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春天：矢志前行，教育人生

1978年的阳春三月，思蒙的山野早已是一派春光，杂花生树，飞鸟穿林，空气中散发出泥土的湿气和花草的芳香，整个山头显现出勃勃生机。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我听到了来自北京的诗一般的语言：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这段话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书面讲话的结尾语。这篇享誉一时的讲话给我们这一辈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它的题目——《科学的春天》已成为那次大会，乃至那个年代的最具诗意的表达。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6 000多名代表和有关人员参加了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严厉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集中阐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上层建筑；“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重要论断。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老科学家回忆，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与会的科学家们欢欣鼓舞，有的激动地流下了泪水。这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盛会。会议之后，全国迅速恢复了研究生招考制度。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了报考研究生的热潮。

当时，深受全国科学大会的鼓舞，我也为报考研究生这个机遇的到来而激动不已。事实上，能够继续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一直是我的追求。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四人帮”横行的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严酷的迫害，思想受到钳制，聪明才智难以发挥。在那种形势下，我的这种追求只能是一种空想和梦想。如今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我的梦想有实现的可能，我应该抓住报考研究生这个“迟到的”机遇，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挑战，创造新的人生！

但是，从家庭的角度看，对新的机遇的选择，意味着新的分离和动荡。我和爱人已饱受奔波和分离之苦，对于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倍感珍惜。当时女儿刚过二岁，需要照顾，但儿子尚在上海，我们年迈的母亲也需照顾。面对此情此景，确实难以决断。在此两难之际，母亲的来信和昔日师友们的来信给了我们选择的勇气和信心。我和爱人商议之后，毅然决定报考研究生，再次走上了新的征程。

在工厂领导的支持下，我的报考比较顺利，和我一起报考的还有两人。记得我们的考试是在眉山县城进行，试卷从全国各地寄来，根据各人报考学校和专业的不同，当场拆封和分发试卷给每个人进行考试。这是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的全国第一次研究生入学考试，也是我人生路上一次关键的考试，对我的影响深远。

我的报考如愿以偿，被录取为华东师大数学系控制论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袁震东教授。袁先生是我国控制学界较早从事控制理论研究的著名专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至此，我终于走上了学习和研究控制论的道路，这也是我人生道路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记得柳青在《创业史》中有过这样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回眸我年轻时的人生道路，紧要处确实只有几步，考取研究生是其中关键的一步。

1978年8月，我从思蒙火车站出发，登上了北去的火车，经成都换乘后继续北上，离开天府之国后再次翻越秦岭，然后向东行驶，直奔我的故乡上海。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三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长途旅行。我的第一次转折之旅是在1968年8月，那是从上海到齐齐哈尔；第二次转折之旅是在1971年5月，由东北的齐齐哈尔到四川的思蒙。这一次是从思蒙到上海。这三次转折之旅，前后间隔整整十年，行程近1万公里，在中国的地图上，由上海－东北－西南－上海，画了一条封闭的曲线：从上海出发又回到了上海。

我在宝鸡工作的姐姐和姐夫也在1978年同时报考了研究生，她们都是学医的，分别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神经内科专业和上海第一医学院肝胆外科专业的研究生。他们俩也都被录取。不久，我弟弟也从江西插队调回上海，并也于1978年考上了大学。1978年也是我们家的“科学春天”，一家四人同时考取研究生或大学，同时回到了上海。

母亲非常高兴，她亦老当益壮，积极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之中。她从事大气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五十余年，以治学严谨，工作勤奋，认真负责，诲人不倦的精神，深受学生和同行们的崇敬。被中国气象学会誉为“半个世纪来，对气象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在1989年日本京都国际城市气候会议上，被国际城市气候学界誉为全球功绩卓著的“五大先驱学者”之一，并在会议开幕式上放映了这五位先驱者的巨幅照片。在母亲80岁生日时，华东师范大学为她举行了隆重的祝贺会并刊发了纪念文集，中科院大气所陶诗言院士、华师大中文系徐中玉教授等学术界同行、好友、学生等撰文祝贺。我也参加了会议，深为会议的气氛感染。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组编了《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一书，母亲的学生束炯教授撰写回忆文章：《远在天国的您不再孤独——怀念气候学家周淑贞教授》。介绍了母亲为人治学、教书育人的精神和事迹。母亲为人、治学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影响。她在80高龄时仍在进行研究和写书。她常说的人生名言：“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盛世学人勤著述，愿育新苗科圃中”，时时激励我努力工作、学习、研究和教书育人。

