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人生：与书为伴

我于2004年7月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重新回到教学和科研岗位，主要从事培养研究生和学术研究工作。这是我人生历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它预示着又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

我以为，在人的一生中，无论做什么“事”，都只是生命进程中的一种“载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载体”可以各不相同，但人的本色都会在这些载体中体现出来，正所谓“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回眸所走过的路，我在工厂工作过，曾当过工人；在学校“从政”，当过校长；在当校长期间也管过企业，当过董事长。但就“本色”而言，仍乃一介书生而已。

与书相伴

我的生活始终与书相伴，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载体”可以不同，但读书却始终贯穿其中。当然，在不同的阶段，读书的缘由、内容、味道和境界也是不同的。

童年时期，懵懵懂懂，读书认字增长知识，还谈不上兴趣二字，但对于“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之类的故事，特别喜欢听和读；如前面所述，我到初中之后，从对平面几何的学习开始，引发了对读书学习的兴趣；到了复旦预科时期，自觉学习的习惯渐渐养成，那时学习的课程比较多，又在青年时期，好奇心最盛，读书的面就广而杂，对于一些名著大多是在那一段时间开始读的；进入大学之后，由于专业方向已经明确，主要是攻读数学专业方面的书籍，但我也喜欢看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共17年，正处于青年理想时期，求知欲望强，是一生中读书的好时期。那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学校和家庭。这一时期的读书基本上是“知识增长”的需要，我对社会的认识和知识的增长，主要来自书本。

在书房工作

工作之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就更不一样了，因为，在我们毕业前夕和工作之后，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时代。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交白卷英雄”和“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年代，“读书无用论”盛行，读书自然不是提倡的事。我早期工作的十年是在工厂度过的，那一段经历我在《北国疆城》和《思蒙山头》两个章节中已写过。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期的读书主要出于两方面的需要，即工作职业的需要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工作职业的角度看，我是学数学的，分配到工厂后从事的是与原来所学的专业不同的工作，为了适应也为了生存，必须从头学起。从精神生活需要的角度看，读书乃是一种心灵活动，自然能净化心灵，排除烦恼，寻找思维的乐趣。特别是在迷茫之时，能使人明晰方向，豁然开朗。我在《北国疆城》中所叙述的读《控制论》的情景，就有这种感觉。仔细想来，我在这段时期的读书，主要带有为职业和解决问题而读的味道。

为学术研究而读书，情况又有些不同。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读书既有功利之心，也有兴趣之意。以我而论，在读博士期间，以取得博士学位为首要目的，这也可算是一个有“功利”的目标。但是，我对博士期间所研究的控制理论，却早已“情有独钟”，那时的读书和学习，自然也是兴趣使然。随着人生阶段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对“为人之道”和“治学之道”感悟的升华，读书和学习的心态和观念也会改变：功利之心趋淡，兴趣之意渐浓。关于此种境界，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有此表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此时读书，方能读出书中“真味道”来。我不敢说已进入此境界，但就读书而言，确已渐入佳境。

喜好读书之人，总喜欢逛书店。在前面的文字中我曾提到过，我从初中开始就有此爱好，几十年来我从未间断过，即使在东北和四川工作期间，每次回沪一定会抽时间去书店。在外地出差之时，也会抽空去逛书店。在书店，看到喜欢的书，总是要买。久而久之，逛书店购书成为一“瘾”。

书买得多了，也就有了藏书。我没有统计过一共有多少书，但已用尽可放书之处。我没有珍稀的藏书，但却收藏了各个阶段所用过的主要书籍，其中也包括大学里的教材、笔记本等。我收集的书比较杂，既有理工科专业方面的书，也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有的书，一时高兴买了回来，但却很少看或看得很少。但这是我兴趣所致，也是很值得的，须知“书到用时方觉少”，若能“养书千日、用书一时”也算得是一种情趣！我喜欢藏书，可谓一“癖”。

读书虽乐，品书也很有趣，又读又品方成乐趣。每当静坐书房之中，泡一壶好茶，翻开一本古典或现代文学名著，边读边品，欣赏其文字之精美，体会其含义之深刻，感悟其“弦外音，味中味”，确是人生一大乐趣。除了人文类的书籍，我对于反映新兴科学思想和方法的书更感兴趣，书中的哲理和智慧往往使我折服和陶醉。对于理工科的一本最新专著，最好多人分章阅读，采用读书报告的形式，分析讨论、互相启发，并在此基础上，再系统阅读。我们学数学的人，常用这种方法品读专著，效果较好。

