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信息资源开发及阅读文化变迁

一、阅读文化

阅读文化是一种阅读的现象和形式。狭义的阅读文化是指阅读文学艺术类作品；广义的阅读文化是指阅读人类创作的一切文明成果。当代研究者认为阅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基础上，受社会意识和环境制度制约而形成的阅读价值观念和阅读文化活动^[1]。从阅读文化的结构、类型、性质来分，可划分为以接受信息为主的学习型阅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实用型阅读；以审美愉悦为主的休闲型阅读；以创新为主的研究型阅读。无论从阅读文化的定义、结构、性质还是从阅读文化的载体来看，阅读文化都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在知识信息时代，阅读文化已突破时空、地域的界限，网络信息资源使阅读文化进一步扩大。

传统的阅读文化讨论的多是纸本阅读的现象和形式，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呈现出多元多样化，阅读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外延逐步延伸和拓展，把互联网时代的在线阅读和下载阅读等行为也一并收录。近年来新兴的手机阅读，网络阅读，电子阅读等都是阅读文化细微变化的体现。阅读文化正在以其特有的步伐和节奏，充实和丰富着我们的阅读情感，融入和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4月23日正式定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并在1996年更名为“世界读书日”。此后，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会广泛开展各种与阅读相关的活动。据资料表明，自“世界读书日”宣布以来，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很多国家在这一天或者前后一周、一个月的时间内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图书馆、媒体、出版商、学校、商店、社区等机构团体在这一段时间里都会做一些赠书、读书、演戏等鼓励人们阅读的事情，把读书的宣传活动变成一场热热闹闹的欢乐节庆。

在现代社会，阅读是人类从符号中获取知识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心理活动，是传播和保存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途径；阅读是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的普遍社会行为，是一项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阅读对陶冶情操、形成健全人格有独特作用。阅读文化建设有助于提升民族精神境界。民族精神是民族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体现本民族性格和哲学理念的思维特征。它同民族的教育文化意识和特定的国家性质相互作用，构成特定的民族价值观，影响着民族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受这个民族的群体阅读进程的影响。一个民族的阅读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写照，阅读文化深受民族精神的影响，同时阅读文化也影响着民族精神的发展。“审视天下大势，纵观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要昂首于地球群脉之巅，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依靠一种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就意味失去凝聚；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就等于没有灵魂。这所有的一切，都呼唤我们捧起书本。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存一笔精神财富，我们将享用一生，荫及子孙”^[2]。公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阅读的普及和书香社会的建设。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因此，倡导和鼓励一种阅读文化，提倡从小开始培育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是提升民族精神境界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有助于社会文化的持续发展。

二、阅读文化的变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读书大国，自先秦时代到晚清，直至近代的读书人，绵延30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亿万劳动人民加入了读书的行列。而在读书的过程中，每个时代有什么书，人们能看什么书，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读书在每个时代，总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的影响，这个从中国人的60多年的阅读文化的流向变迁中就可以看到。

（一）1949—1966年：红色经典阅读主导的阅读文化时代

1949年7月5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其中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949年以后的全部事实，证明中国文艺正是按照他所表达的路线和方向来进行的。

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欧阳海之歌》（金敬迈著）、《三里湾》（赵树理著）、《山乡巨变》（周立波著）、《保卫延安》（杜鹏程著）、《红日》（吴强著）等数十部作品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激情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奋斗历程和蓬勃的精神风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影响到了当时人们阅读的选择和走向。

与此同时，许多苏联文学的译作得以再版，如法捷耶夫的《毁灭》、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戈洛夫科的《布里扬》、乔尔内的《土地》、伊勃拉吉莫夫的《深根》等。苏联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国人对苏联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而且以其巨大的辐射力在整整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1950年代的中国青年很少有人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苏维埃经典”。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视作家为“灵魂工程师”的苏联文学，与当时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相呼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青年的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

另外，1949年到1966年，小人书（学名连环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图画的通俗性，中国政府把小人书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一时期，小人书作品充实着人民的文化生活，小人书不仅是青少年的重要课外读物，也是许多成年人文化娱乐的重要内容。

（二）1966—1976年：手抄本流行的阅读文化时代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文革”期间，各校红卫兵宣传“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他们砸开图书馆、阅览室，焚烧他们认定的“封、资、修”书籍、照片及其他艺术品。一些红卫兵还闯入民宅，进行抄家，有的打开室内的天棚，甚至有的挖地三尺，搜出的书籍、字画当场烧毁。

