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93年前——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从青年学生开始，最后发展为全国人民参加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言，“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a。它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和阶级基础。

1.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建立

五四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倾向社会主义。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同时，五四运动使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开始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者的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1889年出生在河北唐山乐亭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北洋法政学堂上学。1914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李大钊回国后参加新文化运动，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第一个接受并真正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1918年一年内，他写了三篇重要文章：第一篇是《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称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第二篇《庶民的胜利》，第三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说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道理。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又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第二种类型，是在比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五四时期的左翼骨干和青年学生。这些人没去留过学，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贴近社会现实，通过大量阅读革命书籍，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后，通过老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一名职员，开始接触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译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a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张太雷等人，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种类型，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这里有留法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有留日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杨匏安等人，有留苏的瞿秋白、张闻天等人。

第四种类型，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他们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董必武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给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研究俄国的方式”。b

此时，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也积极促动在中国尽快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魏金斯基来华，他先到北京，见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教授，并在那里与北大青年才俊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罗章龙等进行座谈。据罗章龙后来回忆说：“魏金斯基同李大钊先生谈话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俄国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苏联共产党（应为俄国共产党——引者注）那样的组织。”a

通过李大钊的介绍，魏金斯基又来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已到上海，并正在开展各种宣传和组织活动。曾经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怎么到的上海，这里还有个小插曲：

1919年6月9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商量并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的内容是：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宣言最后说：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b

6月11日，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不幸被捕。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一时间舆论鼎沸，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一致谴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释放陈独秀出狱。孙中山对此事也非常关切，在上海向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总理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郑重提出要求释放陈独秀。孙中山说：“你们做的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连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a经过各方努力，9月16日，被拘留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陈独秀终于被释放了出来，但其行动受到很多限制，被明令警告如没有当局的允许“不得擅自离京”。

为了确保陈独秀的安全，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2月中旬，李大钊化装成商人，陈独秀坐在马车里，头戴毡帽，装扮成厨师的模样。他们从朝阳门出发，到了天津后，李大钊为陈独秀买了船票，让他乘船前往上海。就在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商定好由陈独秀在上海开展工作成立党组织，李大钊在北京活动，以便形成一个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局面。至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现已不得而知。此事是根据高一涵的回忆录提供的。

陈独秀到上海后，积极开展活动，并且把《新青年》编辑社从北京也搬到了上海，并很快在他身边就聚集了大批的有志青年。

魏金斯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到达上海并见到了陈独秀。

在魏金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也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不久，以上海为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建立起来。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成员除了陈独秀，还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望道、戴季陶、劭力子等。

在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8月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等。该组织成立时，陈独秀拿不定主意名称是称“社会党”还是称“共产党”，在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上海共产党，陈独秀被推举为负责人。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决定“以此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陈独秀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呢？陈独秀是一个性格直爽的、脾气暴躁的人，而且性格倔强，自己认定的事会不计后果地去做；另一方面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陈独秀由上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时候，李大钊正在大力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可避免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认识。再加上三个多月的狱中生活。这一切使陈独秀的思想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是更加激进，坚决宣传马克思主义，推翻黑暗落后制度的活动。正是陈独秀的坚毅性格和坚定决心，使得他在苏俄特使的帮助下，迅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

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李大钊也在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于1920年10月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等人。

这样就形成了上海以陈独秀为代表，北京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党的早期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83年，彭述之在法国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的《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在该书《共产国际第一位来华代表》章节中，他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提出了新的说法。

