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化交流：传奇、变文与印度文学

　　唐代是汉代以后又一个兴盛的朝代，唐代的文学也发展到一个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印文化交流所发挥的作用。唐代的诗歌是最发达的，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大诗人与印度来的和尚有密切关系，他们经常写一些赠送印度友人的诗。如李白的《僧伽歌》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唐代的小说也发展起来，除了一些志人和志怪小说以外，还出现了唐代传奇这样的优秀作品。志人与志怪小说中，有不少印度的影响因素，已不必说。新兴起的传奇小说中，也能够看出印度影响的痕迹。如著名的《柳毅传》就是其中之一。这篇小说讲的是柳毅为龙女传信，并与龙女结婚的故事。在唐代以前，这类龙王龙女故事就已经产生，唐代则更为生动，更具有文学色彩。除了《柳毅传》以外，唐代的龙王龙女传奇还有《谪龙说》、《湘中怨》、《震泽龙女记》等，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有人会说，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怎么能说它与印度有关呢？问题就在这里。龙的确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中国先民从上古时候起就崇拜龙，神化龙。但我们还必须注意，印度古代也有龙的崇拜。佛经中也有许多关于龙的传说，有“天龙八部”的说法。应当说，印度的龙实际上是蛇，梵文作naga，但由于与中国的龙有相似之处，佛经的翻译家们就把它翻译为龙。这样，中国龙和印度龙的界限就被打破，印度龙也随着佛经传到了中国，并对中国龙发生影响。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的龙还没有被人格化，也没有出现人与龙王龙女的爱情故事。但在佛教文学传入之后，情况就大变了。龙被人格化为龙王和龙女，而且还与人发生了感情，恋爱，结婚，生孩子。

　　在上文，我们提到过《灵鬼志》中“外国道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从印度改编过来的故事，表现了一种中国人前所未闻的空间观。到了唐代，印度人的这种空间观又被进一步发挥，出现了《南柯太守传》这样的故事。它说一个人恍忽间进入了蚂蚁洞里，在蚂蚁的王国里当官，并娶妻生子。这不仅体现了奇异的空间观，而且还突破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印度古代人的头脑中，人与动物的界限不像中国古人那样分明。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有思想感情，有伦理道德观念，如果说某某人像禽兽或者是禽兽，那是不折不扣的骂人话。但在印度古代，人与禽兽的界限就不那么分明。因为印度人相信轮回，相信人的灵魂可以到任何躯体中，可以生为人形，也可以生为禽兽形。如佛本生故事中，佛的前身就曾经是各种动物，而这些动物又是有思想感情、有伦理道德观念的，几乎与人没有两样。印度古代人之所以这样抹杀人与动物的界限，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生命的轮回，相信灵魂在本质上是同等的，相信所有的灵魂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因此，印度上古时代的动物寓言很多，其中的动物都会思考问题，都会像人一样处理问题。而中国先秦的寓言中，就没有这样的情形，只有狐假虎威的故事算是多少沾点边。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志怪小说兴起，其中人和动物的界限开始模糊，动物也开始说话，有了行为，但还是被人们看作“灵怪”。像《南柯太守传》这样，把人和蚂蚁等同起来，也显然与印度的影响有关。

　　另外，印度文学对唐代传奇的影响还表现在唐传奇的结构上。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在形式方面的影响可以以王度的《古镜记》为例加以说明。这一篇传奇文结构形式很特别。它以一面古镜为线索，为中心，叙述了几个毫不相干的小故事，用古镜贯穿起来。这种结构形式在印度古典文学颇为流行，比如流传全世界的《五卷书》就是如此，汉译的《六度集经》之类的书在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唐代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体裁，叫做“变文”。尽管学者们对“变文”中的“变”字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且有多种分类，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变文”是在佛教影响下产生的，这一看法却是一致的。

　　首先，因为唐代佛教十分发展，老百姓中信佛的人数要比以往更多。特别是经过各种社会变迁之后，人们在寻找精神上的寄托，佛教在这种情势下更容易被普通群众所接受。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佛教更加普及。这就在民众中产生了一种需要，需要用浅显通俗的语言讲解佛经的教义，用大家都感兴趣的故事去引发深奥难解的理论。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和尚们开始了“俗讲”。变文就是在俗讲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其次，变文的产生还和中国传统的文学有关。变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来自佛经的内容。我们知道，流传并保存下来的变文中，有相当多是取材于佛经的。例如《目连变文》、《地狱变文》、《维摩诘经变文》等等。但还有一些取材于中国故事的变文，如《汉将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等等。即便是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故事的变文，也是因为受了佛教的影响而产生的。

　　根据我国学者张锡厚先生的意见，变文可以根据其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一类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内容为根据而创作的变文”。他说，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引述一段经文，然后边讲边唱，敷衍铺陈。如《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妙法莲华经变文》等都是直接宣讲佛经经义，宣传佛法无边的。有人把它们称作“讲经文”。其中，《维摩诘经讲经文》是唐代一部宏伟巨著，大约有30卷左右，今天能见到的还有15卷以上，完全是演绎《维摩诘经》。在讲唱每节之前，先引经文一则，然后根据经文加以渲染，常常是一二十字的经文，被铺陈为三五千字的长篇大幅；用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语言来描写相同的场景，想象十分丰富，写法也很高明，令人耳目一新。另一种，是直接讲唱佛经神变故事，本文前不引经文，而是依据佛经里的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自由地抒写阐扬，挥洒成篇。其中某些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都很生动有趣。虽然主要目的不是为宗教服务，但思想内容仍受经义佛理的限制，如《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等，都是宣传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的作品。《降魔变文》出自《贤愚经》，是一篇较好的作品，特别是描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六师斗法，极为精彩。这场斗法变化万千，奇象异景，别有洞天。舍利弗先后变成金刚、狮子和鸟王，战败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和毒龙。作者以惊人的想象、奇特的构想、绚丽的文字，描绘出千汇万状的场景，是那样的惊心动魄。《目连救母变文》出于《佛说盂兰盆经》。这篇变文叙述佛弟子目连历尽千辛万苦救母出地狱的故事。 目连的母亲青提夫人，由于不信佛，被堕入地狱。这时，得证善果的目连便借佛力，遍历地狱，访求其母。最后在如来的帮助下，其母才得脱离苦海。变文在对佛法的颂扬声中结束。作品描写地狱的凄惨、刑罚的残酷、狱卒的冷酷无情以及如来的佛力万能，都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意义。

　　变文采取了韵文和散文相间使用的文体，这一文体也是受了佛经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有同感。这里就不具体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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