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金秋10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召开。申城处处透射着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影踪气息,极其清晰地显示了现代都市所蕴含的科技与人文所达到的历史新高度。现代都市需要高新科技,现代都市需要高素质人才,这是建设现代都市的必需,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思考着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
一、以德为纲,育人为本
(1)学校教育的天职,在于育人。人才观的本质,是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的问题。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当以现代社会的人才需求为依据。其目标取向,一是面向21世纪的,能为高科技迅猛发展为特征的社会服务;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奉献的。我国的现代大学,必须培养既具有扎实知识功底的高素质人才,又要具备一颗“中国心”。在人才国际化竞争的社会,只有具备了一颗“中国心”,无论将来在国内外从事任何工作,都能以不同形式,为祖国效力,为振兴中华添砖加瓦。这就决定了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首推素质教育。实际上,早在1999年6月,我国政府就高瞻远瞩地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出了“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的大会宣言。素质教育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2)古今中外的教育,无一不渗透着时代和社会特征的教育内容。教书或育人,大致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给予学习与掌握科学知识的本领以及运用科学知识改造世界的能力:二是培养思维的习惯与运用思维的能力;三是学会为人之道。所谓育人为本,乃人格之养成也,即在“知识、能力、素质”三者的融洽关系中,要充分重视素质的作用。
“素质”的概念是什么,各有各的理解。就通常意义上讲,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也有人把素质简要地概括为知识、能力、做人,简洁明白,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见解。通常认为,知识是素质的重要基础,能力是素质的外在表现。没有知识,就没有形成良好素质的基础,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强大的能力。素质,有一部分具有先天的因素,还有一部分是由后天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不断接受外界的信息,不断地充实知识,不断地实践,进而经过大脑思维与加工,使神经细胞经受训练与感悟,不断升华与内化为人们的内在稳定的品质,能够对人的思想言行长期起作用。可见,唯有素质,才是决定人格之内在品质。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诸多素质中,文化素质是一切素质的基础,而文化素质的核心,在于人文素质,也就是为人之道。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曾多次在不同场所,疾声呼吁重视人文教育。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不能因精于科学而荒了人学,不能因精于电脑而荒了人脑,不能因精于商情而荒了人情,不能因精于商品而荒了人品,不能因精于权力而荒了道力。科学越是发达,越要重视“人学”;电脑越是普及,越要重视“人脑”;网络越是通畅,越要重视“人情”;商品越是繁荣,越要重视“人品”。这里的“人学”、“人脑”、“人情”、“人品”,集中了人文教育的精粹。抓素质教育,就要抓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当以德为纲,纲举目张,方可育一代新人。
(3)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德、智、体、美、崇尚绵绵。德之为纲,在于德乃道德、情感的综合。“在明明德”,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为人之道,在于知晓何可为,何不可为;何可取,何不可取;寓含人生观、价值观,支配人的一生行为准则。
2001年,对中国人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WTO;APEC领导人会议在中国上海召开。三大喜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参与世界范围的各项活动与竞争,也将更加有力与频繁;业务的交往、人员的交往、文化的交往、体育的交往,也都将伴随着思想、情感的交往。培养每一个中国的高素质人才都具备一颗“中国心”,正是指在这种日益增加的国际交往中,每个人都能守住自己的根基。以往的教训,值得吸取。有的人事业有成,但一遇风吹草动,就随风摇曳,心中无中国,梦里无华夏;更有的人在金钱、美色面前,五体跪拜、损中肥洋,有损人格、国格。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空前辉煌的世纪,也是人类道德堕落、物欲横流、精神空虚的世纪;人类既可以登上月球,也有能力“克隆”自己,几乎拥有无所不能的辉煌,这确实值得自豪;但同时,20世纪又是大屠杀、大死亡、流血最多、怨恨最深的世纪。著名的教育家吕型伟先生为此提出了“德育——21世纪教育的灵魂”,提出了“欲成才,先成人,不成人,宁无才”的观点。德育为纲,由此不难体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的一生,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民族;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为了人类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繁荣、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以尽显生命的价值,这才是现代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应具有的品格。
(4)素质教育,晓以理,付于行。理工类为主的大学,更要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理工类为主的大学,长期以来,轻视素质教育,忽视人文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时弊与误区。虽然从表面上看,强调德育,似乎今古皆然,但长期以来所强调的,或内容偏颇,或流于形式,不能说毫无成效,但与时代与形势的发展要求,差距甚远;况且,还往往简单地把人文教育等同于德育,把德育等同于马列理论、时事形势教育,而不是涵盖人文教育的宽广领域:教育的方式,也多采取单一的课堂灌输,吸引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收效不明显。要使素质教育真正收到实效,不是光靠通过加强“两课”教育或其他环节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奏效的,而是需要“润物细无声”、“点点滴滴到心头”的感化,要通过各种渠道、全方位、多层次的和多样化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教育、熏陶、影响、渗透、启迪、引导受教育者。
