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勒姆的布鲁斯,是由希伯来那些表示自我怜悯的古老赞美诗凑成的乐曲,它始终散发着一种忧郁的气息。所以说,布鲁斯的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比我们知道的还要久远得多的时代。动物在痛苦和不舒服时,自然就会哭号。只是,人在哭号时,比动物多了一份自我怜悯。在西方,寺庙的出现严重挫伤了西方人的民族尊严,使他们多了一份自我怜悯。这种自我怜悯,深深地揉进了自古希伯来时代之后的民族音乐中。不过,这种“民族音乐”并没有顺利地得到发展。因为,在古罗马帝国消亡了将近一千四百年之后,西方世界一心梦想着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超级大国,以至于摧毁了原本坚不可摧的“民族意识”。
民族音乐在各地的发展并不是均衡的。比如,弗兰德农民无论是在长相、生活习惯,还是在表情达意的方式等方面,都跟西班牙人有着极大的不同。自然,他们各自的墙上贴的画、用于庆祝婚礼的乐器,以及他们由此所表达的情感,也都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如此,他们如今的美术或音乐中,既没有明显有别于其他意识的弗兰德人的意识,也没有西班牙人的意识,只是隐隐约约有一点儿农民意识。这些自知不是绅士的弗兰德农民,搞的自然也是“民间音乐”,而不是绅士音乐。不过,宗教“一统天下”的美梦,最终因其自身的改革而化为泡影。此外,由加尔文教人士根据圣咏诗或赞美诗改编成的音乐,也大异于帕莱斯特里纳的音乐。可尽管如此,令人感伤的民族主义元素,也是直到拿破仑时代才逐渐融入艺术之中的。
民族主义得以复兴的原因,正是令人忍无可忍的暴政。1812年,普鲁士的高压统治残暴到了连法国人都无法忍受的地步,普鲁士人民备受屈辱。对此,歌德悲哀地说,恐怕不久之后,统治普鲁士的人就会变成法国人或中国人。而当时的国际主义事业,虽然表面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它却很少为哪一个国家带去利益。如果在洪水泛滥时,你还以热爱大自然为由,拒绝推着手推车或拿上铁锹去抗洪,那你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就要大打折扣了。
欧洲能够从一个外国暴君的魔爪中逃脱出来,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帮助。当时,很多人为了赢得民族自由,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即使他们赢得了战争,他们也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815年,各国召开了维也纳和会。会上,各国代表侃侃而谈,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民情却根本不了解。在1919年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上,也有一群和他们一样愚昧的男人。这些家伙无知地忽视现实,把早已被明智的上帝分开的民族主义,又重新揉成了一堆。这么一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欧洲各地就相继发生了多起混乱事件,到处都充满了仇恨。比如,高高在上的奥地利统治者,引起了意大利人的极度愤懑;信仰基督教的荷兰长官,受到了信仰天主教的比利时人的猛烈抨击;盛气凌人的俄国总督,受到了波兰人的恶毒诅咒;土耳其帕夏 ,遭到了希腊人的报复……总之,当时的欧洲,就像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不过,其导火索却被反动的梅特涅及其走狗无情地剪断了。所以,希望获得民族独立的人们,不得不无奈地沉寂下来,暗中积蓄力量,以等待能够东山再起的时机。
就在这时,弗里德里克•肖邦出世了。当时的波兰民众,正在誓死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肖邦当时虽然很小,却对这一切印象深刻,所以他的音乐里也始终透着忧郁。肖邦的父亲是个法国人,长期任职于锡兰,然后又被放逐到了波兰,娶了波兰女人斯坦•克尔齐扎诺夫斯卡,也就是肖邦的母亲。按照惯例,肖邦的国籍应该随母亲,所以他是波兰人。他的民族意识之所以如此强烈,也许就因为他身上流着波兰人的血。
1810年,肖邦出生的那一年,波兰人还一心奢望拿破仑能够支持他们复兴古老的波兰王国,毕竟他们曾为拿破仑作过流血的牺牲。但是,拿破仑却让他们失望了,他不但无视他们的痛苦,而且设法搜刮民脂民膏,把穷苦的波兰人当做奴隶一样役使,并强迫他们到处征伐他国,替他卖命。虽然波兰人英勇地为拿破仑夺得了他国的土地,但是拿破仑对自己在三十年前瓜分波兰的行为,却没有作出任何交代。等到拿破仑失势之后,维也纳和会召开。于是,人们又企望维也纳和会能够作出一个公正的裁决。然而,现实却让他们再一次失望了。因为,维也纳和会竟然把波兰东部划给了俄国!这一下,所有的波兰人都愤怒了。他们饱尝了失望之苦,内心充满了民族仇恨,现在终于忍不住愤怒起来了。年轻的弗里德里克•肖邦,就是愤怒的民众之一。
肖邦身边的人,也都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肖邦自小就生活在这种全民争自由的环境之中,自然也就耳濡目染地成了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深知祖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辛酸史,所以他像骑士一样忠于祖国。这个一向神经紧张的孩子,牢牢地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波兰是基督教的救星,它无私而又宽容。也正是因为它的无私和宽容,才使得它丧失了独立。”
不过,由于波兰一向法纪松弛,所以民间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没有引起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的注意。肖邦在音乐方面的成长,也没有因为爱国主义精神被忽视而受到什么影响。
