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前行-我的教育人生：回顾十年校长生涯

1994年2月28日我被任命为华东理工大学校长，从此开始了我十年的校长生涯。如前所述，我曾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它的高潮阶段我是在复旦大学度过的；也曾经历了十年工厂岁月，那是在北国疆城和思蒙山头度过；从1994年到2004年担任校长的十年是我人生经历中第三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十年。这三个十年给予我不同的磨炼、启迪和思考，都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记。

与前两个十年不同，在我任校长的期间，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和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教育改革全面推进，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国家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和发展举措：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11工程”建设、《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等形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上水平，出效益，求发展；推进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高校招生、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改革高校科技体制，推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学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等等。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对高校的办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各类高校加快改革和发展步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担任校长工作既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这十年中，华东理工大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发展变化的形势和要求，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在工作中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了“对外联合共建，对内深化改革”的工作方针；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坚持走联合共建之路，坚持以本科教学为立校之本，坚持以学科建设为主题，以队伍建设为主线，以产学研紧密结合为强校之路。学校的各项工作，在锐意改革中求新，在克服困难中前进，在解决矛盾中发展。

十年来，在“对外联合共建，对内深化改革”工作方针指导下，学校全方位地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学校办学模式的改革；人事体制的改革；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和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校产重组和转制的改革以及后勤社会化改革等。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面对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在国家教委、上海市领导和中国石化总公司的关心和支持下，学校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职工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使学校的事业发展实现了三步跨越。第一步跨越：以迎“211工程”部门预审为契机，凝聚人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顺利通过国家“211工程”部门预审，使学校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第二步跨越：以对外开放、联合共建为抓手，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实现了国家教委、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三家共建学校的办学新模式，使学校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三步跨越：以提高学科水平为主题，理清发展思路，制订发展规划，形成鲜明特色，学校申办研究生院成功，顺利通过国家教育部组织的“211工程”“九五”期间建设项目专家验收，使学校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此基础上，以五十周年校庆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发展，并在教育部领导、上海市领导和市教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确定了占地1 500亩的奉贤新校区方案，为学校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条件。

在这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有幸亲身经历了我国高等教育大改革、大发展和大提高的历史性变化，也亲身实践和见证了华东理工大学改革和发展的不平凡过程和巨大变化。回忆这一段工作经历和心路历程，感受最深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的不断学习、探索和思考；二是在工作实践中经历的一些难以忘却的事和人。前者是关于教育的理性思维，后者是亲身实践的印记，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启迪。

关于教育的理性思维，我是在担任校长之后才更为主动和自觉地去思考。在过去的经历中，主要是通过学习知识来接受教育，对于教育的本质，教育思想很少考虑，更谈不上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的思考，然而在担任校长之后就不一样了，这些都是必须探讨和回答的问题。在这段时期中，通过学习、交流、实践探索和思考，使我对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有了一些认识和体会，并将这些认识付诸工作实践，推动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有关教育理念和工作实践的具体内容记载在本书的第二篇和第三篇中，此处不再赘述。

在我的这一人生阶段，许多事和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值得回忆和思考，以下截取若干片段，以缅怀这一段难忘的岁月和风雨同舟共同奋斗的人们。

1.直面困难，励精图治

在我接任校长的早期阶段，学校面临严峻的形势。从学校外部形势看，全国各高等学校正处于申报进入“211工程”的阶段，竞争激烈，我校能否进入“211工程”建设的行列成为学校进一步建设和发展的关键；从内部形势看，学校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影响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和在竞争中的地位。学校经济的“蓄水库”已处于干枯的边缘，一度学校的基本运转经费都成了问题。国家教委对学校存在的问题非常重视，周远清副主任曾率队深入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学校分析形势和问题，给予学校许多指导和帮助。学校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是我任校长后碰到的最大难题。

面对严峻的形势，学校党政领导班子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就如何渡过难关、求得进一步发展达成共识。在工作中确立了这样几个观点和思想：要正视困难，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抛弃消极等待的思想，发扬主动进取的精神；形成共同努力、共担风险的运行机制；确立“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在事业的发展中解决矛盾和困难。

