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搜寻新证据将无罪变成铁案——无罪释放
新证据一般很难找到，所以我们用了搜寻这个词。被告人家属一般对家人涉嫌犯罪的情况，一无所如，因此。辩护者要寻找新证据，常常没有任何线索。公安、检察两机关对案件证据又早已做了地毯式过筛，寻找新证据难上加难。但，本着对被告人负责的态度，辩护者不能因为难而不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找新证据呢?
1.在控方证据中找线索
控方证据，一般来源于侦查机关，经检察机关审查确认后，提交给法院作为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依据。但是，因为这些证据一般都是对真实情况的还原，因此，如果确有冤情，我们往往会从这些控方证据中，找到线索，从而指引我们去搜寻有利的新证据。
我的一个当事人，被人诬告却有口难辩，全靠一个不经意发现的证据才洗清冤屈。他多年前做一笔石油生意，因为自己没有营业执照，就利用朋友的公司名义与人签约，后货款直接由他本人领走了。后来那个公司经理因女人的问题债台高筑，向我的当事人要钱不成，就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我的当事人系其公司聘用业务人员，却将这笔生意的4000多万货款截留，拒不还给公司，涉嫌职务侵占罪。
虽然显系诬告，但我当事人与公司没有任何协议，而从表面上看，这笔生意确实是公司的生意，钱却让我的当事人个人拿走了。
他一时有口难辩。虽然他拿出一张公函，是公司当年出具的、要求对方将货款直接交给我的当事人，以此证明他拿走货款的合法性。但公司称公函上的公章是伪造的。一鉴定，果然。我的当事人一时傻了眼。他说公章可能是公司经理自己伪造的，可这样的说法，有谁会相信呢?于是被逮捕，诉到法院。如果职务侵占4000多万确立，我的当事人不仅面临破产，而刑期也会极重。
我们担任他的辩护人后，也觉得他的说法有强词夺理之嫌。但职业精神和业务经验告诉我们，在诉讼中，凡事皆有可能。常人想不到的事情，在诉讼中都是可能发生的。他所言是虚是实，还要看证据。
指控他有罪的卷宗厚厚的有三大本，主要是往来账目。我们就一笔一笔核对。按照卷宗材料看，每笔货款，都是对方公司按照那份伪造的公函，将汇票开给了我的当事人指定的公司。看来我的当事人构成犯罪铁证如山了。
但是，我们在核对了第二遍时，在100多次付款记录中，发现有一个小小的差别:有一张记账凭证显示，这笔50万的汇票，其收款人名称不是我当事人指定的公司，而是报案公司的名称。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可疑线索，根据经验判断，肯定要么还有另一张支票，要么这张汇票的原件背面有报案单位同意转让的印章(即我们所说的“背书”)，而且这个印章肯定不是假的，因为背书的印章必须与在银行的预留印鉴一致。
我们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经验告诉我们，这张汇票的收款人名称是报案单位，那么是怎么转到我的当事人账户里的?方法只有两种，而这两种方法，都会留下报案单位同意将款转给我当事人的蛛丝马迹:一种方法是报案单位收到款后，再以自己名义开支票付款给我的当事人;二是报案单位直接在汇票上背书转让。
但我的当事人对这件事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只好远赴外地，在转账银行的大库里去翻陈年旧账，与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在账簿的灰尘中呛了一天后，终于我们满是污垢的双手，找到了这张汇票，背面清楚印着报案公司的印章，写着同意转让的字样!
这就是报案单位诬告的铁证!是我当事人无罪的铁证!
这张汇票是怎么来的?看到我们拿回的复印件后，当事人也回忆起来:对方公司每一次付款，都是我的当事人亲自去拿;有一次，对方公司随手按合同内容，将收款人名称写成了报案单位，等他们发现写错了时，我的当事人已拿着汇票驱车上了高速公路。我的当事人就说:算了，不换了，我直接找公司背书。于是来到报案公司，报案公司的经理在汇票的背面，盖上公章、小印，将这笔款也转到我当事人指定收款的账户上!