回想当初我离开上海之时，年仅24岁，正值青春年华，归来时已三十有四，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的同门师兄弟中，我的年龄还算小的。最大的师兄是1962年从复旦数学系毕业的，而我是1962年进入数学系的。在当时，这种年龄差距大、而且高龄的研究生现象非常普遍。这也是十年动乱造成教育中断、人才断层的结果。这批高龄的学生，饱经沧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读书十分用功，自然能写出好的论文。1981年我硕士毕业，1982年我考取了华东化工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蒋慰孙教授。这是我第三次进入高校学习，直到1984年11月博士毕业。我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共度过了六年时光。

蒋慰孙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过程控制专家，我国工业自动化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曾任华东化工学院自动控制与电子工程系主任、自动化研究所所长、教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化工学会自动化学会第二届理事长，上海自动化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九三学社社员。从20世纪50年代起创办化工自动化专业，开设课程，投身于硫酸、合成氨生产过程自动化项目等。长期以来，他将过程知识与自动控制技术相结合，追求理论与应用的统一，在过程动态数学模型的建立、控制策略的提出、操作优化方法的开发以及生产调度方案的制定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方法，用于工业生产实际。为我国的化工企业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工业自动化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读研究生时，儿子已读小学，就读于华东师大附小。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也为了女儿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我又将女儿留在上海，入托于华东师大的附属幼儿园。当时，我基本上住在母亲家中，一面读书，一面照顾孩子，每天骑车从华东师大到华东化工学院上课，来回大约两个小时。这段时期的学习和生活虽然劳累，但我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因为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www.xing528.com)

在导师蒋慰孙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钻研，我于1983年开始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其中包括美国IEEE－AC，Int.J.Systems，Sci.和《自动化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块脉冲算子（BPO）”新概念，系统地建立了BPO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系统和控制领域的许多方面。1984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块脉中算子及其在系统和控制理论中的应用》，并于同年11月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我继续深入钻研，不断进取，完善和发展了BPO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更为广阔的领域。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上海交通大学张钟俊教授、东南大学冯纯伯教授等组成。张先生是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是我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冯先生后来也是中科院院士。这两位院士都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他们对后辈总是非常关心，严格要求和热心提携。记得我的学术专著《块脉冲算子及其应用》出版之后，他们曾亲笔写了评语和推荐意见。在我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也始终得到他们的关心和指导。冯先生还曾将他的《鲁棒控制系统设计》等专著赠我，使我受益匪浅。

我的博士学位证书

我所提出的块脉冲算子是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它是在块脉冲函数分析方法（BPFs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BPFs是一种利用级数展开方法来求解连续系统问题的新方法。它对于求解系统和控制中的某些问题具有一定的成效。但是，现存BPFs方法无论在理论或应用上，都存在一些本质的缺陷和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如BPFs方法的各种收敛性理论还没有被充分地重视和建立；在BPFs方法中，一些具有共性的规律尚未被概括和抽象出来，并使之建立在严格的数学理论基础之上；BPFs方法的应用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块脉冲算子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正是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的，其主要贡献在于它用一种新的、统一的观点概括和发展了基于块脉冲函数级数展开的近似方法，建立了具有严格数学理论基础、系统的、便于应用的一般方法；它解决了这类正交逼近方法中最本质的难点─收敛性问题，在这种方法中所建立的BPO运算规则具有突出的优点，这些规则如同拉普拉斯算子一样，包含了代数运算、微分、积分、平移和卷积等运算规则，在分析问题时使用极为方便。另一方面，BPO的映象值可递推计算，使得这一算子兼收了拉氏算子使用方便和差分算子便于递推计算的优点。这在方法论上有重要创新；利用这种算子，为求解非线性系统、时滞系统和分布参数系统等复杂系统的分析、辨识和控制问题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方法。

这项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和重视。著名系统辨识专家N.K.Sinha教授主编英文专著Identification of Continuoustime System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特邀我专写一章“Use of the Block Pulse Operator”，介绍BPO的研究成果；国际著名系列学术专著中，国外著名学者也用专章介绍了这一成果。《块脉冲算子及其在系统与控制理论中的应用》项目获1990年度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甲类），该项成果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认为“整个项目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达到了同类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也是国内近年来控制领域的极为优秀的成果……”。所写专著《块脉冲算子及其应用》获国家教委颁布的优秀学术著作奖。