在学校工作中则着重抓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强调对外开放，加强与社会的联系，要“走出学校小社会，面向社会大市场”。在对外开放和联系中，明确社会需求，深化内部改革和寻求生存发展之路。其次，要调整、完善和建立校内各项工作的良性运行机制，充分地调动全校教职工克服困难、开拓进取的积极性。特别在经济和校产方面，要下决心整顿治理，使之能在正确的轨道上，求得稳步的和持续的发展。

由此，我们适时地提出了“增实力、明需求、促联合”的观点（即增强自身实力，明确社会需求，促进联合办学）和实施“九大工程”的计划，确立并实施“对外联合共建，对内深化改革”的工作方针，并在国家教委、上海市领导和中国石化总公司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全校各级干部和教职员工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励精图治，扭转了严重的经济状况，到1996年学校的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学校各项工作逐步形成了新的局面。

关于这一阶段的工作思路、对策和成效，我在本书第三篇中“增实力，明需求，促联合，切实提高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励精图治外联内改——华东理工大学在改革中发展”和“回顾与规划”等文中作了论述。

每当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我总会对原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周远清副主任、张天宝副主任等领导表示由衷地感谢和敬仰。他们在学校工作最困难的时期，给予了最坚定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几位领导都曾亲临学校指导工作。为了帮助学校克服困难，开轩主任曾亲自写信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同志，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他也是实现国家教委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共建华东理工大学的倡导者和决策者。天保副主任曾在1995年6月27日学校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上代表国家教委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当时的中国石化总公司的盛华仁总经理、李毅中常务副总经理和王基铭副总经理等领导，对我校的教育、科研和学科建设等各项工作始终给予大力的支持。在他们的决策和支持下，实现了中石化与国家教委共建我校，这是我校克服困难，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举措。1996年中石化领导盛华仁、李毅中和王基铭等到校指导工作，并参观实验室，上海石化总经理、校友吴亦新等也一起前来。

上海市和市教委领导也非常关心我校的工作，给予了各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当时上海市教委的书记是郑令德同志、主任是王生洪同志，后来还有王荣华和张伟江等同志。徐风云书记和我曾向他们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得到了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记得当时徐匡迪同志刚担任上海市长不久，在一次与干部的见面会后，郑令德同志和我们一起找了徐市长反映了学校的情况，得到了徐市长的支持，很快及时给予了学校500万元经济资助，这笔500万元的支持可谓“雪中送炭”。市领导和市教委领导还曾多次到学校调研和指导工作。1996年元旦，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华建敏来校向全校师生拜年，慰问师生和视察工作。随同来校的还有当时的市府副秘书长、市计委主任韩正、市教卫党委书记王荣华、市教委主任郑令德等领导。

针对当时的学校情况，学校加强了校内的深化改革。这些改革首先从科技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入手。1995年9月召开了学校科技工作会议，出台了有关编制使用、科研经费、分配管理和奖励办法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和政策。随之，学校又实施了校内资源分配制度改革，在人事体制、收益分配制度、校产管理等方面全方位进行深化改革，努力形成全校教职员工共同奋斗、共担风险、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良性运行机制，并于1996年4月正式实施了校内深化改革的方案。该方案包括《关于教学和科研编制的使用原则》、《关于校内工资性收入资金筹措、分配、管理办法》、《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基础研究人员工资资助办法》、《教学科研工作用房暂行条例》、《关于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科研工作奖励暂行办法》等七个配套文件。

校产的整顿和改革是当时的重点之一，我在上任之初便分工负责校产工作。1995年初，学校成立了校产管理委员会，由我兼任主任。根据当时校产的情况，学校提出了“上轨、鼓劲、发展”的改革思路。以深化改革、加强规范管理为指导思想，制订了《华东理工大学校办产业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等一系列对科技企业管理的文件，打破了经济实体事业管理模式的束缚，建立了以人事、分配为核心的相对独立的校产管理体系，基本上实现了校企分开和规范、严格的成本核算。为校产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经过一段时期的整顿和发展，1999年2月组成了华理远大技术有限公司，由我兼任董事长，周国光同志任总经理。学校授权该公司全权对校内科技企业管理的工作职责。为进一步加强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创新，学校曾分别于1998年和2001年制订了《华东理工大学校办产业改制工作要点》和《关于学院级科技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校办产业的发展，使校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那一段时期，为了推进学校事业的发展和克服当时存在的困难，全校教职工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无论在科研经费使用、工资待遇、工作条件等方面都能从学校的大局着眼，不计较小集体和个人得失，努力在工作上创造业绩，积极主动地做好迎接“211工程”部门预审的各项准备工作。联合共建工作的突破和“211工程”部门预审的顺利通过，又进一步凝聚和振奋人心，使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形势进入了新阶段。