近几年来,学校经过不懈的努力,成立了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对全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开展深入研究,提供可行有效的方案,进行大胆的实践探索。教育内容从原先的局限于马列理论,扩大到文、史、哲、艺术、经济等宽广领域,并把课堂教育、第二课堂活动、假期社会调研与实践、精神文明建设、校园环境营造等有机糅合,初步构建了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化的教育网络体系。文化素质教育,不是单纯的文化知识传授,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课堂教育,而是要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贯穿于学生在校生活的全过程。从1986年起,学校已连续16年,每年举办一次思想学术节、文化艺术节、体育节等“三大节日”活动,并在营造浓重的校园文化环境氛围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如每周都有校、院两级举办的高质量讲座,介绍中外文化的经典与现代精品,推荐人文社科类著作阅读,引进高雅文化艺术布展与演出,活跃学生社团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志愿者服务……所有这些活动,尽可能形成“隐性课程”纳入培养计划,给予学分,以形成良性发展循环,提高人才的培养品位。
(5)育人,既育为人之道,也有治学之道,两道共进。然而如何育之,中外对照,差异多多。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显然有狭窄、机械、呆板之缺陷。我国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一大弊端,就是把学生作为“塑造”的对象,一切听从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安排,“包”、“抱”得太多,管得非常死。再加上“一次性教育”和“平均发展”的旧观念作祟,什么课程和环节都要往培养计划里“塞”,什么课程和环节都要“高标准、严要求”,致使学生总是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只能疲于应付,自觉或不自觉地照着“现成的模子”塑压成型,培养的人才“千人一面”,自主化、个性化发展及创造性发挥,根本无从谈起。加上专业设置过于狭窄,知识面不宽;“以教师为中心、以课程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论”长期以来成为主导教学过程的主体,催人奋发向上的学术氛围淡薄;事无巨细,“管”字当先,就连学生的生活起居,也几乎都渗透着“管”的影子,极大束缚了学生的手脚。在这些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著名学府,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诸如学科专业设置,既立足于前沿,又融洽渗透;学科知识结构,文理工商交叉;全方位开放,宽松学术氛围导向,放开手脚,张扬个性,有利于尖子人才脱颖而出……。所有这些,都给予我们极大的启迪。现代大学,理应向学生提供这样的环境氛围与条件,使学生一进入大学,就强烈感受到引领学术潮流的宏大气势,感受到奋发拼搏的人生动力。
二、聚敛内功,联合共建
(1)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人才成为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的主要动力。众所周知,知识经济是作为在工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形态,它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科学和技术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以预见,财富将越来越向拥有知识优势的国家、地区和个人聚集,综合国力的竞争,完全取决于科技实力和人才素质,取决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显然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和基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愈益直接介入经济的发展。那种片面强调依靠物质投入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念,应当迅速转变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那种由外延式发展、粗放经营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必须迅速扭转为内涵发展和集约型经营,确立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如果说,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处于附属地位,在改革开放时期是处于边缘地位,那么,迈入新世纪,现代大学已由发展战略的边缘地位上升至中心地位。这一观念的转变,也必将导致现代大学办学理念的转变。为此,必须摆脱原先的“象牙塔”式的旧观念,融入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新机制。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开展,必然构成现代大学的重要办学理念。
(2)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单纯以教学为主,培养人才;二是发展为“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三是进入正在形成的“产、学、研三足鼎立”阶段。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必然;是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建国初期,国家致力于对旧教育制度进行改造与调整,并根据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需要,明确了科研主要由科研院所承担,高等学校主要以培养人才为主,形成了“一个中心”阶段;之后,随着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建立,科学研究也逐渐形成为一部分高等学校的“另一个中心”;无论是以教学为主或是“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基本上都停留于“以我为主”的“封闭”结局,学校与社会虽然有着一些联系,但其出发点,偏向于学校自身发展的角度;及至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问题才应运而生,促使高校逐步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潮流,为“产、学、研三足鼎立”奠定了基础。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产、学、研三结合,不但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
