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眉山铁道部眉山车辆厂的思蒙山头

初听“思蒙山头”这四个字，会感到陌生、好奇，并会使人浮想联翩……，但这个在中国地图上并无标记、以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山头，对于当时身处北国疆城的我却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期盼，以至于这个名字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思蒙山头”是我们对正在筹建中的铁道部眉山车辆厂所在地的一个戏称，它确切的释义应该是：四川省眉山县崇仁区思蒙镇铁道部眉山车辆工厂所在地的一座小山群。

铁道部眉山车辆工厂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精神，实施开发建设大三线计划的需要而建设的。铁道部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齐齐哈尔车辆厂，由老厂包建新厂，其中包括管理干部、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的调派和培训等。

如前所述，分配到齐齐哈尔车辆厂的几百名学生中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直接到齐厂工作的，另一部分是为眉山厂代培的。与代培的“四川兵”不同，这两部分人并不是按籍贯来派遣的，可以说是东西南北中无所不有。对于新厂和老厂、城市和山头，在这几百名学生中始终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处不妨一议：

从地理位置上看，从齐齐哈尔到思蒙山头确实有万里之遥，这绝非夸张之词，这种数量级上的空间概念会给这批人带来不同的心理压力和实际问题；从工作条件看，齐齐哈尔厂虽地处北国疆城气候严寒，但毕竟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厂，比起思蒙山头这个“未开垦的工业处女地”，其工作条件自然优越得多；若从生活习惯看，南北差距较大，这两部分人自然会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以上仅从共性的角度分析新老、南北之间的差异，若要从个性的角度分析，则更是多种多样、不胜枚举。

关于新老、南北之议的潜台词自然是对于齐厂和眉厂“去”与“留”的重新选择。这种议论和选择随着眉山厂开建之日的临近而逐步推向高潮。自从到齐齐哈尔车辆厂之后，我感到这群学生的情绪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初到工厂，大家在一起集中劳动，初次见面充满了新奇感，相互之间称兄道弟、交流信息、热热闹闹；第二次就是上述的“新老南北之议与选择”，它的高潮在1971年上半年形成。在这两次高潮中，前者是“聚”的高潮，后者是即将“分”的高潮。

面对这第二次高潮我当然不会置身度外，我虽然是分配到齐齐哈尔车辆厂的，但我坚定地选择了去眉山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这意味着不服从组织的既定安排。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有着非常特殊的缘由的。

我与妻子陈秀华同是1968年在复旦大学分配的，我先分配去铁道部齐齐哈尔车辆厂，她后分配到四川江油长城钢厂工作。到齐齐哈尔的第二年，我们同时回上海探亲并举行了婚礼。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婚礼举行得非常简单，记得大约花十元钱在爱人家吃了一顿饭，双方的亲人参加。我爱人单位也派人参加了婚礼，并送了我们一套红色封面的《毛泽东选集》和一只台钟。大约在上海二十天左右，我们就各自回到工作单位，正式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1970年我们的儿子诞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俩都无法带孩子，只好寄养在上海岳母家中。我岳母是一位非常慈祥、善良和勤劳的人，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分担了困难，我和妻子都非常感激！当时的这种安排，对我们小家庭而言是三地分居，而且三地相距遥远，其中的思念和愁苦更是难以言表。

此外，我是南方人而且出生于四川，无论是语言和生活习惯都很适合于到四川眉山厂。从工作需要的角度看，我已经是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且学过锻工、机修钳工等多个工种，完全能符合眉山厂工作的需要。

我将上述理由和意愿向各级领导作了充分的表述，在班组和车间领导的同情和支持下，我去眉山厂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我迅速地将这个喜讯告诉了远在四川江油的妻子，父母得知之后也为我们高兴。事实上，江油在成都北面，而思蒙在成都南面，即使调到眉山厂也尚未完成安家的愿望，但这已算是最好的方案了。