在与书打交道中，写书是最辛苦的。我在博士毕业后不久写过两本书，确实很费精神，但其中也有乐趣。我想，写理工类的著作与人文类的著作是不同的，前者主要依据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后者主要是依据作者的社会阅历和人文精神，此类书一般多为作者内在自我精神的反映。我以前写过理工类的专著，现在我正在写的这本书是否可算人文类著作？无论是写哪一类书，据我的体会，都需要一种“执著”的精神，一种“痴迷”的态度，不如此难以进入角色。

综上所述，我与书之间有“五缘”，即读书之乐、购书之瘾、藏书之癖、品书之趣、著书之痴。有此“五缘”，书已成为我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同阳光、空气一样，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教书育人

高等学校与企业不同，与科学院也不同，其最主要的特点是以“教书育人”的工作为主要任务。因此，教育工作是高校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工作，所谓“立校之本”。我当老师，自然应该“教书育人、传道授业”。

我在学校上过几门课程如“矩阵理论”、“随机控制”、“控制论基础”、“智能理论及其应用”等，这些课程主要是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的。为本科生我也开过“脑控及其应用”等课，学时不多，以讲座为主。

在人才的培养中，我认为要以德育教育为基础，强调德才兼备，注重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根据专业的特点，采用多种培养模式，通过教与学的结合，优化人才培养的过程。

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教育和培养，我始终强调德才兼备，希望学生不仅能掌握“治学之道”，还能知晓“为人之道”，所谓“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放在首位，这是高素质人才必备的修养。对于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智慧比知识重要，而品德比智慧更重要。当教师最根本的目的是育人，即“以人为本”，育人的最核心内容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教师又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通过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对人生的感悟来启迪学生的心智，去“点燃学生心中的一把火”是最为重要的。

在大学期间如何学习？应该培养哪些能力？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这都是学生中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打好基础，博学多识，培养自学能力，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等等方面无疑都是需要的，也都是重要的。但根据我的体会，在各种能力的培养中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最重要的。为此，我在教学中，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特别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人的行动是受大脑支配的，有了较强的思维能力，我们就可以去学我们所需要学的东西，就可以去培养我们还没有的能力。因此，我感到这是一个能指导各方面的能力。从思维能力来讲，有多种多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综合思维的能力，形象思维的能力等。那么如何培养这些能力，我认为在大学期间学习各门功课时都是可以得到培养的，而且要有意识地去培养。

关于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最好的训练是通过数学的训练来得到。有一位著名教育家曾说过：“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但是我们工科院校有个较为普遍的做法，在教材和讲授中，一般都是尽量使用“工程语言”，学生也习惯于接受这种“工程语言”，久而久之凡是碰到比较抽象和逻辑性强的数学证明就一概跳过，绕道而行。这样就造成在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训练上的缺陷。对于自动化专业，数学的要求比较高。一些从工科院校毕业读研究生的同学，往往反映，在看国外杂志上一些论文时，碰上数学问题觉得比较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数学的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还跟不上。

我本科是学数学的，硕士阶段学“控制论”也是在数学系，博士研究生阶段转为学习和研究自动化，因此我给工科自动化专业的研究生上数学课和专业课就更有针对性。我在博士毕业后就为研究生开设了两门课程：“矩阵理论”和“随机控制”。在上“矩阵理论”课时，我有意选了一本很薄但很精练也比较难读的书作为教材，我试图用“正宗的”数学语言去讲授这门课，而且凡是大学本科里已经学过的内容基本不讲，我想在训练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上做些努力。我的讲解尽可能严谨，主要定理都严格证明，其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在数学思维能力上得到训练和提高。在课程的学习中，记住许多结论并不是主要目的，因为有了这种思维能力自己可以去学。根据我的体会，对于从事自动控制“研究工作”的人员，不仅要会运用数学定理的结论，还应该懂其道理，即所谓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一开始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学得比较困难，有些内容过去虽然学过，但现在讲法和以前不一样，感到很不习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我觉得大家有所提高，逐步适应，有许多同学反映，现在再去看以前用工程语言写的数学书，就非常容易懂。我上“随机控制”课程时，用的是瑞典K.J.Astrom教授的一本名著。这门课需要“随机过程”的知识，数学上的要求也比较高。我起初担心工科学生学习会有困难，但一学期学下来，成绩都不错，这批学生年龄较大，学习自觉性很强，其中几位研究生，学习非常优秀。

