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和五代的一个半世纪里,印度僧人来华较少,但不能说没有。到北宋早期,据《佛祖统纪》的记载,从太祖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到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80余年时间里,又有一批印度僧人来华译经传道。
这一时期,中国汉地僧人赴西天取经的运动也出现了回光返照现象。据《佛祖统纪》卷四三,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宋太祖曾下诏募集往西天求法的人,应诏者157人。于是,政府就组织这些人到印度去。这种由皇帝倡议、官方组织的庞大求法团,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宋史·外国传六》“天竺国”条的记载与此不同:“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这里说的是先有道圆去西天取经并成功返回,这件事再一次激发了僧人们的求法热情,于是产生了僧人们自发的行动,经皇帝许可,才得以成行。范成大《吴船录》则写道:“继业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其中年份与人数都同前二书所记有异,但“诏”和“遣”字则证明,《佛祖统纪》的记载是可靠的。
《吴船录》将继业在西域的行程记录下来,使后人得知当年那个庞大僧团中某些人的活动路线。继业于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回国,还有人回来得更晚。但不管怎样,宋代的这次大规模求法行动基本上是成功了。宋代求法运动中还有一情况值得注意,即有二次乃至三次前往西天者,如《佛祖统纪》卷四三所记的法遇、卷四五所记的怀问。这说明当时的交通比较便利。但是,由于11世纪时穆斯林已进入印度,印度佛教已濒于灭绝,所以到宋仁宗时代(公元1023—1063年),中国汉地僧人到印度去取经的事便停止了。
这里必须说明,中国汉地僧人的求法运动虽然停止,但在中国的西藏地区,求法活动仍在继续。还必须说明,汉地求法运动虽然结束,但中印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中印海上的交通和贸易还在进行。
宋代以来,由于中国的佛教仍然在发展,佛教的一些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表现在思想界,便是宋明理学思潮兴起和演进过程中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和融合。表现在民间,便是民众信仰习俗、岁时节日、婚丧嫁娶等各方面都有佛教的深深烙印。表现在文学上,便是宋代志怪和传奇小说、元明杂剧、宋元话本、明代白话小说对佛教伦理道德观的融会贯通,以及对求法运动的怀念与演义。表现在艺术上,便是对原有石窟寺的继续开凿、绘画中继续保留大量的佛教题材。佛教,再也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中国的佛教,中国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追根溯源,都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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