这一个细节，因为时间久远，如果不是这一提醒，我的当事人早忘得一干二净。但是，这一细节却证明:报案公司当时同意将该生意的货款转给我的当事人。如果按报案公司现在所说的那样，我的当事人是背着公司将货款转走的，那么这次错写汇票，其罪行就该败露了，但报案公司非但未表异议，还同意将款转给我的当事人，其报案显系诬告。
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主动要求撤回起诉。我的当事人无罪释放。
至于公函上的假公章是怎么回事儿，可能永远是个谜了。也许我的当事人的解释是可能的:那位公司经理早就故意设下了圈套。如果没有这一张写错的汇票，属于自己的巨额货款不但会被对方夺走，财产也将被法院判决没收，自己也将在牢中度过十余年。
2.寻找关键证人，并重新谈话，看是否可能发现新问题
在一起黑社会火拼案中，我的当事人开枪打死了对方，被控故意杀人罪，面临死刑判决。但据我的当事人介绍，当时他并不想打死对方，而是一起意外。他是这样说的:
当时，他与“仇人”夜半相遇，两人口角争吵后，仇人从腰里摸出一支自动手枪，他也从怀里掏出一杆五连发，两人举枪对峙，但都是言词恐吓，谁也没有开枪的意思。当时街上除了他们俩外，还有仇人的一个女友，此外空无一人。仇人的女友一边劝自己的男朋友，一边呵斥让我的当事人快走。我的当事人一边举枪对着仇人，一边后退，忽然他知不怎么重心一下失衡，向后重重跌倒，同时手中的枪响了。在听到自己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同时，是一声女人撕心裂肝的尖叫。他爬起来，才发现仇人倒在了血泊里。他撒腿就跑，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才发现跌倒时枪扔在了现场。几天后，我的当事人即被捕，留在现场的枪和枪上的指纹成了最好的证据。但他对开枪系意外的辩解，没有人相信。
当事人讲了这段过程后，我想，如果是真的，他的故意杀人罪就变成过失致人死亡了，不但会免于一死，刑期也将大幅减轻。而判断这个事件的真假，惟一能说清楚的，就是当时在场的那位女子。但是，我的当事人杀了她的情人，她会配合我们吗?
更难办的是，据办案民警讲，因为死者有妻室，这个女青年当晚就“人间蒸发”了。警方从未找到她，只知道她的一个“江湖绰号”，不知真名叫什么，也不知住在哪儿。
在这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里，这就有点大海捞针了。但是，我的当事人命运如何，只有找到这个女子，才可能有答案。
应当感谢我在反贪局作检察官的经历，使侦查的职业本能仍然在血液里流淌。我先从这个绰号着手，从死者的外围社会关系查起，一点一点拼凑这个女青年的特征。这些知情人与死者的接触都不多，难以提供有价值的情况。但我们却从大量的废话里，筛出了一些细微的线索:比如，我们发现这个女人说话虽是本地口音，但有个特点，原意将“本来”如何如何，说成“地根儿”如何如何;据我了解，“地根儿”是另一个城市的方言，而且是一个早就消失的方言;根据这句方言，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女人父母自外地迁来，而她生在本市，却频繁使用这个外市已经消失的方言，说明她幼年可能生活在父母原籍人在本市聚居的地方。这种聚居的地方，在本市一共有五六个。虽然这还是一个很大的范围，这些原来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因为城市的发展，早已变成了混居，依旧是人海茫茫，但这个女青年的大致成长和活动空间被勾勒出来了，我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寻找可能与死者和女子都有关系的人。
这期间，根据一些知情人不太准确的记忆，我比对了数百个人名，都被一一否定了。最后，终于又有人说出她可能的名字，我立刻对全市的户籍进行比对，发现叫这个名字的有一百多个，但按父母原籍和生活区域，符合的有三十多个，再按年龄与职业排除，还剩下七八个了，再也无法排除了。我只好逐个拜访，有人配合，有人白眼相向，结果根本没有我要找的人。
就在我再次失望时，一个被我访问过的人突然说:她小时候在动物园附近住时，有一个女孩儿有点像我要找的人，因为那女孩儿的乳名，就是我要找的这个女人的绰号!我把这个情况通告给部分知情人，有一个知情人恍然大悟地说:对对，就是她!
我立刻按户籍查到这个女孩儿的住址。但当我兴冲冲到了现场后，现实让我大失所望。
这是一个坐落在市中心、快有100年历史的破旧小巷，已变成一条专卖五金件的繁华小街。因为小商人频繁的私自改造，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户籍记载的那个门牌号码。我试着打听她的名字，才发现这里已全是做生意的南方人，本地居民几乎都走光了，没人听过这个名字。
我实在是不死心。一个整天都在小胡同是转，在挂满了小五金商品的小巷里转，在吱嘎作响的破楼梯上爬，在黑黑的楼道里敲门。
我已经准备放弃了，这时，在一个门口，摆水果摊的妇女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找的人就住这楼上!我大喜过望，大步踏进黑暗又充满霉味、杂物上落满灰尘的楼道里，只见一个长长的楼梯，像天梯一样伸到同样黑暗的二楼。但这里对我而言却似乎充满光明。
那位妇女说，女青年的家，就住在二楼左手这间。可我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声。过了一会儿，对门出来一个妇女，说:别敲了，她家早没人住了。
我又一时心凉。但她接下来一句话，倒是给了我一点希望。她说:这间房子租给南方人当仓库了。虽然是仓库，毕竟与我要找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那房东什么时候来呢?