这六年的刻苦学习和钻研，为我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时，在学术创新的过程中也给了我诸多的启示，特别是在科学方法论上的感悟。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实践之后，更能体会在控制论中所蕴含的科学思想及其方法论。控制论的这些基本思想和方法不仅对于自动控制专业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也是有益的。于是，我感到有必要为不同专业研究生开设一门公共选修课，讲授控制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导师蒋慰孙教授的支持下，我在博士毕业留校后的第二年，为研究生开设了“控制论基础”课程。同时，还为自控专业研究生开设了“矩阵理论”和“随机控制”等课程。

1985年7月，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印象特别深刻。我因论文被录用而应邀参加在英国约克举行的一次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的“系统辨识国际会议”。同去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中科院学部委员、上海交大的张钟俊教授，天津大学的刘豹教授，我的硕士导师袁震东教授，南开大学的袁著址教授和厦门大学的陈亜陵教授等。在这些人中，我是学生辈，年龄也最小。我们同坐一架飞机到伦敦，然后再从伦敦到约克去开几天会，会议结束后再回到伦敦。由于会期很短，我们有几天时间可以在伦敦及其附近地区参观学习。在伦敦期间，我和张先生、两位袁老师及陈亜陵先生等住在一起。我们租用了一套当地人的住房，一共三层楼房，我们分散在各层居住。每天我们一起活动、一起吃饭、一起参观，使我有机会接触这几位前辈和专家，也和他们结下了友谊。在我后来的研究工作中都得到过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我是在参加这次会议时，第一次见到刘豹教授。但是他的名字，我早已久仰。在眉山车辆厂搞电气自动化设计时，我就早已拜读了他的著作《自动控制原理》和《自动调节理论基础》，前一本书是在1954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自动控制方面的专著，后一本书是在1963年出版，当时该书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两本书是我国自动控制方面的经典著作。他也参加了我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工作，后来还一起参与了《生命支持系统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刘豹教授被确定为下一届IFAC系统辩识会议的主席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我意外地与G.P.Rao教授相遇。G.P.Rao教授是印度工程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控制科学专家，在国际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我与他可以说是神交已久，但从未见面。我们出于共同的兴趣，在各自的论文中引用了对方的研究工作。对于他的论文我几乎每篇都看，仰慕已久。在我的论文报告会上，他来参加并主动相认。他很风趣地指着我论文引文中他的名字，告诉我他就是这个人。我当时非常高兴，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从那次见面后，我们的交往和友谊不断增进，几十年的交往已使我们成为亲密的挚友。

G.P.Rao教授是国际大型百科全书《生命支持系统大百科全书》的主要策划者，在他的推荐下，我被邀请为该书国际核心组成员、荣誉编委和中国地区专家组负责人之一，另一位负责人是刘豹教授。1996年5月在巴哈马举行了《生命支持系统大百科全书》工作会议，我们中国方面的许多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中科院陈翰馥院士、郭雷院士等都参加了会议，我校张大年教授、高晋升教授、林逢凯教授等也参加了会议。

G.P.Rao教授是这次会议主要组织者之一。我也邀请他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举办学术讲座。我们还共同参与有关国际会议组织工作等。我们的友谊也超出学术范围，双方家庭之间也建立了一定友谊。我爱人因病在龙华医院住院时，G.P.Rao教授在来华讲学的过程中，还抽空到医院探望。

博士毕业后不久，我便开始了担任一些行政工作。1985年10月，我担任了副教务长，曾分管过优秀学生和青年教师等工作。1990年我被任命为华东化工学院的副院长，曾分管过外事和人事等工作。1985年9月，我爱人从外地调入了上海，结束了我十几年分居和动荡的生活，一家四人得以团聚。

回忆这一段往事，真是感慨万分！从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至今，已过去35个春秋。三十多年来，在科学春风的吹拂下，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当年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我身处思蒙山头，何曾会想到国家、人民和家庭今日之变化！抚今追昔，更感到今日之弥足珍贵。如今“科教兴国”已成国策，我国正向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迈进，“科学的春天”必将更为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