“文革”期间，除了“红宝书”、马恩列斯作品、样板戏剧本、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人们开始表现出对文化的渴求，但是当时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手抄本是特殊历史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流行时间主要在1970年到1976年，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它赋予了受难而顽强的那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据统计，文革时期的手抄本有300多种，但不外乎描写两方面的内容：反特侦破、爱情与性。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远东之花》、《少女之心》等。而伴随上山下乡的开始，知青们的读书生活也开始了。无论是老三届知青还是七十年代下乡的知青，在学校接受的教育确实有限，很多知青都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另外，毛泽东著作被称为“宝书”，《毛主席语录》及其续编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北京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南宁版)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收集了“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国人耳熟能详的警句。因其绝大多数为红塑皮本封面，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摘录，所以“文革”中被通称为“红宝书”。作为20世纪60年代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书籍，毛泽东语录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变迁。

（三）1978-1989年：启蒙阅读主导阅读文化的变迁

1.20世纪80年代前期西方思潮的涌入和国内本土文学的兴盛

（1）国外文学大量地翻译和出版。1978年，“文革”结束，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门庭冷落的书店，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中国政治大环境发生了改变，中国人被压抑很久的学习热情如火山一样喷发，但出版的恢复和发展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但困难显然没有阻挡住人们求知的渴望，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文学、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数不尽的主义和流派被一起命名为“现代派”，汇成一股洪流，冲刷着身在中国的创作者。外国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福克纳、加缪、萨特成为了中国文学创作者的老师，他们的思想或语法，也都深深渗透到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创作中。

（2）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文革”结束以后，伤痕文学悄然出现。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当时被压抑几十年人们心中最原始的冲动和宣泄。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和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以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如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韩少功的《月兰》、郑义的《枫》、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王蒙的《蝴蝶》等。但是“伤痕文学”显露出来的底子实在太薄，作品激情有余而底蕴不足。其中，知青小说是伤痕文学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知青文学或描写知青生活的苦难，揭露“文革”非常历史岁月的黑暗，凭吊流逝的青春岁月；或表达“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等等。知青出身的作家们对知青生活的缅怀、对农民问题的独到探讨、对人生真谛的求索，使知青小说成为新时期小说中最凝重、最奇特的组成部分。代表作家有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等，代表作品如《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绿夜》、《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等。另外中国报告文学获得很大发展，成为当时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文学品种。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傲骨》等。后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环境的变化，就逐渐淡化下去了。换个角度说，报告文学其实就是那个时期的时评，包裹着一点文学的外衣，行使的却是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责任。

而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其标志是1984年12月由《上海文学》发起的小说研讨会，拟就与小说创作态势和前景有关的颇为宽泛的问题进行磋商，但后来“寻根文学”的运动和派别出现了，主要包括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万隆四个主流作家与王安忆、乌热尔图、贾平凹、何立伟等四个外围作家。“寻根文学”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想要从中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些联系，同时也拉开与直接现实的距离。这种文化寻根的结果，便是重新发现了世俗。如果说阿城关注的还是世俗精神，那么贾平凹、冯骥才则是对物化的世俗文化有着特殊偏好。

（3）美学与哲学的普及。八十年代是中国人自我选择的一个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一些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者和青年艺术家在某种精神危机的觉悟及由此引起的焦虑中与哲学产生共鸣，释放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青年们压抑已久的焦虑和困惑，给他们信心和勇气。哲学给人们找到了精神的突破口。如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书，对整个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黑格尔、强调“自我选择”与“怀疑精神”的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史上响当当的哲学家名字让当时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哲学思潮。当时的“哲学热”几乎涉及西方现代人本哲学的所有领域，如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人类学、唯意志论等。西方思潮的涌入和国内本土文学的兴盛共同成就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虽然在1982年，国内开始清理“精神污染”，一些书在全国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但到了1985年，政治环境宽松，许多之前被禁的书籍又被准许重新再版。而国家对阅读不设防的政策，也掀起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也让那个年代成为人们至今追忆一个经典。

（4）评书成为新的阅读形式。另外，评书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每天中午十二点半，中央广播电台都有小说连续广播。当时特别是在农村，在精神生活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刘兰芳、单田方、袁阔成的嗓音就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大家，就像现在的孩子喜欢看动画片一样，但是听评书要比看动画片有意义得多，动画片有时候会侵蚀现在孩子纯真的心灵，大量的国外动画片反应的是西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潜移默化中中国的孩子就被西化了。听评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再现，听评书不仅了解了历史，更何况飞扬的文采，无限的想象空间都让人终生受用。通过广播听评书实际也是当时人们的一种阅读形式。

