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犯罪构成的方法及其指导意义

方法一:主观故意切断

我们已经知道，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要考察四个条件:行为侵害的法益;行为本身;主体条件;主观有无过错，过失或故意。主观故意切断的方法，就是分析行为人当时的心理活动，如果能切断“主观故意”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就可能决定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

1.比如，有人向我咨询这样一个涉嫌抢劫案

大连一青年，被一位绰号“小崽”的朋友请去同赴上海，当时告诉他是去讨债。上了飞机，他发现“小崽”还带着女朋友同行。到上海后，“小崽”的女友将他们引领到一处民宅，叫开了房门。三人进屋后，“小崽”即将屋内两位女青年捆绑，并搜出其信用卡，威逼两女青年说出密码后，其女友立即持卡赴银行，取出钱后，打电话告诉小崽“事已办妥”，小崽遂领着我的这位当事人离开。整个事件中，我的当事人未说一句话，也未有任何动作，但对小崽的行为充满疑问，回到大连越想越不对劲儿，觉得这是抢劫，但也没报案，只是打电话把“小崽”骂了一通。办案机关起初认为:我的当事人在现场虽未有动作，但其出现在现场，已足以对被害人形成威慑，使被害人不敢反抗，客观上对“小崽”的抢劫行为起到了帮助的作用。而且，从“小崽”当时的行为，我的当事人已经应当预见到他所参与的是抢劫行为，但并未表示反对，其事后也确实认识到了这是抢劫。因此，将我的当事人网上通缉，并予逮捕。但我认为这位青年并不构成犯罪。主要的理由就是他没有实施这次抢劫的犯罪故意。首先，这次抢劫的策划者，一直未明确向我的当事人告知其抢劫的目的，而是说去讨债，因此，我的当事人与他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而共同犯罪，要求必须有共同的故意;其次，在我的当事人看到“小崽”捆绑两位女青年时，是否已经清楚他参与了抢劫犯罪?我认为这个结论也是不明确的。因为，在讨债中，债主采取过激行为索取债务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因此，我们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当事人不能完全肯定这是抢劫行为;最后，我的当事人对抢劫行为有所发觉，事后也确认自己参与了抢劫，但这是事后的认识。犯罪，要求必须是在犯罪当时有故意，而不是事后有故意。因此，办案机关最后也同意我们的主张:这位青年虽然一同去了抢劫现场，客观上虽然对抢劫形成了帮助，但因为其虽身在犯罪现场，但却无犯罪故意，遂作出不予起诉决定，予以释放。

2.在经济案件中，当事人的犯罪故意更难认定，也常常因此被判定为无罪

如，某城市将大批民营企业家抓起来，因为他们到期不能偿还地方银行贷款，被定为贷款诈骗。但我们认为，这些人虽然实施的行为符合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但主观故意无法判断，不能定罪。比如，这些企业家当初向银行贷款时，或者提供了虚假的担保，或者编造了经济合同，这些行为，都是贷款诈骗罪明确惩治的行为。但是，确定犯罪，仅仅依靠行为不行，还要考察主观故意。贷款诈骗罪对主观故意的要求，是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这些企业家提供了虚假的担保，但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因为商业目的用钱心切，采取了欺诈的手段，就不能定罪。而这些企业家获得贷款后，并没有证据证明将钱直接用于个人挥霍，或存入个人名下，因此，不能证明他们当初的主观故意，就是“非法占为己有”，因此，不能定罪。

但有人说:因为这些企业家的公司都是私营的，因此，贷款为私营公司所用，自然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实则荒唐。这样说来，私营公司都不能贷款了，而且，这种说法会导出一个荒谬的结论:银行明知这些企业是私营的，那么银行向这些私营企业贷款，就明知贷款将被非法占有，于是银行就成了贷款诈骗罪的共犯——受害人自愿成为加害人的共犯，有这样的道理吗?

因此，这种非法占有，应当理解为个人生活目的直接占有。那种投入到商业中进行经营的行为，不是非法占有。因此，断章取义地定他们犯罪是不恰当的。地方政府更不能用刑事手段，来为自己讨债，这涉嫌滥用司法权。在这起事件中，由于律师的依法交涉下，大部分民营企业家获得释放。

3.在主观故意向重罪转化时，如能通过对主观故意的分析，使这种转化被切断，也可以导致罪轻

如，某人被朋友请去，为其盗窃在门外望风。但其朋友入室后，发现主人在家，即实施了暴力抢劫。他的朋友即由盗窃犯罪转化成为抢劫犯罪。但这个望风者如何定罪?也跟同伙一起定抢劫罪吗?如此则刑期远远重于盗窃，似乎对这个望风者也不公平。因此，我们认为，该人被请去望风，只有盗窃的故意，而其同伙入室后转化的抢劫行为，超出他与同伙的共同故意，所以，他只能在盗窃这个与同伙重叠的共同故意内，承担罪责。即同伙犯抢劫罪，而他应定盗窃罪。最后法院对其以盗窃罪的从犯予以从轻处理。