1971年5月我登上了南去的火车，这是一次从东北到西南行程万里的长途旅行。火车将要穿越东北三省从山海关入关进入中原地带，然后一路西行至宝鸡后翻越秦岭进入天府之国，到达成都后再乘成昆线铁路南下到达眉山厂所在地附近的思蒙火车站。这是我平生最长的一次火车旅行，也是我人生重要转折时期的一次难忘的旅行。

一路之上，我的心情是兴奋的，路途虽远但我不觉疲倦，在火车上我回忆起在齐齐哈尔的三年生活和工作，遐想着到了思蒙山头的可能景象和生活，我的思绪也随着眼前景物和气候的变化而跌宕起伏…

齐齐哈尔的五月天气正值残春与初夏交季之际，大地已开始从冰雪中苏醒，气候依然寒冷，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威严。随着火车的南行，窗外的景象也渐渐变得生动活泼，路旁的树枝已暴出柔嫩的新芽，空气中已散发出了温暖的气息。

进入山海关后，景象就大不一样，关内已是熏风拂面、绿树成行、鸟语花香，一派盎然景象。常听人说关内关外，气候差异很大，当日得见，始信为真。见到这样的景色，我们一行人都非常振奋。到了宝鸡之后，火车换上了电力机车头，因为翻越秦岭需要强大的动力，蒸汽机车头已“力不从心”。记得火车翻越秦岭是在夜间进行，我虽未能目睹翻越秦岭时的险峻，但在下山之时，倚窗远眺，尚可依稀见到在黎明晨光映照下的高耸入云的山峰和雪线之上的皑皑白雪。

这条翻越秦岭之路，我后来曾多次往返经过，因为这是我回上海探亲时，火车的必经之路。但每次经过都会给我以一种惊险和震撼之感。我也曾修筑过铁路，深知其艰难，但毕竟是在平原地段，要在这险峻的群山峻岭之中修筑铁路那更是难上加难，真可谓千辛万苦！我由衷地对当时修建这条天险之道的铁路工人表示崇高的敬意！每次翻越秦岭，我也常会想起韩愈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和三国演义中“邓士载偷度阴平……”的故事。今昔对比，我难以想象古人以血肉之躯翻越秦岭将会是何等艰苦！难怪乎李白要发出“噫吁嘻，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

在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旅行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成都，并换乘慢车经过三个小时左右的旅程到达了思蒙火车站。下车之后，我环顾四周：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它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远远望去绿油油的庄稼地排列得整整齐齐，如同江南水乡的景象一般；它的西面是一片丘陵地带，一座座小山大约几十米高，山上绿树成荫，山坡上可见到一块块梯田，跨过铁轨之后就到了山脚下，有一条不宽的小路曲曲弯弯从山脚下通到山顶。这，就是思蒙山头！我急切地希望登上山头看个究竟。

在工厂筹建处一位师傅的引领下，我们迅速登上了山头，沿着山脊上一条十几米宽的道路徐徐前行，一边走一边听这位师傅的介绍。山岭起伏、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头。对于出生于四川的我，从齐齐哈尔的冰雪世界来到思蒙山头的一片“绿色世界”，自然会有一种归乡之感。这就是我初登思蒙山头时的一种感受。

从这位师傅的介绍中，我们已初步了解到建厂的一些情况。当时，工厂正处“四通一平”阶段，即通水、通电、通气、通路和平整土地的阶段。为了不占用农村的耕地，工厂厂址选在了这块丘陵地带。前不久，专业施工人员已用炸药炸平了一些小山丘，平整出了一个“大方块”的平地，厂房就要建在这个平地上，工厂的职工都住在山上。“四通”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由于正处建设的起步阶段，职工宿舍还来不及建设，临时在山上搭建了几排“大草棚”。这种大草棚与我们在江南农村所见的草棚房类似，屋顶是稻草铺建，四周的墙是泥土制作。我们这批眉山厂的新职工就分布在这几排大草棚中居住，每人一张木床。和初到齐齐哈尔时的情况一样，我们这批人，并没有马上分到车间，而是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为建新厂做准备。