2.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众通俗阅读潮流

80年代后期，就在社会启蒙阅读的主流表层下，另一股阅读潮流——大众阅读潮流或通俗阅读潮流，也在悄悄地进行着。

大众阅读领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痴迷”阅读现象：男性读武侠，女性读言情。武侠的代表是金庸与古龙，言情的代表是琼瑶、亦舒。有意思的是，这些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的来自港台的通俗文化，至今仍有生命力。这两股热潮有共同的特点：一是代表性作家基本来自香港和台湾，如武侠小说中的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以及爱情小说中的琼瑶、岑凯伦、亦舒、玄小佛、姬小苔等；二是这两大阅读热潮起始的时候，都处于半地下状态，并且都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论。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从出版者到读者的版权意识都是缺失的，加上当时两岸三地间的文化交流还有许多障碍，出版者也缺少正确的版权引进渠道。这两股热潮在我国大陆阅读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不但大规模地普及了阅读，使阅读不再只是精英阶层的专利，而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赋予了读书的消遣性和休闲性。(www.xing528.com)

同时，80年代由于当时国人的知识架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都比较相似，没有纯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分野，纯文学如同流行文学一样流行，文学期刊经常脱销，有分量的佳作一经问世，举国上下都竞相阅读，共同讨论；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戴厚英的《人啊人》、莫言的《红高粱》，以及北岛、舒婷、顾城、汪国真的朦胧诗和抒情诗，都成了1980年代国人共有的阅读记忆。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文学作品--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以及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作品--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下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无不成为当年甚至持续几年的畅销书籍。

纵观80年代的阅读文化，可以说呈现了以下的特征。其一，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在建构文化统一体的共识之下，出现了阅读共同体；其三，阅读在美学上也没有出现分化，大众把金庸、琼瑶和萨特放在一起，大众文化和高端的哲学并行不悖。其四，八十年代初期广播是人们阅读的一种主要形式，八十年代后期，电视阅读开始占据主要地位。

（四）1990-2000年通俗化的阅读成为主流

思想启蒙式的阅读在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下很快淡出而边缘化，而80年代后期暗涌的、蛰伏的通俗阅读浮出地表，阅读的精神性与物质性完全颠倒，阅读的功利性、娱乐化逐渐显现，并在新兴电视大众媒体的推动下，迅速成为一种主导的阅读潮流。

1.纯文学与影视共舞

人们认为影视等电子媒介的兴起迫使文学主导地位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这一看法虽有一定道理，却过于简单。文学诚然与80年代的超常兴盛相比衰落了，且文学衰落而影视兴盛是当前全球性态势。但这并不等于没落或终结，而是在衰落中重振旗鼓，奋力在影视夹击中寻觅新的生机。确切点说，文学的复苏的历程恰是借影视之力实现。影视作品成为阅读主流，逐步走向平民化，雅俗共赏。苏童、余华、莫言等80年代后期兴起的先锋文学作家由于影视等大众媒体对其作品的改编而畅销和流行起来。《情爱画廊》、《便衣警察》等一批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成为家喻户晓的谈资。

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大批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的热播，阅读反腐文学成了一种流行时尚，它强烈的批判性和独特的故事性赢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反腐文学中尤以官场题材作品激起人们阅读兴趣，因为官场文学在揭露腐败的同时也昭示了反腐败的重要性。反腐文学主要表现某个集体和个人通过某一个或某一些案子的查处来表达反腐败的主题，代表作有《抉择》、《苍天在上》、《至高利益》、《十面埋伏》、《大雪无痕》、《国画》、《梅次故事》、《机关滋味》、《骗官》、《跑官》、《升迁之道》等等。这个阅读思潮表明了市场经济、经济生活发育成熟的前提下，人们对秩序的渴望，用秩序构建物质生活合法性的渴望。

2.解读文化历史的书籍受到追捧

近些年，历史类的图书和影视剧迅速蹿红。先是由名著改编的历史剧热播，进而是宫廷戏、武打戏搬上荧屏，后来是历史类图书热销，再后来就是“百家讲坛”解读历史的学者备受追捧，居高的收视率、海量的印数和直线上升的知名度表明，解读文化历史的书籍受到追捧。

3.经济实用类图书崭露头角

90年代中后期，生存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人阅读范围越来越窄，考试、求职、创业、励志等实用读物火热。书店的书架上，外语、法律、计算机、经济管理等实用类图书的比重越来越大，文史哲类图书的地盘却有所缩小。特别在1992年重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类图书变得“热门”。“读书就读有用的书。”不用说学校课堂上淹没桌面的大量教辅书，即使是步入职场的人们，仍然不得不花费大量钱财购买各种提高学历、增长知识的书籍。工具书几乎成为9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的阅读主流。如果要描述这个年代阅读的最大特征，那就是阅读向功利性和实用性的转变。

90年代的阅读呈现出了以下特征。其一，就是分化。90年代的阅读是带有明显过渡特征的阅读，是阅读口味与阅读趋向都全面分化的时期。出版市场繁荣兴盛，书店书架琳琅满目，国人的阅读空间越来越广阔，大众阅读渐趋理性，并随着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分化而分化。知识分子喜欢读学术著作和文学名著，普通民众喜欢读通俗类图书，年轻人喜欢读励志类图书，老年人喜欢读文史类图书，想发财的人热衷于财经类图书，各专业人士则阅读与他的专业有关的图书……无论是哪一类图书，都有它相应的读者群和市场。其二，就是娱乐阅读的兴盛。娱乐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市场，趣味性的阅读或者说欲望阅读盛行一时。其三，整个90年代，无论社会还是学界，人们的阅读是随意、偶发和破碎的。

