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进程：中共历次党代会的革命活动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新华社稿

b　 刘雪、孙新：《党的“诞生纪念日”与“诞生日”》，《读党史》第一辑。

1938年春天，在延安，毛泽东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说要做一些事情来扩大党的影响，增强全党的凝聚力。他提出搞一次建党纪念日活动，并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为党的正式诞生日。但是，要确定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在当时并不容易。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在延安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其他代表呢？张国焘已叛逃到国民党阵营，陈潭秋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则到国民党中当了高官，还有4人（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当时已不在人世。由于手头没有历史资料，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是7月间到上海开的会，记不清具体日子。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把7月1日这一天定为建党纪念日，象征性地作为党的生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生日。

1941年6月，中共中央为了纪念党成立20周年，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辰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决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并正式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但一些宣传材料的撰写者在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时，误把“诞生纪念日”当成了“诞生日”。此后的几十年中，国内的书籍中就把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写成1921年7月1日。“七一”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例行节日。

直到1978年，经党史专家邵维正的仔细核证，才确定7月23日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198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中共中央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 月23日。当时，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开会讨论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也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直到现在，每年“七一”仍作为建党纪念日举行有关纪念活动，而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们则要按新的研究成果来表述。

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后来的人生结局各不相同。

有的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终生坚定。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他后来成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领导党和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推翻了三座大山。董必武后来也一直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于1975年去世。王尽美为党工作，积劳成疾，于1925年早逝，年仅27岁，成为最早辞世的一大代表。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遭到反动派杀害，先后牺牲。

李达、李汉俊在党成立后不久，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退党。他们离开党后，仍为党和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李汉俊于1927年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长期担任大学教师并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等职。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等人做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

包惠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退党。刘仁静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后参加过托派组织的活动。陈公博、周佛海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后来追随汪精卫成了可耻的汉奸。

张国焘自一大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党内担任要职，但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个人野心膨胀，企图分裂党和红军，1938年春逃到国民党阵营，成为国民党特务。

一大代表的上述分化，不足为奇。但随着党的发展，无数坚定的革命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力量。

真可谓大浪淘沙！

三、一大后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1.领导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立即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活动中，尤其是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www.xing528.com)

首先，领导建立了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9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武汉、湖南、广东、上海等地建立了分部。这个时期的工运活动，各地党组织发挥了独立领导能力，如上海英美烟厂罢工、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罢工、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等。通过领导罢工，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

其次，领导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全国100多个工会，当时全国约有150万产业工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工会组织”等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实际上承认它是全国唯一的工人运动领导机构，这也是工人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一种确认。

2.注重发展自身组织

中共在领导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非常注重发展自身组织。

一是各地先后成立区执行委员会。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通告各区党组织，要求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到明年7月召开二大前，要求每个省的支部发展党员至少要达到30人。后来，只有长沙、广东和上海3个支部达到了要求。中央局要求各地条件成熟时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开大会时能依党纲正式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中央局的指示，组织发展基本达到了中央局的要求，一些原没有党组织的地方新建立了党的组织，旅法支部也与中央取得了联系。此外，在留德、留俄、留美学生中也发展了党员或建立了党组织。

到二大召开之前，1922年6月底全国党员人数已由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到了195人。其中，上海最多50人，留德最少1人；女党员4人，工人党员21人。

二是加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中共成立时，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机关设在上海，书记陈独秀还在广州无法回上海任职，中央局的日常工作由李达和张国焘主持，暂由周佛海临时代理书记。

当时中央工作千头万绪，周佛海是个只有24岁的学生，不仅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难孚众望，而且这位湖南青年此时也没有心思开展工作，他虽然早在去日本前就已结婚，家中的结发妻子为他生育了一子一女，但他与当时许多时髦的年轻人一样，与上海富家女子杨淑慧搞起了婚外恋，哪里有更多心思顾及工作？面对这种局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十分担忧，他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上海一心一意主持中央工作，为了动员他赶快回来，马林派包惠僧专门到广州跑一趟督促陈独秀。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了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有丰富的宣传经验，他经过与马林、尼科尔斯基会商，决定加强宣传工作，以《新青年》作为党的公开宣传刊物，由他亲自主持；继续出版《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由李达负责。党还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书籍。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为党的创立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党的具体工作方面，有的地方并没有得到李达等人的普遍认可。据李达回忆说：“陈独秀不住在自己寓所里，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住小房间，除了他隔几日来与我们相会外，我们不知道他的住处，他究竟每天做了些什么，我们全不知道。据我所知，除了他隔三五日来我寓所看文件、拿几封信回去（因为党的通信都由我收转）作答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工作。”a

起初，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也不融洽。陈是特立独行之人，而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中国同志难免有些颐指气使，这恰恰是陈独秀所受不了的。马林要陈独秀去汇报工作，陈独秀去了一次后，不肯去第二次，理由是党的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向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以经济上的支持，陈独秀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即使加入了，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的关系怎样，也有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预算等。陈独秀与马林后来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陈独秀在当时是大名人，他从广州返上海后，当地的媒体立即作了报道。名气大虽是好事，但有时也招致额外的麻烦。陈独秀回沪的消息在报上刊登后，立即引起法租界当局的注意。1921年10月4日，法国巡捕突然将陈独秀夫妇捕去，一同被捕的还有包惠僧、柯庆施等人。马林虽然对陈独秀有意见，但这个时候，他挺身而出，花重金为陈独秀请了一名辩护律师，又利用各种途径打通了巡捕房至公审会堂等各路关节，并交付了白银500两。经过这一番折腾，陈独秀被关了20余天后，终于得以释放。

马林的倾力相助，使陈独秀十分感动，他不仅对马林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也意识到大家团结的重要性。他不但表示将切实担任起党的书记之责，而且也将马林视为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了。当然，两人在工作中由于性格等原因，难免有些磕磕碰碰。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所提出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