思蒙山头地处眉山县（现已改为眉山市）境内，但它离县城还有四十里左右的路程，从当地局部地形上看，它处于盆地的边缘上。这片丘陵地带本是当地农民的地盘，它远离城市，没有像样的公路，也没有公共汽车等交通。在当地，人们还保留着赶集的习惯，但赶集的地点离山头也有十里的路程。附近只有小小的思蒙火车站，若要往返一次成都至少也得一天时间，而山区的农民是极少进城的。我们这批人的到来打破了山区的沉静，给这个“寂静的山头”带来了生机和希望。(www.xing528.com)

这批经历过各种“磨难”的大学毕业生，对于吃、穿、住、行和工作环境的好坏，已经不怎么在乎了。他们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自适应能力，经过短暂的调整，就能很快地适应这里的一切，很快地融入到当地的乡土社会及其文化之中。我由于方言相通，就更能与当地的四川人和谐相处。我很乐意去赶集或到山上的农民自由市场去逛。在当时的集市上，还很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买毛豆是要连长着毛豆的枝杈和根一起买的，因为这样卖法比较方便，出售者可以省去将毛豆从枝杈上摘下来的劳动和时间，枝杈和根晒干了还可当柴烧。在当时，农民或工厂职工家中都是烧柴灶的，这样做大家都能接受。又如在自由市场上，可以用各种票证或物品交换各自所需的东西，全国粮票是最受欢迎的，换的东西也多。此外，在交易市场上，还可以听到一些“大学生”操着具有各种不同方言背景的、拉长了声调的、十分滑稽可笑的“川腔”与当地老乡讨价还价。

1972年9月，我爱人从江油调入思蒙，被安排在工厂子弟中学担任数学教师。不久我们便搬进了工厂自建的家属宿舍，我们有了第一个家。当时，儿子仍在上海由岳母扶养，1976年女儿降生，我们就带在身边。我们的家属宿舍是一幢四层楼房，我们住在四楼，一室一厅，大约20平米左右，厕所是公用的。由于生活区还没有煤气，厨房中使用的是柴灶，可以烧煤或木柴。每家人家在楼下有一个“板棚”，这一点是沿袭了齐齐哈尔的生活习惯，“板棚”中可堆放煤、木柴和各种杂物。在当时能有这样的家就已经很满足了！

铁道部眉山车辆厂的建设是艰巨而漫长的，建成投产大约用了六七年时间。在此期间，我曾多次变换了工作岗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也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和工厂建设的进展而不断变化和调整。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十分深刻、巨大的变化，有的研究者称其为“否定之否定的1970年代”^[1]。在这段时期，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有两次重要的整顿，一次是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另一次是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邓小平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我们伟大的新长征”，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求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等。

当时，我身处思蒙，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整顿给我们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工作的需要，工厂领导根据专业对口的原则，给这批当工人的大学毕业生们纷纷落实了政策，使他们逐步走上了管理或技术工作岗位。我的工作岗位也被频繁地调动。

初到思蒙之时，我们在学习班中，边学习边劳动，去工厂自建的砖厂制砖是一项主要的劳动任务。思蒙山上的泥土很黏，适合于制砖，我们就地取料，制成砖坯后，再放入隧道窑中烧制。新建工厂对砖的需求量很大，职工宿舍的建筑用砖基本上由砖厂提供。因此，在建厂初期，砖厂是最主要的劳动基地。学习班结束后，我回锻工车间工作，当时车间厂房的框架已建成，但设备还没有到位，实际上没有什么活干，只是做一些准备工作。记得在参加了工厂组织部王部长召开的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后，我被借调到眉山县武装部去帮忙，主要任务是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写总结经验的交流材料。我写的这份材料得到了好评。回厂之后，被调工厂武装部当部长的秘书，大约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最终，我被调到工厂设备科工作，一直到离开工厂。在设备科期间，我主要从事工厂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和一些自制的生产线或设备的非标准电气设计工作。

