵活,既懂英文,又想干活,这当然是一个优点,应该算是四个优点。幸而那时大家都很穷,这其实亦是个优点。为什么?因为缺乏资金,不能奢望去开电子厂或计算机厂,所以最好的出路,莫过于安心在桌子上写计算机软件,以培养软件为龙头技术。穷则变、变则通,当然是个优点。另外还有一个公开但隐性的优点,是地理位置。正好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加州硅谷(Silicon Valley)里,他们有许多同乡校友,在最时尚的信息行业里当计划经理或采购管理。这些饱读MBA的经理们最希望找下游、找承包。又幸而在这个时候,印度政府有相当能干的领导,知道可以利用卫星通信的建立,发挥这种人际关系。等到无线网络的鹊桥榙好,大家以电子邮件相连,万里之外的工作,隔日便可完工。一个无接缝的伙伴合作(Seamless Partnership)营业模式,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于焉建立。所以12小时的时差,成为Bangalore区域规划中的重要一环。能够有效地结合这些天、时、地、人的优点,是它能先期领先世界上软件产业的重要因素。
这个模式十年后在中国大陆被若干先进领导发现了,许多地区亦掀起了一番“外包”热,希望把他们的地盘亦转变成一个下包中心。这时Bangalore已转向高端软件业发展,但是丢下来的骨头,啃起来还是余味犹存呢!区域规划的功力,可说是高低立判。
创新管理
创新管理攸关整体的成败,从目标的设定,机制的建立,责任的划分,工作的推动,成员的配合,成果的扩散等,都成为非常重要的考虑。本书的第二部,将以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例,详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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