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历史转折：中共党代会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高考制度恢复、科学界迎来春天，全国百姓心情舒畅的情况下，1978年11月到1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议题本来是讨论经济问题，包括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农业发展问题和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

华国锋主持了这次在党的历史上注定不寻常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了36天之久。参会的200多名党的高级干部，畅所欲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充分展现。某些中央领导受到言辞激烈的点名批评。邓小平、陈云都感慨地说，这次会议开得好，我们党多年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达成多项共识：一是认真解决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华国锋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为天安门事件、薄一波等61人反革命集团案等冤假错案平反。二是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于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些人进行了严厉批评。三是讨论了人事安排问题，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只能上、不能下”的方针，以免给国外造成党内斗争的印象。与会人员同意中央的人事安排，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进中央政治局，陈云要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纪委书记。四是对改革开放进行了酝酿。会议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时，邓颖超建议李先念向与会人员发放国际上关于对外开放的一些内部材料，包括苏联如何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等。这些材料引起与会代表的兴趣，结合对李先念讲话的讨论，对于改革开放进行了充分酝酿。五是在加快发展农业问题上达成共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温饱，全国有两亿多人吃不饱饭，加快农业发展搞饭吃势在必行。在会议期间，大家对关于农业发展的文件进行了修改。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的讲话，对于大家进一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经过两年徘徊中前进，党面临着十分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召开的。全会虽然只开了短短5天，但因为思想统一，会议取得重大成就。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起点，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标志。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www.xing528.com)

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国民经济领域实施新的调整方针，治理经济失衡、过热的弊端，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迈出关键一步。

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9月，迫于生活压力，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黄花村和小井庄就把地包给了农民。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给予了支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小岗村——安徽凤阳县的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在灰暗的灯光下，在一张纸上悄悄按下了红手印，集体讨论决定把村上的农田分给各家各户。而在此前后安徽其他地方包括甘肃等地的农民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包干到户。农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填饱肚子。在此前后，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明显增加。这一行为也招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有人指责安徽是在走回头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内的一家权威报纸也刊登了基层干部来信，对包产到户进行指责。农民怕上面政策变化，有些地方的地刚分出去，又把地收归集体统一安排。邓小平关键时刻支持了一把，他说，安徽有个凤阳县，是唱花鼓戏的地方，农民搞了包产到户，效果不错。这实际上为安徽农民说了话。安徽省委也顶住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走自己的“独木桥”。结果安徽省的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农民们高兴了。“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悄然传开。有的省份也开始仿效安徽的做法，悄悄干了起来。

这时，对外开放也迈出了关键步伐。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设立后，逐步发挥出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给国人带来了新气象和新感受。一时间，两天半就能建好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传为佳话。蛇口工业区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更是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在改革开放迈出步伐后，人们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提出，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此有所涉及但也未展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邓小平针对一些议论提出，我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的，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长时间。但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依然是大家讨论的热点。国际媒体也在议论中国是不是在搞“非毛化”。对此，中央决定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形成一个新的历史决议。邓小平亲自主持，并且多次强调要科学地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写不好，决议不如不作。经过一年多努力，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决议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同时提出了未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的10个基本点，这就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中共十二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