在2002年学校50周年校庆前夕，我和徐风云书记收到了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同志的来信，此信当时没有公开发表。2003年8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开轩同志《参政岁月》一书。在该书中，开轩同志发表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并加上了一个标题：“战胜挫折的办学经历更宝贵”。这封信体现了开轩主任对我们学校、学校领导班子以及徐风云书记和我的关心、勉励和希望。这份在工作中建立的友谊和真情，特别值得珍惜。该文的内容如下：

战胜挫折的办学经历更宝贵^[1]

华东理工大学50年的办学历程，迈出了不平凡的前进步伐，既有成功与喜悦，也伴随过挫折与艰辛，其中相当部分同我们共和国的发展历史息息关联，但也有学校本身工作的成败得失因素。这一切，值得我们时时回顾、反思并珍重。

我和学校主要领导同志（校长、党委书记）之间曾有过一段“共度患难”的经历。因此，我对华东理工大学多年来如何顽强克服困难、胜利走出挫折阴影的情景与过程有所了解，对他们为何以饱满的热情早早筹备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的喜悦心情有一定体会。我真诚地祝贺有着光明未来的华东理工大学50周年校庆纪念日的即将来临，并愿分享他们的欢乐。

我之所以常要向他们表示敬意，是因为在华东理工大学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亲身感受过他们两位是如何以坚强的党性和事业责任心为动力，忍辱负重，沉着应对，依靠整个领导班子并团结广大教职工，四处奔波，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最后，终于在中国石化总公司、上海市政府以及原国家教委党组和各司局的配合与支持下（但主要仍在于学校自身的努力），逐步摆脱困境，不断走上相对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我认为，在当时的困难局面下，他们“从不言退”而勇挑重担，这种思想境界与精神状态，并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所以，我对他们两位和整个领导班子表示敬意是出自内心的。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但学校的事业还得继续往前推进，我衷心希望学校各位领导同志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谦虚谨慎，透彻了解“行百里而半九十”这一深刻哲理，努力做到“方向坚定而不随波逐流，目标明确而后与时俱进”。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并永葆活力，要用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的建设，认真培育并巩固优良校风和学科特色，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为在21世纪前半叶早日把华东理工大学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能跻身世界著名大学行列”这一崇高目标而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我愿在华东理工大学建校50周年纪念日之际，以前述这些话表示同学校主要领导同志以及整个校领导班子共勉之意。

关于这一段时期我的思想和心情，我曾在1996年1月12日举行的校四届二次教代会报告《回顾与规划》的结束语中，作了如下表述：

“过去的两年是极不平凡的两年，我们在克服各种困难中前进，在解决各种矛盾中发展，我们曾为学校的前途深深地担忧，也为所取得的每一个突破和成绩而感到欣慰和鼓舞。

过去两年的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华东理工大学是有实力的，华东理工大学的干部和群众能够经受风浪的考验，有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险阻。

这两年的校长生涯给予我很多的磨炼和启示，新的挑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我向两年中风雨同舟的同志们致谢！向支持、帮助和理解我工作的教职员工致谢！向在我校最困难之际给予有力支持的上级领导致谢！

我坚信，困难终将过去，光明的前途必将属于华东理工大学！”

2.联合共建，改革办学模式

1995年12月4日国家教委和中国石化总公司正式签署了共建共管华东理工大学的协议，形成了学校办学的新模式，开创了学校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广阔前景，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从而也迈出了华东理工大学对外联合共建的关键性步伐。

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天保在签约仪式上说：“国家教委和中国石化总公司共建华东理工大学，是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深化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是国家教委与国家企业集团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委属高校的一次重要尝试，这在全国还属第一次，具有示范性。”