对门妇女说，她一般不来，也没有她的电话。只是收房租的时候，可能会来，但也不一定见着她。
我于是将我的手机号留给这位邻居，请她见到那位女青年时，务必请她给我回电话。
下了楼后，我又不放心，怕一旦女青年来时，与邻居碰不到;即使邻居碰到她，还不知要过多长时间，可能早把我的转告忘了。为保险起见，我又跑到街对面，买了胶水，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她的门上。
从此，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我的手机响了。是这个女子来的电话!
她对我仅凭一个“江湖绰号”竟然能找到她，感到十分惊讶。她冷冷地又很“江湖”地说:虽然她痛恨我的当事人杀了她的男友，但佩服我们“这么认真、叫劲儿”，“就帮你一把”。她介绍的情况，基本与我当事人讲的一致!虽然她作了证后，仍然对我们冷眼相向，但是，我的当事人却免于枉判一死。
因此，如果有关键证人，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找到他/她!
另外，顺便介绍一个与此相关的辩护技术:对于用来辩护的证言，最好能找到物证予以支持，才能确保你的辩护万无一失。
在这个案子中，当这位女子提供了证言后，笔者却有了新的顾虑:法庭会不会怀疑我们搞的证言是伪证?如果这个女子再改口，不但对我们律师不利，而且也会使辩护前功尽弃。于是，我们又将目光返回到卷宗，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能佐证女青年的证言。幸运的是，笔者在一张现场照片上，发现死者脚前不远的地方，正是一个人行道道石拐弯的地方。而不久前市政府为了制止车辆开上人行道停放，特意将人行道石修得很高，使车开不上去。因此，根据现场当时的情况，我的当事人完全有可能在举枪向后倒退时，因为身后的人行道石过高，而一脚踏空跌倒，从而使枪支走火，造成对方死亡。这一段拐弯且很高的道石，可以说明我当事人的辩解与女青年的证言有着合理的可能。而且，女青年又是当时死者的女友，她作的有利我当事人的证言，无疑可信度极大。
最后，我的当事人故意杀人罪不成立，被判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数年徒刑。
3.与“不相干”的人广泛谈话
在困难中搜寻新证据，你还要与那些看似“不相干”的人谈话。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家属不了解，谁是证人、谁更了解情况，他根本不知道。因此，要向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亲朋、同事、生意伙伴尽可能多地走访、谈话，了解情况。比如，在这样一个案件中，三人被控告因讨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面临10余年徒刑，我们在搜寻证据时，就是这样广泛地找人谈话，后来我自己也没想到，从另一个城市会冒出一个证人，而且这个证人的证言，极大地支持了我的无罪辩护主张，最后，两次被判10余年徒刑的三人，均被无罪释放。(见最后一节:“综合使用辩护技巧”)
2.证据寻疑将案件办成疑案——疑罪从无
有时，辩护者也无法确定你的当事人是不是真的无辜?这时怎么办?辩护者的策略是:办不成“铁案”，就看能否办成“疑案”。