综合思维能力可以通过学习一点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知识来提高。担任一定社会工作也可以得到锻炼。形象思维能力可以从艺术中去培养，比如读些诗歌。我在大学里喜欢看各种书，对文学也比较爱好，往往既可训练抽象思维的能力，也可训练形象思维的能力。例如，中国南朝的诗人王籍就曾经写过一首为后人广为传诵的绝妙诗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如果你仔细回味，你就会体会出这首诗把“动”和“静”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巧妙地结合起来。

此外，现在大学都讲要培养创造型人才，要有创造能力。有人曾给创造能力写了一个公式：创造能力＝知识量×发散思维的能力。所谓发散思维是一种取得合理设想或猜想的思维形式，它包括着联想、想象、模拟、类推和直观推理等。发散思维是以感觉或直觉为基础的非逻辑思维形式。创造性活动时，先是发散性思维，提出猜想，提出假设，然后，用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和论证，并通过实验证明。从这个公式就可以看出，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任何一门专业知识的课程，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科学发展史，它凝聚了前辈专家们的艰辛和智慧。因此，我认为作为教授通过上课讲授专业知识，只是其起码的职责，更为重要的是要以讲授专业知识为载体将蕴含在这些知识中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乃至人文背景传授给学生，以启迪学生的思维、智慧和能力。为此，我在上课时力求能做到这一点，以提高上课的质量。

我根据自身学习的经验，除了个别交谈和指导之外，倡导用学术研讨会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每两周左右举行一次讨论会，由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轮流作报告介绍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体会，并展开讨论。在讨论会上，我特别注重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精神、学术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希望学生能掌握“治学之道”。此项学术讨论活动已坚持十几年，对研究生的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控制论”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就是在“科学方法讨论会”上产生的。当时维纳等人领导了一个“每月一次的科学方法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在哈佛大学的日德华尔餐厅里进行。与会的有数理、电子、工程、医学、心理学等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围着圆桌吃饭，谈话是活泼的，毫无拘束的。就是在这种讨论会的基础上形成了维纳的控制论的基本思想。

自动化是具有丰富内涵及外延的信息科学和技术，它诞生于学科交叉，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实用性强、发展迅速等特点。在现今的各行各业中，不论工业生产过程、精益农业，还是航天、航空、国防安全以及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自动化，可以说自动化技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个国家自动化程度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标志。

根据专业的特点和社会的需求，自动化专业的人才要特别注重对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我曾有过十年的工厂工作经历，深知实践能力的重要。我早期在工厂从事电气自动化和数控技术的工作中，以及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我的同事中，如黄道教授、钱锋教授等都具有在化工企业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他们在工业过程自动化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就。我目前在指导研究生从事“脑控”的研究，其中一些优秀的学生都表现出很好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不能采用单一的模式，要采用多元化的培养模式，如通专结合的培养模式，因材施教的培养模式，学、产、研结合的培养模式，学科交叉的培养模式，国际合作的培养模式等。在我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中，就曾经采用过多种模式培养学生。

近年来我校特别注重通过学科交叉和国际合作来培养学生。自2009年起，我们与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知识发现研究所脑机接口实验室（Laboratory of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Institute for Knowledge Discovery，Gra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Christa Neuper教授的团队合作科研并与该实验室的Gert Pfurtscheller教授（奥地利科学院院士）联合培养博士生。自2010年起，我们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脑科学综合研究中心（RIKEN Brain Science Institute，Japan）先进脑信号处理研究室的安杰伊·西考克教授（Prof.Andrzej Cichocki）联合培养博士生和合作科研；我的学生金晶博士和张宇博士是分别与普福尔切莱尔（Pfurtscheller）院士和西考克教授进行联合培养，取得了优秀的科研成果，毕业后均已留校工作，成为脑控方向研究的主要骨干。自2003年起与日本佐贺大学（Saga University，Japan）先进控制工程研究室中村政俊教授（Prof.Masatoshi Nakamura）长期合作，培养了王蓓、张秀、冀占峰等多名博士生，他（她）们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分别获得了中国或日本的博士学位。