1996年6月23日，学校首届董事会成立，23家企业或科研院所为董事单位。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石化总公司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李毅中被选为董事长，我被选为副董事长。在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学校整体建设目标规划和总体工作思路。

此外，在与社会各方的联合办学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校先后与上海石油化工股份公司、齐鲁石油化工公司、上海市化工控股集团公司、河北威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上海轻工控股集团、上海轻工玻璃总公司、淮南化工总厂和吉化集团公司等签订了教育科技合作协议。国家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教委也联合发文积极支持在我校共建制药工程学院。此外，学校还与上海浦东社会发展局共建浦东发展学院，与上海邮电管理局共建校园通信网络工程。同时，学校还成为上海汽车工业科技发展基金会的首届理事单位。与上海市西片七校联合办学；各学院（学科）也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

1997年10月25日，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政府共建华东理工大学仪式在华东理工大学举行。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及市府秘书长周慕尧及上海市教卫党委、市教委等有关领导出席了共建仪式。共建后，华东理工大学成为以国家教委、上海市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三家共建为核心，大中型企业参与的多元化联合共建的办学新体制，这一模式在全国高校中尚属首家。

这一系列对外开放、联合共建的重大举措，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形成了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使学校的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开展对外联合共建工作的过程中，中国石化总公司领导的盛华仁董事长和李毅中总经理等领导曾多次到学校视察和指导工作，李毅中同志还担任学校校董会的董事长，亲自参加了我校“211工程”工程的预审会议。在办学经费、科研项目等方面，中国石化总公司都给予学校大力的支持。

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在国家教委和中国石化总公司正式签署了共建共管华东理工大学的协议之后，中国石化总公司给予了学校1 000万元的资助。这笔经费对于当时还处于经济困难之时的学校是一个极大的支持，我当时真有“久旱逢甘露”之感！

为了支持我校研究生教育，中石化总公司出资资助我校建造研究生楼，还将原所属上海石化高等专科学校更名为华东理工大学石油化工学院，并于2000年12月6日实质性并入华东理工大学，成为华东理工大学金山校区。

我校的广大校友在促进“联合共建”和推动学校改革发展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校友成思危副委员长对学校的共建和学科建设等工作始终非常关心，曾多次到校指导工作，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原上海市副市长顾传训校友、中国石化总公司副总经理王基铭校友等，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都非常关心和支持，他们积极支持学校与中石化共建，并极力主张学校走产学研结合的强校之路。为了应对学校面临的严峻形势，我们曾多次与校友们聚会，探讨改革发展之路。记得1995年7月，在北京颐和园曾开过一次小型的聚会。杨安江校友出面操办，邀请了吴亦新、朱煜、朱廉宝等校友参加，徐风云书记、戴干策副校长、翁惠新副书记和我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讨论了如何共同努力促成国家教委与中国石化总公司共建学校等事宜。

3.“211工程”预审和建设

“211工程”的建设是我在校长期间的工作重点。在我上任校长之初，就将争创国内一流，努力跻身“211工程”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1994年3月2日，学校成立了“211工程”领导小组和“211工程”办公室，各学院、学科相继成立了“211工程”规划小组。

第一期“211工程”的建设经历了提出申请、部门预审、立项建设和项目验收等几个阶段。自1996年3月，学校分别向原国家教委、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报送《华东理工大学整体建设与发展规划》、《申请“211工程”预审自评报告》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论证报告》起至2001年6月25日验收结束，前后经历了五年时间。可以说，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

在这五年期间，三次专家组的评审成为这项建设任务进展的阶段性标志。第一次是在1996年6月24～26日，学校接受主管部门原国家教委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组织的对学校申请进入“211工程”的部门预审。国家教委组建的专家预审组由原天津大学校长李光泉教授担任组长。经过三天的考察和评审，专家组认为华东理工大学已成为一所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较高、学科优势特色鲜明、师资力量较强、居于国内同类高校前列的社会主义大学。专家组全体成员一致建议通过华东理工大学进入“211工程”的部门预审。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石化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毅中、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第二次是在1999年1月，学校接受了教育部组建的专家组对我校“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整体审核的通讯评审，由清华大学金涌院士担任专家组组长。在这次评审之后，国家计委批复同意我校进行“211工程”建设。第三次评审和验收是在2001年6月24～25日进行，教育部组建了由杨叔子院士担任组长的验收专家组一行7人，对我校“211工程”“九五”期间建设项目进行了整体验收。教育部、上海市教委、上海市计委和财政局等部门的有关领导出席。经专家组现场考察和评议，一致通过了对华东理工大学“九五”期间“211工程”建设的验收。