比如，一官员被控受贿，其中有一笔，证人作证说:她给被告人买了一个等离子电视，与司机一同送去。司机也作了证。虽然官员否认这一笔受贿，但由于是两个人指证，这一笔受贿被认为证据充分。但我们仔细阅读了证人证言笔录后认为，这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司机只是证明，他驾车将女经理送到这位官员楼下，由女经理一个人搬电视上楼。当时他想帮忙，被经理拒绝。然后他看着女经理将电视搬上楼，过了一会儿女经理空手下楼了。
我们认为这份证据大有文章可作。于是去了现场，实地察看了官员所住的那栋楼。然后要求法庭传讯司机证人，我们盘问他说:你当时停车的位置，是楼前还是楼后?他说是楼前。我们通过楼前的一些细节使他确认他的证言后，我们向法庭提出:他把车停在楼前，那个位置根本看不到每个单元的楼道入口，也就是说，女经理从这个位置进入居民楼，必须要绕到居民楼的后边，而女经理一绕过楼角，就脱离了司机的视野，因此，女经理是否进了居民楼?她在做什么?司机根本看不到。因此，他证明说“看着女经理搬着电视上了楼”，完全是主观判断而已，并不是他实际看到的情况。司机只能证明她将女经理和一个行贿的等离子电视送到了官员楼下，但却证明不了那位官员收到了这个电视。这一笔受贿，就变成了只有女经理一人指认，而没有其他证据。最后的法院判决中，对这一笔受贿数额不予认定。
再如，一起瓜子厂老板涉嫌故意杀人案，也是以疑点否定指控。具体的辩护方法是:某女以偶尔卖淫为业。一日吃过晚饭后，其丈夫用自行车将她送到一熟人家，便自行离去。晚上其夫来接时，未能找到此女。一个月后，该女尸体被发现于郊区一井内。经调查，此女死前与一瓜子厂老板联系过。因此，该瓜子厂老板被认为有重大杀人嫌疑，到案后，其本人供述不讳，侦查人员也在其住处，搜出与包裹尸体相同的蛇条袋，与勒在尸体脖子上的相类似的塑料绳;遂被诉至法院。
但我们在办案中，却发现此案有大量疑点:
一是被告人对杀人经过供述不一致。被告人最早的供述是:他先用手扼住她的脖子;但后来的供述是先用双手将其推到在地，然后再扼脖子;对用蛇皮袋装尸体的经过，其口供也不一致:开始他讲的是从脚上套起;后来又讲是从头上套起，然后再用绳子交叉后用力勒。
被告人供述的手段，不仅前后矛盾，与其他证据也不吻合。如现场勘察笔录记载:死者颈部有白色塑料绳，系用该绳勒死;但被告人第一次供述是用手勒死，没有出现“绳子”这个字眼;第二次供述虽然说用了绳子，但这是不是侦查人员为了与勘察笔录吻合而“制造”出来的口供?而且，即使按照这个供述，被告人实际上是隔着蛇条袋勒被害人的脖子，但尸体发现时，绳子是直接套在死者脖子上的。因此，虽然被告人对杀人供认不讳，但其供述却不可采信。
二是女子的丈夫证言可疑。我们认为，在法庭调查中，其夫自身有如下疑点没被合理排除:首先，该女从失踪到被发现死亡近一个月时间，其夫居然没有报案，不合情理;其次，被害人与多名男子有不正当关系，其夫是否知道?如果知道，不排除该女被情杀的可能;而且，我们从笔录中发现:其夫的证言与其子的证言不一致。其子作证说:当晚其父送其母去某人家;而其夫的证言则说去的是另一家。那么他俩谁做了伪证呢?
三是另两个熟人的证言也有疑点。其中熟人之一，就是其夫所说的被害人当晚所去的朋友家。这两人均为男性，常与被害人一起小偷小摸，曾被公安机关处理。但两人关于当晚的证言也矛盾重重。如熟人一供述说:被害人当晚三次离开他家，又三次回来，其中一次走时还要了一个红色塑料袋，再回来时这个塑料袋又不见了。那么，被害人频繁出入他家是为什么?再如，熟人二当时也在熟人一家里，熟人二作证说:被害人当时曾说“大拐”(即被告人)约她晚上12点去玩玩(指卖淫)。但熟人一却说，他曾问被害人:你怎么不回去睡觉?好像他不知道“大拐”(被告人)约她半夜“玩玩”之事。然而，当时他/她们三人在一起说话，熟人一怎么会听不到这句话?到底是谁编造了证言呢?