（五）21世纪：阅读走向多元开放

进入21世纪的阅读，多向、庞杂、光怪陆离、纷乱繁杂，青春、言情、财经、励志、名人、小资、卡通、网络、魔幻、玄幻、盗墓、穿越、漫画热蹿升，此起彼伏，而在这目迷五色间，我们似又感受到大众阅读的蓬勃生命力。

1.从阅读的类型来看，类型阅读全面助兴

首先，企业家的传记成为中国梦之一种，广为流行。《孙悟空是个好员工》、《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细节决定成败》、《蓝海战略》、《圈子圈套》等职场书广为流传。其次，解释中国，通过商业经济来解释中国，而新世纪的中国作为世界新舞台，也激起了国人对大国的想象，《大国崛起》的流行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现代人更关心个人身体的健康，身心健康类书籍热卖，背景是医疗费用的飙升。书店里的《登上健康快车》、《人体使用手册》、《求医不如求己》等书开始流行。

同时，新世纪成了80后年轻人文化主导的社会。韩寒、郭敬明等一批青春写手以一种全新的青春心理体验、没有历史负重感的写作，取代了原来的社会现实描写。青少年阅读群体壮大，同时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青少年也具备相应购买力，并有强烈表达群体愿望的诉求，支持了这样一个写作群体并产生相应的阅读群体。

2.从阅读的方式来看，媒介的手段更加丰富

一是电视阅读。近两年阅读市场的亮点之一，是因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播出而带动的国学图书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越来越迫切地想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需要表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易中天、于丹等成了畅销书榜首作家，国学图书的热销反映了国人对传统文化割舍不下的情结，反映了大家对优秀传统文化回归与复兴的呼唤。

二是网络阅读。90年代后期互联网崛起以来，流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网络或者网络游戏的影子。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韩寒的《三重门》、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正是受到新媒体形式颠覆式影响的代表作品—它们同时预示着网络读物时代的来临，而此时阅读也从一种相对经典的传统阅读发展到世俗泛滥的大众俗文化阅读。阅读形式更是从经典的书籍阅读发展为视觉媒体、互联网等日益复杂多样的“泛阅读”形式。

三是手机阅读。收发手机短信已经成为几亿手机族的日常生活，手机阅读已经成为重要的阅读时尚。据消费电子协会(CEA)数据显示，电子书阅读器2010年营收增长265%。“没时间读书”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借口和面临的难题，所以手机作为一个随身携带、方便小巧的工具，逐渐超越了其他电子书阅读终端，成为阅读的新载体。在等人的时候、差旅的途中、上下班的路上……这些零碎的时间成为了手机阅读充分利用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手机阅读“随时、随地”的方便性和个性化提供了更为强烈的数字化阅读感，手机阅读都在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阅读方式，与传统的书籍阅读、互联网阅读并驾齐驱。这对于传统的出版业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可以肯定的是，手机阅读在全民阅读中的比重将日益增加。虽纸质阅读目前仍然是读者的主要阅读方式，但向移动设备转移已是大势所趋。

21世纪的十年来，阅读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书斋阅读走向马桶阅读，从文字阅读走向视觉阅读，从纸媒阅读走向网络阅读，从知识阅读走向娱乐阅读。如果从社会的宏观变化看，大致可以说，这些走势仅仅是现象。媒体人和出版界之所以关心这些变化，那是网络生存发展的需要；家长和老师之所以关心，那是为了孩子的成长。

从我国60年的阅读文化演进历程来看，我们可读的书是越来越多，类型越来越丰富，可选择的阅读方式也多样化了，从单一走向多元，这是阅读文化的总体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回望60年的中国流行阅读史，我们发现，60年来，国人的文化轨迹是通过流行阅读辐射出来的。由于流行阅读投射的是国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时代之阅读是国人的集体吁求和想象，所以，流行阅读与时代文化心理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一部国人的“心灵史”。不仅如此，可以看到的是，国人的阅读生活受历史环境影响很大，阅读体现的不仅止于时代文化心理，还是一部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史，社会变迁史和中国发展史。

六十一甲子，苍黄一瞬间。时代决定了大众趣味，大众趣味决定哪些书流行，以怎样的状态流行。当下，中国正迎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睱接的阅读时代。但中外各种出版数据仍显示，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个读书偏少的国家。50年前，毛泽东曾提出文艺界的“双百方针”。今天，我们相信中国人的阅读，还在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路上，未来中国将迎来阅读的全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