年轻的肖邦,早就1829年就已经声名远播了。那时,他在维也纳举办了一系列的音乐会。此后,波兰再次爆发革命,却还是以失败告终。两年之后,俄国再次占领波兰,波兰重新被纳入了俄国的殖民地版图。波兰人民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罗曼诺夫王朝驻华沙代表、愚蠢总督的统治之下。于是,波兰人民纷纷流亡到国外,并得到了欧洲各地的开明人士,以及同情波兰起义者的人们的援助;此外,西欧各国的首都,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方便。(www.xing528.com)
有一些流亡者,原本是家族历史悠久的波兰贵族,他们拥有很多产业。所以,即使在流亡中,他们也依然可以过着奢华的生活。此外,他们在流亡者中也很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无论流亡到维也纳、巴黎还是伦敦,都一直惦念着祖国,并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宣传波兰的中心。肖邦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正因为如此,他的音乐才拥有了一种可以唤醒麻木的欧洲人的特殊力量。这种极其强大的力量,远远比千百万份抗议书更能激起人们的斗志。比如,俄国在维斯杜拉河畔的暴政,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各国总理分别为此发布了白皮书、绿皮书或黄皮书。但它们的作用,却都没有肖邦的音乐作用显著。
俄国人对此深感不安。华沙沦陷后,肆意胡为的哥萨克士兵疯狂地闯进肖邦的住处,把他的钢琴扔到了窗户外面,然后又把它当成劈柴给烧了。但是,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只不过表达了他们那种掩耳盗铃的矛盾心理,根本不能排遣他们心中的不安,只会遭人耻笑。因为,肖邦的音乐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它激发了人们誓死争取自由的斗志。
波兰逃脱俄罗斯人的魔掌,只是早晚的事。那些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作品在问世时,就蕴涵了国家重建的预言。这一预言,在这些作品诞生七十年之后被帕特勒夫斯基发现。帕特勒夫斯基是在研究同胞的这些作品时发现这一预言的,他为此惊喜万分。
我认为,艺术对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我坚信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些单纯地为追求“艺术”而创作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我相信,只有那些应运而生,并有某种高尚目的的艺术,才能在文明的长河中继续欢声向前流淌。
肖邦的音乐,就是这种能够欢声前进的音乐。关于他的音乐和他本人的话题,多得说不完。就说说他的创作习惯吧,他不但想从整体上把握旋律,还过于注重细节,所以总是思虑太多,最终因此对自己的音乐产生诸多不满,甚至是绝望。肖邦在音乐上总是追求完美。稿子重复修改上百次,在他是很经常的事。当他发现自己绞尽脑汁修改好的定稿,竟然和最早的初稿一样时,他就会陷入了一种几近疯狂的绝望之中,这极大地危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体内燃烧着炽烈的民族精神的他,又是那么地喜爱音乐,根本无法停下创作的笔。
肖邦时时刻刻都挂念着多灾多难的祖国。他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却仍然为自己是波兰人而骄傲。任何与波兰有关的东西,都会让他激动得忍不住写下心中的情感。玛祖卡是波兰特有的舞曲,离开祖国的人们一听到它就会有重回故国的感觉。肖邦总共创作了五十二首《玛祖卡舞曲》,它们被称为“藏在花丛里的大炮”,并得到了李斯特的高度赞誉:“它们充满了迷雾般的恋情。前奏曲、夜曲和即兴曲,给人一种四周飘荡着清新空气的感觉,那是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里面住着无忧无虑的仙女、仙后、精灵、玛布王后。无论是空气、水里,还是火里的神魔,个个都信心十足。”
肖邦在音乐上无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人们把他当成了第二个李斯特,他的崇拜者到处都是,他们时刻关注着他的一切动向。他的钢琴作品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只要是有钢琴的人,几乎都会演奏他的作品。
可是,他的私人生活却不大顺利。这个年轻人虽然渴望爱情,却对爱情有些迷糊,因此被杜德望夫人轻易地俘获了。这位杜德望夫人,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著名作家乔治•桑,她比肖邦大六岁。至于她是不是真的爱肖邦,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总之,她带着肖邦来到了南方的巴利阿里群岛,并和他同居。这次同居生活,让她受益匪浅,因为她由此得到了创作《马略卡的冬天》的素材。而可怜的肖邦得到的,却是拉雪兹神甫公墓里的一小块土地。肖邦是1849年去世的,如果不是遇到了乔治•桑,他也许不会这么早就过世。不过,现在这么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许是天妒英才吧,像他这样才华出众的音乐家,往往都很短命。比如,无论是佩格里西、莫扎特、舒伯特、门德尔松,还是比才,他们的寿命都不长。
肖邦英年早逝,所以传世之作并不多,而且大多数都是钢琴曲。他把自己的全部才华,都融入了钢琴中。对他来说,钢琴就像牧马人的坐骑一样重要,是他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非常了解钢琴,无论是钢琴的使用方法,还是钢琴的最大承受力,或是其他一些相关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他一坐到琴凳上,他心中积蓄已久的热情就会被激发;他一碰触到琴键,他心中深藏的爱国之情就会汩汩地奔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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