鉴于这些疑点，我们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些证人本身就很可疑。被告人最后被判无罪。
3.证据排除法
即将控方使用的证据，认定为“不是证据”。一旦将这些证据排除，你的当事人就可能无罪。那么，如何才能将指控你或家人犯罪的证据排除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如:在一起涉嫌因讨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案”中，“被害人”在跳楼前，在通讯录里夹了一张纸条，上写:“我是被逼跳楼自杀。”公安机关正是根据这张纸条，将我的三个当事人逮捕，并被一审法院判处14年至12年不等的徒刑。(www.xing528.com)
从这张纸条开始，就涉及了几个证据排除的方法。排除控方的证据，主要找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其内容是否可信。该案中，我们从卷宗其他证人证言中，发现大量这样的字眼，“他欠钱太多”，“他说话不可信”，等等。说明这人欠债多，跳楼真实原因可能是不堪债务压力;说话真实性差，又有说假话陷害债主、即我的当事人的可能性。
第二，什么东西没有资格作证据。从性质上讲，这张纸条就不是证据。因为它只是被害人一方的指控，而他的指控需要被证明，也就是说，指控本身，不能作为证据。
我在法庭上说:如果这个人没有死，现在到公安机关主张:某某非法拘禁了他。公安机关能仅凭他的这句话，就把他控告的某某抓起来吗?当然不能。
第三，证人的资格有没有问题。利害关系人作的证据，除非证言有利于对方，否则不能作为证据。
上述一案中，指控我的当事人犯此罪的另一证据，是被害人妻子的两份笔录，其妻称:被害人曾说:我被人绑架了。但这同样不能作为证据，因为此话系死者妻子所说，不能将她的话用来指控我的当事人。因此，其妻的笔录，就被排除在证据之外。
第四，看证据间有无矛盾之处。我们在办理一起重大贩毒案时，有一个情节:丈夫曾开车去接贩毒回来的妻子，这时，就涉及到丈夫是否明知其妻贩毒。明知，则可能被判死刑，不明知，则无罪。
这位丈夫曾说过自己明知，后来又翻供了，辩解说当时只是想替妻子担责。但对他不利的是，妻子与同案犯也说过他明知。但也说过他不明知，因为丈夫不稳重，她们不愿告诉他。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丈夫的行为?有罪还是无罪?
我们在法庭上提出，虽然丈夫承认过自己明知，其妻与同案犯也说过同样口供，但是，其丈夫所供述的犯罪情节，与同案犯的供述，在细节上存在大量不一致情况，因此，有可能丈夫确实不明知，确定有可能为了替妻揽罪而故意称自己明知。因此，我们认为，在证据存在矛盾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在判断困难的情况下，法院对丈夫予以从轻处罚，使死刑判决得以免除。
第五，被告人自己承认的，也可以排除。有时，被告人自己都承认有罪了，他陈述的事实也可以排除吗?如果律师这样主张，有人常表示不理解。但是，法律有明确规定: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不能单纯作为定罪的根据。即:如被告人不供述，但有证据证明时，就可定其犯罪;但是，如果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就不能仅靠被告人的口供定罪。
比如，我们办理的一起杀人案，被告人涉嫌酒后因口角打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到案后，其供认不讳，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只求速死。因为此案没找到任何其他证据:只有一具尸体，没有凶器，没有现场，没有目击者。刑警怕他翻供，还专门将审讯情况作了摄像，以证明没有刑讯逼供，都是他主动交代的。一审此人被判处死刑。
但我们在辩护中，发现了一些关键疑点(见本文“证据寻疑将案件办成疑案”一节)，认为被害人的死可能不是他造成的，可能另有他人行凶或另有原因。而他供述酒后的行为，有可能存在记忆不准确的情况，而且。据他自己陈述，当他知道自己酒后打死最好的朋友后，觉得无脸见朋友家人，到刑警队后，只求速死，怎样严重就怎样供述。
因此，我们认为，他的认罪口供，是不能全信的，况且我们还发现“另有可能”的疑点。于是我们请求二审法院更改对他的死刑判决。二审法院仔细考察了我们的意见后，将被告人改判为死缓。
4.倒用证据——排除你的当事人责任
倒用证据，就是在乱麻一样的证据里，寻找有利于当事人的蛛丝马迹，从而为其争取从轻减轻处罚。