2005年6月在学校校园与部分学生的合影。左起王勇、王行愚、
卿湘运、杨辉华、高海华、张红梅

当教师最大的乐趣，在于培养学生。指导研究生是我育人的主要工作。至2013年为止，我指导的已毕业研究生约70余名。这些学生中，有的已是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专家教授、有的是我国国防战线的高级人员、有的是航天航空事业的骨干、有的是信息企业的领导和骨干、有的是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等等。(www.xing528.com)

例如在早期毕业的一批博士中，金波是国家某研究机构的首席科学家，张承科、麦永浩、杨辉华、王勇、张红梅、刘升等现在都已是大学的教授，都在指导博士或硕士。看到学生们的成长，内心非常高兴。

2013年6月与吴建民（左）、吴强（右）合影

在我的学生中，有一批在国家重要工业领域工作的人员。吴建民1988年毕业之后，在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参加工作。现任该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航空电子系统综合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该所航空电子系统综合技术专业首席技术专家。曾先后荣获工业与信息化部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为我国航空工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07年10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曾到他所在的航空电子系统综合技术重点实验室视察，吴建民参加了接见并合影留念。

与吴建民同在航空工业系统工作的还有徐哓军博士和吴强博士，他们都是现役军人，大校军衔。他们都曾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励，为我国的航空工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有一批研究生毕业之后出国留学和工作，也都事业有成。王建奇是我早期的研究生。1987年获华东化工学院和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并获学士学位。1990年研究生毕业之后，赴德留学获德国杜伊斯堡（Duisburg）大学博士学位，现在德国一家大公司负责电机控制方面的技术工作，解决多个电机控制的难题，拥有多项国际专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当年曾随我从事与正交逼近方法有关的控制理论研究工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最近王建奇从国外回国专程来家中看望我，我们已有18年未见，此次他携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来看我，我感到非常高兴。作为一位教师最高兴、最幸福的事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幸福。

2013年6月与王建奇（右）合影

在我指导的博士生中，马希荣是研究西夏文字数字化处理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研究方向，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在职的博士研究生，学习很刻苦，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出版了著作《西夏文字的数字化方法及应用》，现在宁夏自治区科技厅任副厅长。

在我的研究生中，还有一批在各类企业担任领导、管理或技术工作的人员。例如胡琛、郭舜日、朱继盛等。胡琛是1995年毕业的早期研究生，当年她主要从事可拓控制的研究，做出了很好的研究工作，她的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很强，曾留校工作，成为我工作中很好的助手，现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主要骨干。郭舜日研究生毕业之后，曾赴国外求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创业，现为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朱继盛也是较早期毕业的研究生，在校期间表现出很强的计算机软件编程和应用能力，现是某著名网络公司的领导。

学术研究

我始终对学术研究感兴趣，它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我的生活乐趣和生活质量的保证。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它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从我读博士阶段开始。当时，一方面是对研究控制理论感兴趣，另一方面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对学习和研究非常投入，可以说是“刻苦钻研、潜心研究”。经常通宵达旦工作，也不觉苦。“从政”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当校长之后，因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不敢有丝毫怠慢，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行政工作，对于学术研究很少顾及，虽然兴趣犹存，也只能是“业余爱好”而已。自校长岗位退下之后，情况就又有变化。虽年纪已一甲子有余，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不减，“重操旧业”仍倍感亲切。

在学术研究中，首要的问题是选择研究方向。回顾我的研究方向，总体上均属于控制科学和工程的领域，但也与计算机科学、脑科学等交叉。学科交叉既是我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使我产生兴趣的源头。事实上，控制学科是一个“横断学科”，除了其自身的基本思想和核心理论，它的“用武之地”在于和其他学科或“载体”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为他人作嫁衣”的。从控制科学的奠基性著作《控制论》中，就可体悟到控制论诞生于学科交叉，我想，对于它的发展也离不开学科交叉。