在第一期“211工程”建设期间，学校并没有得到国家下拨的专项经费。记得我曾在国家教委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国家教委的有关领导说明了国家专项经费的情况，并征求与会部分高校的意见是否同意在没有专项经费的情况下通过自筹经费来进入“211工程”建设的行列。我在会上明确表态无论国家给不给“专项经费”，也一定要将我校列入国家建设“211工程”的名单之中。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能否进入“211工程”是能否进入“国家队”的象征；对学校内部而言，它也是凝聚人心、团结奋斗、克服困难的一面“旗帜”。

在国家教委、上海市和中石化集团公司的支持下，全校各级干部和师生员工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共同奋斗，使得“九五”“211工程”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受到了专家评审组的好评。对于学校在没有国家专项经费投入的情况下，通过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全面完成任务的奋斗精神，杨叔子院士在验收会的讲话中，用“自谋干粮长征”来给予概括和充分肯定。

第二期（即“十五”期间）“211工程”建设是从2002年开始。此次获得中央专项资金3 200万元，上海市安排配套资金3 200万元。这项建设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重点建设先进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工程与制药工程、高性能特殊材料、过程控制与智能系统、先进过程机械与装备技术等5个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4年校领导班子换届后，新领导班子继续进行此项建设。2006年5月进行了验收，钱旭红校长作了汇报，学校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顺利通过了验收。目前已进行了第三期（即“十一五”期间）“211工程”建设，相信通过多期的建设，学校的综合实力一定会有很大的增强。

4.研究生院申报与建设(www.xing528.com)

“211工程”建设的实施意味着学校进入了国家前100所重点建设高校的行列，而研究生院的成立则是学校办学水平再上台阶的标志，它也是建设研究型大学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在学校的发展史上，历届领导都很重视研究生的教育和发展。在我任校长期间，始终将“研究生院”的成立，作为一个奋斗目标。

作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文革”前的1956～1965十年间仅培养了101名研究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生教育中断了13年。“文革”结束后，特别是80年代初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以来，华东理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走上正轨，研究生培养工作进入较快发展阶段，1981年学校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85年被批准为首批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历人员博士、硕士学位的试点单位之一，1997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和工程硕士学位的授予权。

1999年4月23日在教育部、中石化和上海市的关心和支持下，我校研究生楼落成，为建设研究生院创造了良好的教学环境，也为争取成立研究生院创造了“硬件”条件。这也是联合共建带来的成果，学校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中石化副总经理王基铭、教育部直属办副主任陈维佳、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魏润柏等三方有关领导均到会祝贺。

2000年6月，教育部批准学校正式试办研究生院。在当时，学校提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认真贯彻国家“深化改革，积极发展；分类指导，按需建设；注重创新，提高质量”的基本方针，有计划地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和博士、硕士授权点覆盖领域，提高办学效益，抓好培养质量，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把学校建设成全国培养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基地之一。在研究生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加快导师的培养与引进工作，重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质量意识，抓好培养工作，加强招生和管理工作，逐步改善研究生教育的设施和条件等等。

2004年4月，教育部组织了专家评审组对我校三年来试办研究生院的情况进行了评估。专家组组长是上海交大的叶取源教授。根据专家组的评估意见，教育部于2004年5月24日批准我校正式成立研究生院。这是我校办学历史上一件大事，2004年6月28日在逸夫楼报告厅举行了揭牌仪式。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和市府副秘书长姜樑为研究生院正式成立揭牌（见书前照片）。

1999年4月研究生楼落成仪式。王基铭（左4）、
陈维佳（左2）、魏润柏（左5）等出席

5.新校区的确立

我校原有一个梅陇校区，国家教委和中国石化总公司共建学校之后，增加了金山校区，两个校区教育和科研用地仅1 000余亩。当时全日制在校生已达18 000余人，教育和科研用地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如果再从学校长远发展的规划着眼，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确立新的校区已成当务之急。学校在2002年初已着手调研这一关系学校长远利益之事，并进行可行性论证。