控方证据，本来是用来证明你的当事人有罪的，但却被你用作辩护，因此我将其称为:倒用证据。
在一起蹊跷的“杀人案”中，辩护人即使用了“倒用证据”的方法。
一对夫妻，晚上正常入睡。其幼子与保姆也睡在同一屋中，中间以布帘相隔。但第二天早上，妻子的尸体却出现在离他们的住处数百米外的铁轨上。妻子的哥姐向铁路公安部门提出死因有问题，要求查明。因为该夫妻关系曾比较紧张，死者为此提出过离婚，虽然法院调解和好，丈夫仍有殴打死者的行为，并有两次卡了死者的脖子。铁路公安机关经侦查后，确认丈夫杀死了妻子。
检察机关为此指控称:死者与其哥嫂在一公园内，经营游乐场。案发当日，死者丢失了四本高架飞机游乐票，被哥嫂责备，心情忧郁。晚12时许，其夫欲过性生活，死者不同意，为此，两人发生争吵，其夫用手掐死者的脖子，致死者窒息死亡。其夫即将死者捆绑，背出家门，听到火车鸣笛声，顿起移尸铁道、制造自杀假象之意，即将其塞入一货车轮下，并躲在一边观察。后列车开动，将死者尸体碾压。次日凌晨，铁路工作人员发现被碾碎的尸块，并发现尸体左手掌心写有“文教路11号”字样，铁路部门据此找到死者住处及其亲属。
一审判决被告人死刑，被告人不服，上诉至省法院，二审仍维持了死刑判决。辩护律师为此再向省高级法院申诉，并认为此案定罪的证据，实际上也是被告人无罪的证据疑点。
比如:按办案机关查明的事实，死者因夫妻感情不好，常说自己心烦，得了精神病，曾两次到省精神病院诊治。案发当天又因丢失四本游乐票而心情忧郁。这些情况，即可用来说明杀人动机，也使人怀疑死者有忧郁症的迹象，不排除自杀的可能;而且，检察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也同样说明死者可能是自杀，比如:法医鉴定中，以死者颈部、面部的损伤，来认定该损伤系扼死、勒死;但是，这些损伤也同样可以因火车碾压形成，不一定就是被扼、勒形成。死者手心上写有自己的住址，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正好说明这是死者自杀前的准备，希望人们发现她的尸体后，可以按地址找到她的亲属?我们认为，这一证据细节，说明死者自杀的可能性极大。
案卷中保姆的证言也可证明被告人无罪。被告人杀妻抛尸的这些细节，主要是保姆讲的。但是，按照卷宗记载，保姆在第一次作证时，称死者在死亡当天凌晨3时许自称外出跑步而单独离开住处，此时被告人正在床上睡觉。后来，保姆也被铁路公安机关以杀人嫌疑刑事拘留后，保姆才又讲了上述那一段杀人过程，此后数次证言均一致。但是，她的第一个证言不正是说明被告人没有作案吗?在她前后证言不一致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采用第一个证明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言呢?戏剧性的是，我们在与保姆家属谈话时得知，保姆作证后，表现出精神不正常，并进一步得知保姆也曾得过精神病，我们为此设法找到她治疗精神病的病历。因此，按保姆的前后矛盾、又系精神状态不确定的情况所作证言，不能作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另外，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杀人成立的一个理由是:被告人对抛尸现场的具体情况，与铁路证人所言的完全一致。但是，正是这种“完全一致”，不但不能说明被告人供述的真实，反而说明被告人的口供有问题。被告人能够供述现场的一些大致情况，是有合理解释的，因为他处理事故时，到过现场;但是，被告人在供述时，对一些细节说得太清楚，反而让人怀疑。如清楚地供述火车压人前后整个车站的停车情况，铁路人员的穿着和走动情况等等。他又不是想炸掉整个车站，他抛尸前有什么必要对整个车站的停车情况进行观察?他供述的这些细节，是他不可能知道的。而且，对现场情况知道的相当具体而准确，这不符合一个杀人犯恐惧紧张的心理。实际上，对笔录进行比对后，我们发现:被告人供述这些细节时，也是凌乱的，前后不一致的，有明显的、人为的逐步“完善”以“吻合”现场情况的痕迹。
另外，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是:铁路公安侦查此案时，会不会因为利益而影响办案的公正?因为，在死者被碾压死后，家属曾向铁路交涉索赔。如果将此案办成刑事杀人，铁路则可免予赔偿。在现行体制下，铁路公安系铁路企业自己的公安队伍，在本案涉及本单位利益的情况下，铁路公安会不会出现“思维走偏”的情况?
在将这些控方证据解释成无罪证据后，省法院撤销了原审判决，认为死者自杀的可能不能排除，认定被告人杀人证据不足，宣判被告人无罪，予以释放。
5.综合使用的辩护技巧是什么?