这里摘引如下：

彭述之说：“ 那时我在苏俄居留已近三年半，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攻读以及担任教课也共有三年了。那时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正在进行，我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大会，李大钊（同志间通称他李守常或守常）便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晚上，我常去他住的房间里长谈，我们相处有日，早已不是陌生人了。这一天倒是我在东方大学接待他，因为他要我陪他参观一下我们的学府。正当我同他一起穿过我们的课室、自修室、庭院……在走廊里偶尔碰上了荷荷诺夫金。当然，这位俄国人对我来说也不是陌生人，他是在哈尔滨生长的。他在东方大学的职务就是为中国来的第一年班生灌输基础俄国语言和文化。他是我的俄文教授。我正要向守常介绍这位先生时，守常眼睛里露出又惊又喜之色，急忙地扑向他，欢快地拥抱起来，喊道：‘哦！可不是你，荷荷诺夫金。不错，是你！’我正在惊愕，守常放松了俄国人，转过头来向我解释道：‘哎呀！这荷荷诺夫金！就是由于他开始了这一切……’。这句话更加深了我的诧异。当晚在他房间里谈心时，守常才把这一段故事讲给我听，使我恍然大悟。

彭述之在回忆录中引用了当时李大钊同志对他说的话：“那是1920年年初时节，我同往常一样，正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有人敲门。我说：‘请进来！’他说：‘我就是鲍（波）立维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国人，我名叫荷荷诺夫金，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这位俄国人是共产党党员，他竟把我也当做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好一个突击技术！我马上表示抗议：‘哦！不敢当，我不敢自称是你们的同志，至少目前还不是呢！’可是，我这位客人反驳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气啦！我们早就知道您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已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您又是多么热烈欢呼，怎么能叫我们不把您当做自己人呢？’

他说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我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想，心绪顿时被搅动了。他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有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即将这个意思告诉他，并向他说明反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适当人物。

他表示很不同意我的看法，像个雄辩家似的，大发议论道：‘据我所知，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刊物，长篇大论地研讨社会主义，有些刊物已经明目张胆地挂起社会主义的招牌，您呢，您是五四运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开赞扬俄国革命胜利，而且还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该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吗？难道您不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吗！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荷荷诺夫金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感觉到他说得有理，但是他提到的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不能单独地解决，于是我这样答复他：‘在中国唯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然而，我晓得他同我一样，还从来没有起过组织什么政党的念头，可惜他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因此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讨您代表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这是需要一些时日的，您是否可以延长在北京的居留时间，以便让我们作出一个决定？一有着落，我会马上通知您。’

荷荷诺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们的答复，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的反应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才决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犹疑渐渐地消散了，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再也没有什么严肃的理由加以推却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俩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吴廷康（即魏金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a(www.xing528.com)

从彭述之的回忆看，正是在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后，3月李大钊在北大会晤了荷荷诺夫金，4月魏金斯基也来到北京。根据彭述之的所见所闻，他认为推动“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的第一人，不是魏金斯基，而是荷荷诺夫金。作为一家之言，有待继续考证，但这段历史回忆对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党史还是有所启发的。

彭述之，于1896年生于湖南邵阳。1919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20年10月在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中共四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1927年5月中共五大上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后因托派问题被解除领导职务。1929年，他同陈独秀等人结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在日本和法国，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也组成了共产主义者组织。这些组织成立的时候，名称各不相同，上海方面称为共产党，北京方面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有的连名称都没有，但都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派荷兰人马林于1921 年6月初来到中国作为驻中国的代表。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俄国人尼科尔斯基也到了上海。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加快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马林这个人的做事风格和魏金斯基截然不同。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索要工作报告，并以东方问题的权威自居，经常指手画脚。李汉俊对马林的做事风格十分不满，两人常发生口角。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多次接触，了解到自魏金斯基来华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已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工人运动。据此，两人认为，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立即与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分别联系，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担当起组建全国性党的筹备工作。李达和李汉俊还分别写信给各地早期党组织，通知各地派1－2名代表到上海开会。为了保证代表及时到会，还给每一位代表寄了100元的路费，这个经费是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的经费中支出的。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对中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为李大钊同志工作过的地方——北京大学红楼，左下是李大钊同志的工作室。
新华社稿

2.中共两位发起人关注会议的召开

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党组织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加之一切都在草创阶段，既无现成经验，也无章程可循，各地党组织的人数多少不一，多的如北京小组有十几人，少的只有几人，日本的留学生中的党员实际上只有两个人——施存统和周佛海。各地小组接到开会通知后，多数没有进行代表选举，有的由组织人指定，有的由协商产生，也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的南陈（即陈独秀）、北李（即李大钊）均没有出席。对此，学界有着不同解释。