任何的“选择”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存在风险，利弊得失的权衡是非常重要的。我在2002年12月6日校五届五次教代会的工作报告中，曾对新校区的选择问题有过如下的论述：“在拓展办学空间、扩大办学规模方面，我校有两种选择：①效仿国际上某些著名高校，走“小而精”的发展之路，但必须为此承担丧失拓展发展空间机遇的风险；②拓展办学空间，扩大办学规模，但必须符合教育部、上海市的规划要求，同时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并付出相应的代价（不仅仅是资金代价）。学校为此已与教育部、上海市反复沟通与磋商，目前的情况是，校本部周边拓展的可能性很小，要拓展规模，只能到其他区县择址，并且必须符合上海市高教布局调整规划。同时要处理好拓展办学空间与保持办学特色之间的关系。”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学校曾提出过多种方案向上级领导反映。教育部领导和上海市领导对于我校办学用地紧缺问题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时，上海市正在进行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工作，据我所知，也曾将我校的“周边解决方案”列为首选方案进行过协调，但由于难度过高而未能成功。教育部周济部长、张保庆副部长以及发展规划司、直属办的领导对于我校新校区的选址都非常重视，也都曾到现场实地考察。上海市和市教委的领导也曾多次为我校选址进行了调研和考察。

2003年9月，上海市有关领导对我校新校区的选址及建设前期工作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选址奉贤、占地1 500亩的明确意见。2003年12 月18日，教育部发文批准了新校区方案。为了促进我校与企业的联合，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之路，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2004年5月我校与邻近新校区的上海化学工业区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殷一璀、严隽琪、姜樑和上海市教委领导李宣海、张伟江等参加签字仪式。我与化工区阮延华总裁分别代表双方签约。

新校区确立后，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严隽琪曾主持召开过多次协调会，推进奉贤新校区的建设，学校也积极开展了新校区建设的筹备工作，并组织教职工察看新区校址。2004年校领导班子换届后，新的校领导班子加强了对新校区的规划和建设。

2008年11月，我陪应邀来校讲学的我校名誉教授、清华大学李衍达院士到新校区参观，见到了新校区的美丽景观和新建成的教学大楼以及学生宿舍等，心中倍感高兴。目前，奉贤新校区的建设已形成规模，有数万名本科生在新区学习和生活。宽广的校区为学校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然，新校区的形成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困难，例如，交通的不便，周边生活环境的不配套，教师上班的辛劳和学校办学成本的提高等等。但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对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从长远看，学校办学空间的拓展，为学校今后的发展留有了余地，也可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6.50周年校庆

50年的经历对于一所学校是非常值得纪念和庆贺的。为此，学校很早就为此作了各项准备，并以50周年校庆为契机，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各方协同、精心组织策划下，校庆各项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黄菊、彭佩云、成思危、钱伟长、陈锦华等或题词或发来贺信表示祝贺，教育部、上海市、中石化领导及四百余名海内外来宾与三万名校友、师生共度盛典，丰富多彩的活动向社会充分展示了学校的办学成就，彰显华理师生的精神风貌。广大师生员工爱校、荣校热情高涨，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在学校50周年校庆前夕，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同志来信，对50周年校庆表示祝贺，对学校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在50周年庆典会上，周远清、周慕尧、杨安江等领导分别代表教育部、上海市、中石化和校友讲话。我在会上代表学校作了发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5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学校而言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华东理工大学5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50年前，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上海江湾镇的平昌街，一所由交通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等5所大学的化工系合并组建而成华东化工学院。经过几代人50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华东理工大学已发展成为以工科为主体、学科特色鲜明、工理经管文法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全国重点大学。从建校之初的268名教职工、721名学生、5个本科专业，发展成为教职工近4 000人，全日制学生近15 000人；拥有34个系、40个本科专业，涵盖工、理、经、管、文、法、农、医等8个学科门类，并建有研究生院，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教育培养体系。

作者在学校50周年校庆会上发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要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队伍建设为核心，按照“对外联合共建，对内深化改革”的工作方针，坚定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强校之路，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着力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科技水平，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使学校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各项事业都迈上了新的台阶。

