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弘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金融学博士
研究领域：资产定价（公司决策与股票报酬、股票与债券的信用风险与投资回报、市场流动性、金融衍生品与风险管理、投资组合决策）、金融中介（共同基金、对冲基金、金融分析师）、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外国／机构投资者在其中的作用）等
地方政府高负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不是一种合理的融资方式？房地产价格浮动与地方政府还债能力之间存在哪些微妙的关系？就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金融学博士严弘。
严弘：我认为首先必须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责任制度，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关注资源和资金使用效率，并明确借债政府的还贷责任。另外必须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融资授权和约束机制，对其融资的用途和金额要有一个明确的授权和透明的审计，严格控制其过度融资。
我们或可以参照美国地方政府借债的规定，它们的约束机制做得较好，比如其规定专项专债，如果说建体育馆贷款，债是由体育馆的运营收入来偿还；如果是建公园之类公益事业的贷款，在项目启动前都需要公民投票，因为他们是其最终责任人。
《第一财经日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不是一种合理的融资方式？其利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严弘：地方融资平台，即是地方政府通过成立项目公司，再向银行申请贷款或发行债券，来筹措城市基础建设等所需资金。通过这类做法，地方政府得以绕过中央政府规定“不准许出现财政赤字”的纪律，这与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前，欧美各大银行为了不把高风险的次贷投资列入资产负债表、纷纷建立表外投资工具来集资的做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www.xing528.com)
地方融资平台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央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有关。尽管地方政府可从一些税目，以及中央政府的拨款和出售土地中取得收入，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地方发展建设的庞大需要。地方融资平台与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中央—地方分税制几乎同时开始，曾在一段时间内对地方基础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但地方融资平台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其经营性质不明确，经营性资产缺乏，经营收入少。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既承担了融资功能又承担了投资、经营功能，而又以融资和投资功能为主，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将大量道路、桥梁及公园等公益性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由于这些资产无法直接产生收入，因此往往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缺乏经营收入，部分区级和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甚至完全没有经营收入。
《第一财经日报》：有的学者认为，地方债务危机是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不彻底的原因，即财权与事权的脱节，中央截取了大部分的税收，而地方的政府支出很大，你如何看待分税制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
严弘：我认为不应该把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完全归罪于分税制。今年朱镕基在清华大学演讲中，透露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成：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 000亿元中，地方直接收入40 000亿元，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 000亿元，地方收入共计73 000亿元，中央财政收入只占到83 000亿的20%左右，而分税制改革前的1992年、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分别是28%、27%。这说明，分税制改革并没有令中央财政变“富”，也没有令地方财政变“穷”。
地方政府之所以出现高负债，是因为地方政府普遍缺乏偿还债务的责任和意识，在贷款时没有偿还压力，“政绩留给本届，债务留给下届”。还有一点，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借债，其更为深层次的缘由是目前的地方政府普遍承担着“发展型政府”的角色，直接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经营城市”理念下，地方政府将大量公用资金投向营利性的能源、交通、公用设施等建设项目，而对政府应主要关注的民生项目投入不足。
在一个明晰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应该是谁负债，谁承担风险，但是事实上，中央政府成了地方政府因“资不抵债”面临偿还危机时的“兜底”，当然其背后真正的埋单者还是广大的纳税人。
《第一财经日报》：政府贷款很大部分来自于商业银行，这对商业银行会产生什么样的系统风险？现在地方政府向银行贷款大部分以土地收益或财政作为担保，但是一旦政府的项目出现问题，偿还不起，银行会怎么办？
严弘：政府偿还不起贷款，银行只能出现坏账。银行坏账太多，对银行体系会造成很大压力，而银行体系的风险就是整个社会的风险。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确实靠高价出售土地来缓解债务危机，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土地总有卖完的一天，那时怎么办？所以要解决高负债问题，还是要强化偿债责任机制，严格确定偿债责任单位，确保落实偿债资金来源。
（该文发表于2011年6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为王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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