基于学科交叉，也基于我的兴趣偏好，我的学术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向：“块脉冲算子”、“可拓控制”、“网络信息安全”和“脑控”。块脉冲算子主要是我在博士期间的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出版了专著并二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在前面“科学春天”一节中已作介绍。

可拓控制是我在研究智能控制时提出的一种新的控制思想和方法，它是基于可拓集合的一种控制策略，试图处理一类不相容问题。这是我早期的一项研究工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胡琛、李健和徐顺喜等硕士和博士生开展了该课题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创新的成果。

我之所以研究网络信息安全，是因为对Internet网出现后的“虚拟空间”感兴趣，试图从方法论上将“现实空间”的安全及其控制问题与“虚拟空间”的类似问题作比较研究。这项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也算是国内该领域比较早期的研究工作。我的学生金波、杨辉华、王勇、张红梅、韩秀玲和高海华等博士在研究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脑控”方向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至今仍在研究。它是控制科学与脑科学等交叉的领域，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前沿科学方向。脑科学是研究脑和心智现象及规律的科学，是一个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的科学领域。控制科学作为一门以系统和控制为主要对象的科学，诞生于学科交叉，它的早期科学思想源于控制论奠基人诺伯特·维纳的著名专著《控制论》，他把控制论定义为：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在控制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始终将模拟人脑或生物的控制机制和功能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和构建了各种控制系统。

近30年来，随着脑与认知科学、信息科学和技术等的进展，进一步推动了控制科学和脑（人体）科学交叉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研究新领域。其中基于人的思维和意念的控制系统，即脑控系统的研究格外引人关注。脑控系统（Brain control system）是一类通过人的意念和思维来实现控制的新型系统。在这类系统中，代表人的意愿的信息以脑电信号为载体，通过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转化为控制指令，实现对外部设备（如鼠标、键盘、轮椅和机器人）的控制。这种基于脑－机接口的人机融合控制系统，称之为脑控系统。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为脑控系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为脑控系统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这类新型控制系统的研究从控制机制的产生、系统结构、建模方法、控制策略及应用对象等方面，全方位拓展了控制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脑控系统已被用于医疗康复（如人性化护理机器人）、人体健康（如睡眠工程）和人机系统安全和控制（如航空航天）等诸多领域。

我认为，运用人脑来研究脑及其相关的控制问题，特别是“思维控制”的研究是最富于挑战和有趣的事情。出于对“思维控制”的浓厚兴趣，我再次更新了研究方向，开展对脑控及其应用的研究，当时我已五十七、八岁了。我之所以会不断关注新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受《控制论》奠基者维纳的学术思想影响。维纳在《控制论》第二版序言中曾经说过：“如果一门新的科学学科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它的引人兴趣的中心就必须而且应该随着岁月而转移……因此，控制论学家应该继续走向新的领域，应该把他的大部分注意力转移到近十年发展的新兴思想上去”。

在脑控方向的研究中，我们开展了广泛的国内外合作交流并得到了许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在控制科学与生命科学结合的研究方面，我得到清华大学李衍达院士的指导和帮助，他是我校的名誉教授，曾多次来校讲学，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新颖思路和严谨的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大学黄琳院士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曾多次邀请我参加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以及推荐发表论文。

在国内控制学界，我们的研究团队也是这个方向的较早期研究团队之一。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该领域国际学术刊物PLOS ONE，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IEEE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s和Medical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omputing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开发了多项应用实例。这些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曾在2003年中国控制会议（CCC）上作过大会特邀报告“基于脑电信号的人机融合控制”，2013年应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黄琳教授的邀请在中科院学部“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控制科学面临的前沿科学问题”会上作“脑控及其应用”的专题报告等。

2012年6月安杰伊·西考克教授受聘为华东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并作学术报告。介绍了在脑－机接口与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情况，以及张量在生物电信号分析识别中的应用方法，同我们课题组成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本课题组成员张宇博士于2010年至2012年期间在安杰伊·西考克教授负责的课题组进行了为期2年的联合培养学习，主要针对先进脑信号处理方法及其在脑－机接口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总之，我在选择学术研究方向时，着重于感兴趣的学科前沿课题，并力求从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研究。古语说：“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在学术研究上，若能尽兴而返，也该知足矣！