从学习技术的角度看，到了眉山厂之后，我已从过去学习锻工、钳工而转而学习电工和电气自动控制。这一方面是受维纳《控制论》这本书的影响，使我对自动控制感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工厂实际工作的需要。我是学数学专业的，要在车辆工厂找到一个完全对口的工作是很难的，所以我的工作岗位会不断地变更；但是学数学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改行容易，因为数学是思想的体操，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基础。我在齐齐哈尔车辆厂时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当时的眉山车辆厂，我认为搞电气自动化是我最佳的选择，而要实现这个选择的唯一出路就是自学。

在当时，全国掀起了一股抓生产、学技术的热潮。我在工厂深深感到这股热潮的冲击，我于是到成都买了很多有关的书籍来自学，如清华大学出的《半导体晶体管电路基础》（上、中、下）等。我学习非常用功，进展很快。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工作，我都没有放松学习，这是我自工作以后最全面的一次自学。1976年7月，我还有幸参加了在湖南省株洲市铁道部电力机车研究所举行的“铁道部机车车辆工业电子数控技术学习班”，历时四十天左右。这次学习对我在工厂的工作以及后来的研究方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努力的学习和实践的锻炼，让我能很好地胜任所承担的各项工作。

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总使我感到在大学本科阶段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大学的教育应以“通才教育”为主；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只是培养“能力”的一种“载体”；而在各种能力之中，“自学能力”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应对或适应参加工作后难以预料的各种岗位的不同需要；坚定的“意志力”和良好的“思维能力”则是“自学能力”的根本保证。只有具备了这多种能力，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并做出有价值的创新性工作。

在思蒙期间，我们除了去上海探亲之外，很少出远门。思蒙山头所在的眉山县曾是苏东坡的老家，城里有一个“三苏公园”是当地一景，乐山大佛，峨眉山也都在附近地区。这一带地区，确实是人文荟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在山头上住久了确实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但我很喜欢这里的风光和宁静。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社会生活”，我把它称作：思蒙山头的小小乡村社会。在经历了太多的动荡和奔波之后，我们都希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能够在这个“小小乡村社会”生活就已经因“知足”而“长乐”了！

我曾在2003年出差成都之时，承蒙眉山车辆厂领导的邀请，回工厂看过，工厂厂区已有很大的变化，在两个小山之间驾起了一座铁链桥。但山头生活区的基本格局没有多大的变化，职工宿舍的“板棚”依旧存在。建厂初期的一批从齐齐哈尔同去思蒙的“大学生”同事们大多数已退休或调离了山头，我只见到了张光、周宏民和罗贵华等几位老友。回想起曾有几百名大学毕业生相聚在齐齐哈尔车辆厂和眉山车辆厂进行建厂、共同生活和艰苦奋斗的情景，心中确有一种惆怅、感慨和神往之情。我所经过的这段经历，在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中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对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们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也许会是“空前绝后”的。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一年，我们这一辈人都经历了这一年的大悲大喜。对于我的家庭，这一年是悲伤的，父亲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残酷折磨和迫害后病逝。在他临终之时，急切地等待与我见上一面，但因我正出差在外，而未能如愿，这是我终身的憾事！

1976年4月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是一次以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为内容，实际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反对“左”倾错误的人民革命运动。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我在思蒙山头，消息闭塞，虽有所闻，但不知真假，直到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才信以为真。一时之间，举国欢腾，万民同庆！工厂的职工也是万分激动。我至今仍能回忆起，当时在思蒙山头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难以言表的兴奋心情，真可谓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百废待兴，科技和教育战线迎来了新的曙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最响亮的口号！1977年恢复了全国高考制度；1978年3月和4月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紧接着全国研究生招考制度恢复……

面对着这一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本已沉静、稳定的生活再次掀起波澜，我的人生路上又一次面临新的抉择。

【注释】

[1]郑谦著，《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