通过50周年的校庆活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加强了与校友和社会的联系，对学校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7.往事掠影

十年的工作和生活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上面提到的联合共建、“211工程”建设、研究生院成立等事之外，还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和人。以下结合一些老照片，谈谈对往事的回忆和思考。

学校每年举行的毕业典礼是学校的一件大事，也是当教师最值得高兴和欣慰的时刻。根据50周年校庆时的统计，半个世纪以来，学校共培养了6万余名毕业生，这是学校几代师生共同辛勤耕耘的结果。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学校始终把培养学生作为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目标，面向企业为主，不断深化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课程体系改革，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毕业典礼，作者为毕业学生授证

积极争取、吸纳和依靠社会力量办学是学校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聘请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教授、社会名流、著名企业家等作为名誉教授、兼职教授、理事会成员等多种方式参加学校的教育工作，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办学。

我校的文化艺术学院从办学的需要出发，成立了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理事会。该理事会是学院的顾问和咨询机构，旨在组织热衷于教育事业的社会名流、学者、专家、政府有关部门官员、企业家，在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学院办学，以使学院能得以更好地持续发展。该理事会成员由上海市部分老领导、社会名流、学者、专家、政府有关部门官员、企业家等组成。由原上海市领导刘振元、顾传训、毛经权担任名誉会长，原上海市警备区副司令员相守荣少将担任理事会会长，原上海航空公司董事长贺彭年，上海市健康研究所所长胡锦华等担任理事会顾问。相司令等对教育事业热心支持，联络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每年组织多次活动。上述几位领导都经常参加活动，指导、支持和推动学校和学院的教育事业发展。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和理事会的同志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相司令不仅是一位将军，还是一位书法家，具有儒将风度，我多次参加了由他发起的军旅书法家书法艺术展及考察等活动（见书前照片）。

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十年来，学校在后勤和基建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效。1997年以前，学校后勤改革是由饮食、商业的内部经济承包制为主要形式。从1997年开始，根据中央和上海市的部署，学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不断深化，逐步完善了后勤的体制和机制。学校的后勤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十分繁杂和艰辛的工作。我校后勤系统的各级领导和职工，为学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家教委对我校的基本建设工作非常重视，给予了大力支持。1999年4月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带领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财务司等部门和市教委有关领导组成的高校后勤改革考察团，来校检查筒子楼改造和后勤改革工作。

体育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体育运动中，乒乓球是我校师生中的一项特色运动。由我校女子乒乓球队组成的中国大学生女子乒乓球队曾囊括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第十二届大学生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四项冠军。2000年10月第十三届世界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首次在华东理工大学隆重举行。代表中国大学生女子乒乓球队的我校女队在本届锦标赛中囊括女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男女混双4枚金牌。国家教育部、体育总局、上海市教委领导和国际乒协、世界大学生联合会的官员等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学校还多次举行了全国高校“校长杯”的比赛，先后聘请了中国乒协副主席、国际著名乒乓宿将和教练张燮林、香港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香港乒乓球总会会长余润兴等专家为我校客座教授。我自幼喜欢乒乓球运动，自然是积极参加各项乒乓球比赛。2003年我曾在华东理工大学与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香港乒乓球总会会长余润兴等会面。

对外合作和交流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当校长期间也积极开展了此项工作。学校重视并不断拓展对外合作交流，已与美、日、法、德、英、加、韩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几十个高校、企业集团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广泛的学术合作和交流关系。学校曾多次组团出访美、英、日、澳等国，进行校际合作和交流。

1999年5月，我曾赴日访问了日本东北大学、东京农工大学和大阪府立大学等。这几所大学都与我校签订了合作协议，访问其间受到了其热情接待。在访问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时，阿部博之校长接待了我们。阿部博之校长曾在1998年11月接待过江泽民主席访问仙台和东北大学，江主席还曾赠诗给该校。复旦大学苏步青校长曾在该校留学，他的夫人松本米子的父亲也是该校的教授。我在复旦数学系念书时，曾听苏先生讲过他的求学经历，也读过他的回忆文章。当我提到我本科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我在复旦念书时的校长是苏步青教授时，东北大学的阿部博之校长非常高兴并表示出对苏先生的崇敬之意。