从事学术研究，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而言，首先要具备“科学精神”。何谓科学精神？我以为其核心内涵就是求真务实，也就是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并在求实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不断地追求真理。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本质和灵魂。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科学精神都是不可缺少的。回顾我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所做的工作，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指引。科学精神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正确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方法论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回顾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历程，在学术思想和科学方法论上受维纳《控制论》一书的影响很大。如上所述，我引用了维纳关于控制论学家应该继续走向新的领域，应该把他的大部分注意力转移到近十年发展的新兴思想上去的论述，此外他关于学科交叉的论述也给予我极深的印象：“数学家不需要有领导一个生理学实验的本领，但却需要有了解一个生理学实验、批判一个实验和建议别人去进行一个实验的本领。生理学家不需要有证明某一个数学定理的本领，但是必须能够了解数学定理中的生理学意义，能够告诉数学家他应当去寻找什么东西”。在《北国疆城》一节中，我曾描述了在修铁路过程中阅读此书时的心情和感受，当时才二十几岁，正是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最佳时期，对人的一生影响深远。我后来的科学研究始终得益于上述思想和方法的引导。

与“科学精神”相关联的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等的理解和把握，包括对道德人格、理想信念的追寻，对自由、平等、正义等的渴望，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等问题的反思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等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相融相通的。从治学的角度看，所谓“治学之道”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治学精神是治学之道的灵魂，它不仅包含科学精神，也应包含人文精神。治学如此，为人也应如此，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健全的人才。当前学术界存在的浮躁、浮夸之风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突出表现。

从行政岗位退下后，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方面的研究和交流访问，经常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与许多国内外的同行保持密切联系和交往，得到了许多前辈、同行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和上海本地的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和上海大学等高校的同行交往密切，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吴启迪教授、邵世煌教授、席裕庚教授等都给予我们很多的指导和帮助。在这些交往中，与老朋友重叙友谊，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新朋老友相聚，交流学术，畅谈人生，真是人生一大乐趣。

近年来我也有机会参观访问了国外多所著名的大学，其中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也访问过日本京都大学、佐贺大学等，使我对美国等国大学的相关科学研究和办学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了解它们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和相关的学术研究动态，使我深受启发。

多年来我们与日本佐贺大学中村政俊教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被聘为我校兼职教授，开展脑波信号处理与纯人性化护理机器人等方向的研究，邹俊忠教授和王蓓副教授是此项合作的主要骨干。中村政俊教授是著名的控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宽广，包括系统辨识、控制以及信号处理的新方法和新理论等，他很注重学科交叉和实际应用，对生物医学系统控制、电力系统控制、工业系统控制和机器人等都有涉及，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我与他多年接触，深感他待人诚恳热情，治学严谨勤奋。我们每年都要互访，并共同培养博士生，我曾多次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中村教授每年来我校讲学，合作非常愉快。

我女儿和女婿都在美国加州从事生命科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姐姐和姐夫都在美国纽约从事医学工作。在探亲期间，我有较充分的时间到美国的一些名校访问，在许多朋友和熟人的邀请和帮助下，访问了一些著名的高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UCLA，）是一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创办于1919年，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中的第二所大学，拥有约26 000名本科生与11 000名研究生，提供包括学士、硕士与博士在内的超过300种不同的学位课程。洛杉矶加州大学是美国享誉盛名的高等学府，在各种大学排名中均有良好成绩。UCLA先后共有12位教授和毕业生们获得过诺贝尔奖。

该校曾是脑电控制系统的最早研究机构。1973年，该校的Vidal博士等对脑和计算机的通讯进行了研究，最早揭示了脑机接口在通信上与传统的神经信号控制技术的区别，首次将稳态视觉诱发电位应用于脑机接口。2006年，UCLA数学系31岁的澳籍华裔教授陶哲轩（Terence Tao）获得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2012年，UCLA计算机科学学院的教授朱迪亚·珀尔获得了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以表彰他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的基础性贡献。根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2012年排名资料，该校在美国大学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y）专业研究生排名第一，应用数学（Applied Maths）专业研究生教育排名第二，高等教育管理（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专业研究生教育排名第三。其行为神经系统科学全美排名第二位。该校校园美丽，建筑很有特色，学术氛围浓厚，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