(3)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有效运行的体制与机制;产、学、研合作教育,实践与探索的时间不长,还有许多亟待研究与探索的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如何促进教育的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如何使学校在与企业的紧密结合中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如何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学校企望通过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纵深推进,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教育创新、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这就需要分析存在的问题,寻求新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比如,从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术性的成果多,产品性的成果少,表明成果的“市场性”差;“半成品”成果多,“成品”成果少,反映了成果的“可转化性”差;一般改进型成果多,具有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少,表明成果的“显示性”不高;鉴定多、报奖多,而申请专利的少,反映了成果的“产权性”差。其中,既有思想观念的滞后,也有原先的科技体制所形成的“各自为政”、“小型、分散、自发”等的弊端,在项目的选择上,资金的投入上,合作模式上,也都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问题之所以阻碍了产学研向纵深发展,体制与机制上的未能适应,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近几年来,学校提出了“外拆围墙、内拆篱笆”的思路,把学校的学科建设、基地建设和队伍建设融为一体,以学科的交叉与渗透确立适当的发展目标,通过组织创新、机制创新,聚敛内部各方面积极性,苦练内功,不断赋予产学研结合以新的内容和多种行之有效的新颖模式。如组成学校、企业、社会合股经营的公司;引强势企业的“凤”在学校“筑巢”,建立专项研究基地;学校的研究人员走向社会、走向企业,建立校企联合研究所;通过融资降险,明确各方的责权利,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解决项目实施中放大的资金缺口等,都取得了明显的实绩与收效。产学研结合,更应从项目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合作的水平向更深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领域拓展,如紧紧围绕企业生产实践中的实际课题,由师生组成小分队形式,进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毕业就业”一条龙模式试点实践,既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助于学校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更好适应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4)产学研合作教育的有效推进,必须解决学校与企业“两张皮”、“各唱各的调”的貌合神离的老问题。为此,学校提出了“对外联合共建,对内深化改革”的工作方针,既在对外开放中寻求社会支持,又在对外开放中明确社会需求,通过内部深化改革,以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几年来,学校全方位、多渠道主动出击,先后与几十家大型企业合作构建了多种形式、多种内容的联合共建与产学研结合体,如与教育部、上海市和中国石化集团的联合共建共管,组建了以大型企业领导人为主体的董事会和咨询机构,各二级学院的各种形式的联合共建,发展势头极其迅猛喜人。联合共建,是促进产学研合作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学校将不遗余力,积极进行探索与实践。
三、观念更新,孕育英才(www.xing528.com)
(1)改革,是一种变革;创新,是一场革命。改革与创新,都需要正确的思想指导,需要从思想和观念上“爆竹一声除旧”。21世纪,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迅猛发展,预示着新世纪将是一个复杂多变、更富挑战性的世纪,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环境、生态乃至人们生活起居,都将发生重大变革。人类文明几千年,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实际还处于相对蒙昧的状态。几千年来,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索取,利用自然,役使自然,破坏自然,以致产生了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环境破坏等恶果,对人类的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造成威胁,这就是人类的思想观念处在一种“自在”的状态,只着眼于“利用”而不计及后果。为了更好地预测未来,规划未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类的思想观念,必须从“自在”跃向“自为”,必须与自然为友、和谐相处,共同繁荣,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理论所赋予人类的新思维、新观念。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光靠现成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全世界需要创新,中国更需要创新。从鸦片战争起的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走的始终是一条学习的路,借鉴的路。虽然也有创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总体上,无论是思想、理论、体系上,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的。迈入新世纪,能不能继续跟着西方人走?显然不行。中华民族必须走与别人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生态环境、能源与资源、居住与交通、人口与教育,都具有不同于世界任一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改变过去长期向发达国家学习与借鉴的传统与思维定势,以创新的姿态,独立自主地积极探索与实践。当然,必要的学习与借鉴仍然是十分需要的,但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办学理念的变革,教育的变革,都需要思想变革的支撑。
(2)我国的教育事业过去一直循着“物质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教育发展”的模式,这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无疑是正确的。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是互动的,教育的发展,可以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更是从社会的边缘地位上升至发展战略的中心地位。因此,把教育的发展,把人力资源开发事业,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加快发展,以改革促发展,用超常规的发展方式,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过渡与转变。近几年来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正是循着这一思路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扩招只是数量上的表征,而要实现人力资本存量增长,更重要的是教育内容的扩展,教育形式的扩张,实现既有数量规模的增长,更有质量上显著提高的目标。这里,没有可供借鉴的通用准则,不同类型、不同办学条件与不同办学水平的学校,应根据各自不同情况,作出与各自学校相适应的判断与抉择。对大部分学校而言,人才培养应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而对一部分基础较好、办学条件与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更应重视英才的孕育。几十年来的观念与思维,使得我们困于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合格人才,而忽视了培养少数杰出的英才。