更多的案件，需要你将各种辩护技巧综合运用，从而争取被告人罪轻或无罪。
我们办过的一起案件，包含了许多辩护技术与辩护理念，生动地了说明这一技巧:
辽宁某发达地区，某企业家讨债时(第一被告)，将欠债人从法院领回公司，午饭后，当地一位有刑满释放背景的企业主(第二被告)，将欠债者安排入住某高档酒店，并安排一人(第三被告)同住。7天后，欠债者在酒店跳楼自杀。公安机关遂将三人抓捕，当地法院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判处三人14年至12年徒刑。
在刚接手此案时，我也怀疑这三人有罪，但通过审阅案卷，认为证据疑点多多，不足定罪。
我的当事人辩称:他不是非法拘禁，只是应“被害人”(欠债者)的要求，为其找了个酒店躲债。
那么，到底是非法拘禁，还是“帮被害人躲债”?我们在这个案件中，运用了多种辩护方法。
1.我们首先用“证据寻疑”法，在证据中发现了大量的疑点
比如，从指控三人犯罪的一份公安机关笔录中，我发现一句话。这是“被害人”跳楼时送餐服务员的笔录:“我走到房门口时，看见门虚掩着……”，在数万字的笔录中，这么一句不起眼的话，却被我们挑出来作为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之一:门虚掩着，暗示着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被告人当时在实施非法拘禁行为，应当害怕为人所知，而“房门虚掩着”，说明他们并没有实施犯罪时应有的恐惧;更重要的是，“房门虚掩着”，也说明我的当事人并未对“被害人”实施非法拘禁。如果真是这样，被害人在房门虚掩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呼救，或者夺门而逃。
但司法机关有人反驳我的观点，认为那位有刑满释放背景的人物在当地名声大，类似黑社会，虽未对被害人进行强制拘禁，但实际上有“精神拘禁”作用，即:让被害人跑，被害人也不敢。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精神拘禁”不是非法拘禁“罪”的一种形式。认为“精神拘禁”也构成非法拘禁罪，听起来确实让人难辩驳。但是，我们如果从刑法规定非法拘禁罪所保护的法益来看，其法益是公民的人身权利，那么，构成此罪的条件，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主观上也有此种故意。但是，精神拘禁，即含义正是行为人没有实施限制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但在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威慑力，使对方感到恐惧而自己觉得受到了控制。这就出现了问题:第一，如果行为人什么也没有做，只因为其本身对他人有威慑力就可以定罪的话，等于说一个是否构成非法拘禁罪的标准，就看他人的感觉和胆子大小:胆子大的，不怕你什么黑社会，没感到什么精神威慑，那么这个黑社会就不构成犯罪;胆子小一些的，不是黑社会的他都害怕，那么使他感到害怕的那个人就构成犯罪了。这显然是荒唐的。
而且，如果凭他人的感觉来定罪，我们就无法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如果行为人的故意是帮他人逃跑，而他人认为是要将他带走关押，我们能仅仅按他人的感觉就定行为人的犯罪吗?这显然也是不能的。
一段时间里，以“精神拘禁”来断定我的当事人犯罪，差一点成了司法机关的主流意见。经过我们反复的理论论证，终于使司法机关摒弃了这个观点。
同时，我们从厚如两块砖头的案宗里，字里行间还发现了大量的疑点。比如，“被害人”妻子用来指控我的当事人的笔录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对话:“被害人”在酒店期间，曾给其妻子打电话，让其妻筹钱还债。其妻问:你现在哪儿?他说:我在太阳沟。“太阳沟”，正是“被害人”所在的酒店的位置。如果“被害人”真的是被非法拘禁了，他这时完全可以说:我在某酒店。他有机会说而没说，说明他也不想让其妻知道他的位置。这就是使他是否被非法拘禁，变得模糊起来。
2.用“证据疑点”的方法和“搜寻新证据”的方式，来进行辩护
如，那位第一被告(债主)坚称:他没有指使有“黑社会”背景的人物为其讨债。我们就想:本案非法拘禁讨债是否成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证明债主是否指使了“黑社会”。因为刑满释放背景人物与“被害人”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只有受到债主指使的情况下，才可能拘禁欠债者，这是本案一个决定性的逻辑前提。缺乏这个前提，三人就无罪。我们认为这是案件的死穴，于是就从这一块下手。
那么，债主是不是指使了“黑社会”背景人物呢?从卷宗看，我们发现侦查机关一直没有证明这一问题。只是一个推断。我们想，如果能找到确切证据，证明债主没有“指使”，这个案子就说清楚了。但时过境迁，侦查机关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律师如何解决呢?这时，还是在反贪局做侦查员的工作经验帮了我的忙，我要助手去电话局查阅他们二人的通话记录，果然发现，在发案当天，债主的手机，没有给有刑满释放背景的第二被告人打过电话，倒是有一个后者给前者打电话的记录。但这样一个记录说明，既然债主没有给第二被告人打电话，就证明债主没有指使第二被告去拘禁他人。当然这种证据不是绝对的，债主完全可以通过传话的方式“指使”。但是，要知道，被告人一方，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而司法机关要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义务。因此，在司法机关没有证据证明“指使”的情况下，我们又找到了“通话记录”这样一个相反证据，就足以推翻司法机关的假定了。
事后证明，我们调取“通话记录”这个动作是及时的。因此案牵涉当地政治因素，地方政府希望判三人有罪，因此给公检法施加了压力。后来得知，如果我们慢了半拍，这份通话记录就被销毁了!