在东北大学我们还参观了该校史料馆有关鲁迅的展览。鲁迅曾留学该校的医学部，当时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鲁迅于1927年曾写过《藤野先生》一文，我在中学时就读过该文，印象深刻。在史料馆的展品中有当年鲁迅入学时的照会公函、在校考勤表、成绩单、鲁迅与同窗好友的合影等宝贵资料。此外，还有藤野先生的照片以及藤野批改过的鲁迅的解剖学笔记的照片。在该校史料馆，我还见到了江泽民主席的诗和苏步青校长的诗，并在诗前留影。江主席在诗中写道：

丹枫似火照秋山，

碧水长流广濑川。

且看乘空行万里，

东瀛禹域谊相传。

诗中寓意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并希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朝时期就有留学人员的交往。唐朝诗人王维曾有一首著名的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诗所赠之人晁监是日本人，日本名为阿倍仲麻吕，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随日本遣唐使来中国留学，改姓名为晁衡。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任秘书监，兼卫尉卿等职。天宝十二载，晁衡乘船回国探亲。临行前，玄宗、王维等人都曾作诗赠别，表达了对这位日本朋友深挚的情谊。

苏先生的这首诗是他回母校东北大学时，访问青叶城新校舍时所作：

回首仙台五十年，重来黉舍已联绵。

红樱枝下疑无地，青叶城头别有天。

处处弦歌今胜昔，莘莘学子秀而翩。

当时师友几人在，依旧清音广濑川。

苏先生不仅是位大数学家，而且也是位诗人。据苏先生所著《数与诗的交融》一书介绍，他平生所写诗词近五百首，真是令人钦佩！

我于1996年1月随教委组团参加邵逸夫赠款仪式，我校也获邵逸夫捐赠。邵逸夫先生关心祖国教育事业，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应邀到邵逸夫先生的府上作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赠款仪式上与邵逸夫先生等合影。在港期间，我参访了一些大学。曾到香港理工大学访问，这是一所历史并不长的大学，但其发展迅速，引进了大批优秀人才。该校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我与该校吴家伟校长会面，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1996年10月我随教育部组团访问波兰、捷克、俄罗斯等著名大学。同济大学吴启迪校长带队，同去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的领导。我们访问期间还在一位大学校长家作客并合影留念，出席了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

2003年3月我应邀访问台湾，在台期间访问了文化大学、玄奘大学、彰化师范大学、朝阳科技大学、中正大学、成功大学等，与这些大学的校长商谈了合作事宜。在此期间还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台禅寺，并在雨中观看了日月潭和阿里山。

我在担任校长期间参加了许多教育系统的重要活动和会议，与兄弟院校之间也有很多交往。我曾参加了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的“211工程”建设项目的评审工作，也多次参加了由国家教委或教育部组织的调研和休假活动。在这些活动和交往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与杨濬中校长（右）合影

2007年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青浦植树时的留影

我自1998年起，历任上海市十一届和十二届人大代表。在这十年的履行代表职责过程中，我进行了参与立法、监督执法、了解民意和反映民意等工作。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是一个学法、用法和执法的过程，也是一个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过程。这十年的人大代表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1991年我参加了在北京昌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修班”的学习。在学习期间不仅学习了理论还认识了许多高校的领导。在此期间一个特殊的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学院组织的去北京香山的活动中，我不慎在山上将脚踝摔坏，不能行走和下山，在谢绳武（时任上海交大副校长）、李树杭（河北机电学院院长）、林天宝（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副院长）和扬者青（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副院长）等四位同组学员和北京团校一些青年的帮助下，才得以下山并及时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治疗。经诊断系粉碎性骨折，记得是该院骨科主任替我开刀近6个小时。当时行政学院的领导和学习班的同学对我非常关心和照顾，学校也派人来帮助我疗伤，在疗伤期间我仍坚持在行政学院学习直至毕业。这是我一次重大骨伤，每当忆及此事，对在危难之时救助我的同志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也非常感激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骨科大夫并惊叹他们的高超技术，使我未留下任何后遗症。

【注释】

[1]朱开轩：《参政岁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76页－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