反思几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尽管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的,但仍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重专业、轻基础;重科技、轻人文;重书本、轻实践;重课内、轻课外;重灌输、轻主动;重知识、轻方法;重统一、轻个性等的弊端,这些狭隘专业教育模式和封闭办学时期遗留下来的思想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清除,原因就在于教育观念转变不彻底,从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的成才模式去“克隆”自己,对少数杰出英才的培养,更是忌讳回避。近几年来,学校在反复进行教育思想学习与教育观念转变的基础上,就培养与孕育英才方面,采取了许多果断措施,如从招收的新生中,每年挑选一定数量优秀生,进行理工结合培养;各学院也都进行各种类型的优秀生试点班。集中学校最优秀的教师,配备最优秀的教学资源,试点与探索培养杰出英才的有效途径方法,显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3)教育创新,需要观念上创新,更需要创新实践。从几年的创新教育实践尤其是通过几个优秀生试点班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欲创新,先减负”、“欲创新,要搞活”、“欲创新,要投入”。
传统的模式和观念,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加法”的思维定势:欲突出某一方面能力或某一环节在整个培养过程中的作用,必然采取增加课程,增加环节或增加学时的做法。这样一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断增加,课程越来越多,学时数愈发膨胀,学习时间与空间超负荷运载,何来个性发展,谈何创新?“欲创新,先减负”。减负,不仅仅是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课题,高等教育的减负,也势在必行。减负的途径,一是压缩培养计划中总学时数,但压缩的余地不大;减负的另一种途径,在于重新评价各类课程与各种环节在整个培养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区分核心课程与普通课程,区分核心环节与普通环节,严格对待核心课程与核心环节的教学质量与教学要求,降低或淡化对普通课程与普通环节的要求,这是比压缩总学时数更大力度的减负。几年的实践,表明这一措施是积极的、有效的,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严格管理与放手搞活,历来是教学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严则往往趋于僵化,活则往往导致混乱无序。于是乎不温不火,一派中庸之道。严是必要的,但严不能等同于“包”,更不能等同于“抱”;放手搞活,不应当无序,通过体制与机制的变革,寻找一种制约与引导的手段,使之活而有序,活而规范。学校根据“高素质、创造性”的培养目标要求,全面修订人才培养计划,构筑大学科背景的宽专业课程平台,进行课程的整合与集成,并从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考核评价体系等一系列方面,进行多方面的调整,突破“以教师为中心、以课程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论”,推行“师生双主体、双向互动论”、“多种媒体、多种信息源并重论”和“课内外结合论”,构建创新教育的框架体系,明确不同年级、不同课程、不同教学环节各自不同的创新教育侧重点与要求,既严又活,开创了教学新局面。
创新是需要投入的,但在目前情况下,要投入大量资金,又是不现实的。学校通过思想变革,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首先确保建设基础教学与专业教学实验中心、实验基地与工程实践基地,通过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大力扩展各类实验中心、基地的功能,使之既为培养计划规定的教学要求服务,更为面向全体学生全天候开放的工程实践与创新实践服务。
(4)培养模式的改革,是教育创新的核心。它涉及培养计划、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课内外教育协同,以及生产实践、科研训练、创新实践的有机融合;也涉及环境与氛围营造、学校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局,一些较大的改革项目,只宜在局部范围内先进行探索试点,在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但作为一种办学理念,培养模式的改革,应是坚定不移的。
四、服务交往,拓展功能
(1)从“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到“产学研三足鼎立”,显示了现代大学的功能拓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迅猛发展,现代大学更应融入现代社会,在进一步加强为社会服务的同时,积极推进与社会的多元交往,加强双边合作,筹集办学资金,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拓展现代大学的多样化功能,也是现代大学应有的重要办学理念。
(2)大学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互动的统一体。大学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大学的服务与贡献。进一步加强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更应为社会知识化、信息网络化、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技术产业化作出更多的服务与贡献。现代大学不仅是社会精英的集聚地之一,还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思想库、智囊团,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
(3)从“封闭”到开放,既是大学功能拓展的标志,也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必然。实现全方位的开放,不仅是社会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大学自身向前跨越的必然需要。大学与社会,应该是没有围墙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阻隔的。办学的资金,需要依靠社会多方面的集聚;办学的资源,也应该超越自身固有资源的旧框架,将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充分利用,信息化、网络化、远程化教育的发展,也为大学有效地广泛利用社会各方面资源奠定了基础;办学的队伍,学校的在聘教师,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但不是唯一的,社会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均可以“为我所用”,这也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方面。
(4)交往,既指现代大学与国内社会各个方面的交往,也指现代大学与国际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交往能增进沟通与理解,加强合作与互动;交往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拓宽发展领域。交往作为现代大学的新型功能,正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
【注释】
[1]本文发表于《化工高等教育》,2002年第1期,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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