3.为搞清真相，我们走访了大量“不相干”的人，这时，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收获
我们在走访时，在另一个城市发现了一个看似与本案不大相干的人，称“被害人”在酒店“居住”期间，有刑满释放背景的被告人曾打电话给他，称“被害人”要卖工厂还债。他于是带“被害人”离开酒店，去查看了他的工厂，然后又将“被害人”送回了酒店。这是一个重要证据:如果“被害人”真的离开过酒店，更证明“被害人”当时并没有受到非法拘禁，从而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无罪。
但我也非常担心:这个证人是不是被告人家属安排的，是不是个伪证呢?律师是被告人合法利益的维护者，但不是被告人的同谋。采用“伪证”的方式辩护，可能一时得逞，但最终对自己和当事人都是不利的。
4.我们又采用了第四种方法，即“还原实践检验证据法”
我先对这个证人进行了反复地盘问，并出其不意地，按他所说的行动路线，进行了“还原实践”，即请他按证言笔录中的时间、地点、路线走了一遍，考察在他说的时间内，能不能走完一个来回，以及一些细节是否真实。比如，他说被害人厂房窗前堆了一些建筑用材，被害人在爬上建材堆趴窗看时，还从材堆上滚了下来，划伤了小腿。而被害人小腿上的伤痕，正是公诉人认为非法拘禁成立的证据之一，他们认为这是被告人曾对被害人进行殴打造成的。如果这些伤是在材堆划伤的，就推翻了公诉人的主张。可见，这份证据多么重要。我在现场果然发现那里有一个乱七八糟的材堆，那是附近另一个建筑公司堆放的。现场情况与所用时间，与其讲的情况完全吻合，这样，我们确认这份证据不会有问题，即将其呈交法庭。
果然，这份证言出现后，引起强烈震动，该证人立即被当地公安机关传去，被反复盘问，而且，也按照我的方法，对其所述内容进行了“侦查实践”，即按路线地点重走一遍，并用摄像机全程录像。但没有发现任何破绽。事后，公安机关对这位证人说，如果侦查实践与他的证言有一点儿不对的地方，立刻会以“涉嫌伪证罪”刑事拘留他。
我们也庆幸自己事先检验了证言的真实，否则不但我们很麻烦，对被告人的辩护也极为不利。实际上，这份证据成为确认被告人无罪的关键证据之一。
这一证据的成功发现，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事实上，这个证人说的情况，不但被告人家属不知道，就是被告人自己也忘了。而且该证人又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如果不是辩护者和家属共同克服了“失败”心理，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这份证据也许永远也不会浮出水面。
我也常用这个案例，向新律师讲授:不要轻易相信起诉书的结论，作为辩护者，应当尽可能地自己搜集证据;也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这个案子进行审到中期时，两被告家人都已灰心，主张认罪，到监狱再想办法。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请家属自己选择。当时，只有第二被告的妻子——一个知识女性，支持我的想法。后来，当三被告人被宣判无罪的时候，一些家属和朋友还有些不相信。
除了利用证据战术外，我们也使用了其他的辩护方法。
比如，主观故意排除法。我们认为，第一被告(债主)与第二被告(有服刑经历的企业主)如果是非法拘禁他人讨债，就必须认定两被告有“共同故意”，没有这一前提，不能定罪。而本案中，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们有“共同故意”。而那个第三被告，是第二被告公司的员工，他只是受经理指派，(按其辩称是)“陪客户”、“照顾客户”，更无法证明他与前两个被告有共同故意。事后，检察机关也承认，找不到“共同故意”，是他们做这个案件的死穴之一。
还有:行为性质分析法。犯罪，不仅要看是不是造成了后果，还要看行为人是否做了法律禁止的行为。
本案中，有一个细节:当时只有第二被告一个人驾车，并带走了“被害人”。这就可以推断，被告人肯定坐在驾驶席，而“被害人”是自己上的副驾驶席，而且是自愿的。因为，即便有可能是被告人将“被害人”塞进车内，但被告人要开车，还得绕到另一侧、即驾驶席上，而这时“被害人”如不愿意，就可以下车逃跑;被告人根本就不可能一手开车，一手压制“被害人”的反抗。因此，从这个事实推断，“被害人”当时是自愿跟随去的酒店，被告人没有非法拘禁的行为，因此不能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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