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进入1967年全国局势更是急转直下。以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为起点，经过“造反派”20个月的夺权斗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普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山河一片红”。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满怀豪情地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毛泽东对形势发展有了新看法。
1968年8月19日，他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9月或10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既然“是时候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便突出地提到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说：“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9月19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指出十二中全会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全会的133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59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中央委员原有97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57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10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50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其他参加会议的74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在全会开幕式上，周恩来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则谈了形势问题，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为全会定了基调。据此，全会《公报》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会上，林彪、江青等人对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资格）进行了有计划的围攻，对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也加上“一贯右倾”的罪名加以攻击。这实际上是为排斥和打倒老干部造舆论，以便为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共九大上占据重要权位作准备。
10月31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全会在“左”倾思潮泛滥，党内外民主遭受严重破坏，许多与会者根本不可能行使正当权利和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极不正常情况下，没有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就错误地批准了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制造种种伪证提出的充斥不实之词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程序，从而铸成这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在被审查期间，对《审查报告》的内容及专案审查情况一无所知，完全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于1969年11月12日含冤病逝于河南开封囚禁处，终年71岁。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多达2.6万余件，涉及2.8万多人。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赞扬，对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攻击、批判，特别是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关于九大代表产生办法的决定》，为九大召开作了直接准备。正如会议公报所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1969年2月份开始的。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准备大会文件，是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筹备工作之一，而大会文件中最重要的当属政治报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
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研究起草工作，提出“伯达牵头，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组成班子。陈伯达是毛泽东的一号政治秘书，此时也是排名第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姚文元是“文化大革命”中走红的笔杆子，林彪则是预定作政治报告的人选。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2月20日交卷，3月15日召开会议。未料到，陈伯达不屑和张、姚两人合作，决定自己写。他很快就拿出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提纲，经和林彪商量送毛泽东圈阅后，便开始起草工作。陈伯达想等报告全部完成再拿出来一鸣惊人，可是毛泽东却等不及。预定交稿的前一天，毛泽东问陈伯达20号交卷有无希望，陈伯达却拿不出稿子。
3月3日，期限已过了10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推迟时间。”7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眼看九大开幕在即，毛泽东决定换人。12日，他提出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3人组成班子和陈伯达“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由于政治报告没有按时出来，原定的开会日期只能推后。15日，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说：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张、姚两人从16日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经毛泽东修改多遍，31日终于完稿，九大的筹备工作也随着政治报告完稿落下帷幕。而陈伯达夜以继日、字斟句酌写出的报告稿，在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的情况下，就被枪毙了。林彪得知这个和他商量过的报告稿被打入冷宫，很不高兴，说：张、姚“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a后来在九大上，林彪的确是照着稿子念的报告。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与会代表。毛泽东对九大代表一事过问较少。1969年1月，当他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产生代表的办法，是按照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充分民主协商，高度集中”原则来实施的。但实际上，在当时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都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所谓“充分民主协商”，主要是听取造反派组织的意见，由各级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代表名单。所谓“高度集中”，就是地方集中到各级革命委员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中央最后又集中到中央文革。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有意地指定自己的一些亲信骨干要有关地方和部门提名，这样“推选”出来的九大代表自然主要是革委会的负责人、“造反派”的头头和支“左”的解放军，使参加中共九大的代表从组织成分上说是一次“造反派”占优势的大会。有些“造反派”还不是中共党员怎么办？突击入党。于是，代表中有的是确定为九大代表后才补办了入党手续，有的则是在进京的列车上突击入党，还有的没来得及履行入党手续就当了代表。而半数以上的八届中央委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剥夺了参加九大的资格。
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www.xing528.com)
4月1日下午5时，人民大会堂内，在高亢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缓缓登上会议主席台，全场顿时“欢声雷动，掌声震耳”。紧随毛泽东身后的是林彪和20多名大会执行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居中落座后，其余人员分坐在毛泽东左右两侧：左边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新红人，右边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尚未被打倒却大都犯了所谓“错误”的老一辈革命家。“左”、右如此泾渭分明、意味深长的座位排列方案，是周恩来拟好、经毛泽东敲定的。
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在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后，即选举大会主席团，由于代表名单已经提前发给代表，毛泽东直接问大家：赞成不赞成？全场掌声雷鸣，全体代表举手一致通过。接着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决定主席团秘书处成员。毛泽东幽默地开了一把玩笑，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一听，马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继续他的幽默，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急得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全场立刻举起右手，林彪 急切地高喊：“通过！”毛泽东随即话锋一转，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一致举手，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鼓掌。毛泽东说：“好，通过！”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
新华社稿
随后，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此时，一睹毛泽东领袖神韵的代表们再也难抑激动的心情，有的代表满含热泪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口中不断念念有词：“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一波接一波地响彻整个人民大会堂。如果回看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可以真切感受到，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使得代表们已经完全失去自我，完全沉浸在一见毛泽东真容的巨大幸福当中。会场里，高亢的“万岁”、“万寿无疆”等口号此起彼伏，极大地干扰以致打断了毛泽东的讲话。最后毛泽东20多分钟的讲话，大会秘书处只整理出649个字。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报告指出：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此基础上，林彪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
对于九大的政治报告，大会秘书处新闻公报的概括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的确，报告根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必然结果”，“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说成是“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说成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
从4月2日到14日，大会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特别规定指出：“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但严重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荒唐的规定呢？这与“四人帮”的吹捧有直接关系。在1968年10月17日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就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同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a
从4月15日起，会议进入第二阶段，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选举，都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九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更是引人注意。
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45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毛泽东提议，应把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10个老同志选进去。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坏。”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大会秘书处提出了一个由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届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4类人组成，总数控制在210—250人的候选人名单。但由于林彪和江青都力图多选一些自己方面的人，暗中争夺候选人的斗争异常激烈，使酝酿和预选时间拖长，原定21日举行的选举和闭幕式只好推迟。为缓解矛盾，20日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274人的修改方案，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外，第一类60人，第二类35人，第三类99人，第四类80人。23日，毛泽东出面做说服工作，又把名单增加了5人，共279人，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毛泽东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他指出：“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53位，新排的200多人，5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
4月24日16时，在林彪主持下，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除两人请假，到会代表共1510人。21时，大会副秘书长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毛泽东以全票当选。林彪获得1508票，周恩来1509票。在这次“大换血”的选举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当选，不及当选总数的1/5，只占19%，许多功勋卓著、在广大党员中很有威信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帮派骨干和亲信却进入中央委员会，如王洪文、王秀珍、刘结挺、王效禹、聂元梓等所谓的“新鲜血液”干部进了中央委员会，使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纯洁性受到严重侵蚀。选举结束后，林彪作了简短的讲话，通报了国内外贺电，随即宣布大会闭幕。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体中央委员出席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列席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277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275票，黄永胜274票，江青270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在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占半数以上，而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这样，通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不但林彪的“副统帅”、“接班人”地位用党章形式固定下来，而且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特别是林彪集团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九大把“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入党章总纲，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条文载入总纲。这种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根本不相容的，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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