此时，陈独秀正应邀在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工作。他是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也是广州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加上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有着巨大影响，从各方面来看，代表们都希望他能出席党的成立大会。陈独秀在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时，正值为他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一旦他离开广州，这笔款项极有可能付诸东流，陈独秀便表示此时不便赴上海开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党刚刚创立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并未预想到，党的成立大会在中国历史上将产生如此划时代的巨大影响。党的创始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开始时，他们均不是职业革命家，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都是业余的，并没想亲自出席这次大会。于是，陈独秀提议，派陈公博作为广州党小组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参加一大。虽然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仍为筹备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些文件。

北京党组织接到开会通知后，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等几个党员开会，研究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李大钊有事没有参加会议。当时，不仅北京党组织的成员，其他各地的党员也很希望李大钊能出席一大，因为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北京党组织的创始人，德高望重。但是这时，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还兼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此时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时间，公务繁忙，难以脱身，同时他正在组织北京高校的教授为索薪与北洋政府开展斗争。在会上，张国焘被一致推选为代表，他不仅参与了北京党组织的创建，也曾经到长辛店开展过工人运动。在推举另一位代表时，有人推选邓中夏去参加，邓中夏说有事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推来推去，最后大家决定由刘仁静去，当时刘仁静年仅19岁。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不久，他立即动身前往上海，成为外地最先到达上海的代表。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谈及他初到上海的情况时说：“下车后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以往那么紧张，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地工作。他又提到新进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魏金斯基迥然不同。”a

3.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一大代表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1936年，毛泽东对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这里的5月，应该是指农历。毛泽东具体动身的日期是6月29日。谢觉哉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a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作为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的谢觉哉，也不知他俩这次去上海是干什么，只是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了这么一笔。

新中国成立之后，谢觉哉曾回忆说：“一个夜晚，乌云蔽开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b

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们于7月15日左右动身，到上海时为20日左右。

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为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赴上海途中，曾在济南逗留了一天，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同王和邓谈了将召开一大的情况。在张国焘离开济南不久，他俩也乘车南下，于6月底到了上海。

陈独秀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出席一大。包惠僧是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1921年1月，他从武汉到上海，准备到苏联留学。后因海路中断，加上没有路费，就没去苏联，住在《新青年》编辑部。他在上海滞留了几个月后，李汉俊因上海党组织的经费没有着落，就让他去广州找陈独秀，要么请陈独秀回上海，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于是包惠僧就到了广州。陈独秀以广州环境不好为由，不同意将党的机构搬来，并将包惠僧介绍到一家报馆做事，以解决生活来源。

对于包惠僧是否具有正式代表资格，有不同说法。毛泽东、陈潭秋回忆包惠僧是会议代表。张国焘也在回忆中说包是代表，不过却说是代表武汉党组织。董必武、李达则认为其不是正式代表，如董必武回忆说，包惠僧是列席的，不是代表。

包惠僧自己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里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和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很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他说了以后，同意了他的意见。”a

作为陈独秀的代表也好，作为武汉代表也好，说包惠僧是一大代表有一定道理。

包惠僧和陈公博于7月15日动身，乘海船于7月20日到了上海。陈公博还把新婚的妻子一起带去了。

当时，留日学生周佛海和施存统也收到了会议通知。施存统推周佛海去上海开会。周佛海暑假后动身，到上海已是7月下旬了。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上海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动者，一大召开的地点又在上海，李达和李汉俊也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这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共13人，即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图为位于上海市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景。
新华社稿

当时，各地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便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除了陈公博外，其余的外地代表都住在这里。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门学校的教授、广东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广州日报》总编辑，加之刚刚新婚，把新婚的妻子带来了，就下榻在上海大东旅社。

中共一大的会址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这是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的住宅，此时李书城正好在外地没有回来。会议选在法租界开以求安全，可见当时环境之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