方法二:行为分析

对案件中所有当事人的言行举止，进行综合分析，推断案发时真实情形，从而找出罪轻或无罪的根据。

比如，有这样一起案件，女方指控男方强奸，男方指控女子以色相勾引敲诈勒索。我们作为女方代理人，对此颇费脑筋。这一对男女系普通朋友，彼此关系却不错。男子买了房子后，女孩儿即租住男方的一间屋子。有时女孩儿还负责做饭。男的对女的也很好，将南屋让给女孩儿住，自己住北屋。但二人并无男女关系。一个夏日，按女孩儿的说法，是男的跑到她屋里来，男的说是女孩儿叫他过去的，反正是因为天热女孩儿穿得少，男青年控制不住自己，与女孩儿发生了关系，后来女孩儿找来几个男同学，让男青年赔偿数万元。在交钱时，因为男青年报案，女孩儿与同学全部被抓，被控敲诈勒索罪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

女孩儿称男子强奸了他，但男青年称是女孩儿色诱。当时只有他们二人在场，如何说得清楚?有人甚至主张，女孩儿主动住到人家去了，肯定有问题。我们在代理这一案件时，也一时拿不准主意。如果能够证明男青年违背女孩儿意志与其发生关系，那么女孩儿索要赔偿就是正当的，而不是犯罪。但谁能说清这种事呢?我们与被害人，以及数个被告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并在案卷的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终于，有一个细节被我们捕捉到了:男青年与女孩儿发生关系后，女孩儿称自己要静一静。男青年就独自到楼下乘凉。不一会儿，女孩儿的几个男同学应邀前来，男青年看到他们后，主动与他们一起上了楼。当女孩儿看见这几个同学后，眼泪就掉下来，同时，那位男青年突然跪下了。搞得几个男同学目瞪口呆。

男青年突然下跪，这一细节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男青年称女孩儿主动色诱他，是撒谎的说法。因为，男青年的突然下跪，说明他自觉愧疚，说明发生关系的过错在他一方。因此，这就使女孩儿主动色诱意欲敲诈的指控不能成立。女孩儿在受到性侵犯、又无意控告对方强奸的情况下，索要民事赔偿，是合法的要求。因此，我们向办案机关主张，对女孩儿不能定罪，使女孩儿在批捕阶段即被释放。

方法三:法益分析法

法益，简言之，就是每个罪名保护的利益。进行法益的分析，往往可将一个人看似犯罪的行为，解释为无罪。

1.首先看有无法益受到侵害

没有法益受到损害，就没有犯罪。一个人即便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没有造成法益侵害，也不能认定其有罪。比如，一位法学家讲过这样一个案例:一青年图谋强奸邻居女子，一夏日夜晚，青年趁女子开窗睡觉，钻入屋中对女子实施奸淫，事毕想逃走时，女子却拉开灯问他:你怎么走啦?你怎么现在才来，我早喜欢上你了。

这个案子怎么办?男青年有强奸的故意，也实施了强奸行为，但他的行为侵害了强奸罪所保护的法益了吗?强奸罪的法益，就是妇女性自由的权利不受侵犯。本案中，这个男青年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侵犯妇女的性自由，但妇女却愿意与他发生性关系，因此，这里没有法益受到侵害，也不存在强奸犯罪。

2.有的行为似乎造成了损害，但如果经过分析，所损害的并非法益，也不构成犯罪

比如，受损害一方向对方索要钱财，并以报案相威胁，是正当索赔，还是敲诈勒索罪?一女青年吃了熟人自配自售的汤药后，非但没治好旧病，却又大病了一场，差点死过去。她越想越愤怒，想报案，告他制售假药罪，又心软，怕毁了这位熟人的一生;不报案，又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就对这位熟人说:你赔偿我5万元钱，这事就拉倒。否则我就报案。熟人害怕受到刑事处分，当即答应了。但却一直未付此款。女青年将此事告诉了男友，男友即数次向制假药者索款。后制假药者向公安机关报案，女青年及男友应约前来取款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并被控以敲诈勒索罪。

表面看来，女青年不依靠法律解决问题，却以揭露熟人制假药的隐私(报案)相威胁索要钱财，似乎侵害了法律秩序;还侵害了那位“熟人”的财产。那么，如何辨析这一行为，是正当的民事索赔?还是犯罪行为?根据从客观到主观的辨罪方法，我们首先要从法益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行为，是否侵犯了敲诈勒索罪的法益。

敲诈勒索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什么?是隐私?是社会秩序?还是公私财产?从《刑法》的编排，我们看到，敲诈勒索罪是归入“侵犯财产罪”一章里的，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一罪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此案罪与非罪，就要看“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是否受到侵犯，即女青年索要5万元，是否侵犯了那位男青年的合法财产?显然没有。女青年受到“被害人”制售的假药坑害，使自己的身心受损，向加害人索要民事赔偿，是一种正当的行为，“被害人”也同意赔偿，这就形成了一种侵权之债。因此，女青年索要的这5万元，不是“被害人”的财产，而是他欠女方的债务，谈不上他的财产受到了女方的危害。因此，没有法益受到侵害，就没有犯罪发生。女青年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至于女青年以报案相威胁，但报案的行为是正当的。她并未以非法的手段相威胁，而是以一种正当的法律威慑，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什么不正当。因此，我们认为女青年无罪。

3.分析法益内容的变化，可确定罪与非罪

比如，男子在白天向妇女露阴的行为，算不算侮辱、猥亵妇女罪?甚至是不是构成犯罪?从法益变化的角度，就可能将这一行为分析成无罪。那么如何分析?

男子向妇女显露生殖器的行为，在旧《刑法》中属流氓罪。其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秩序”。但，新《刑法》将“猥亵侮辱妇女罪”从流氓罪中分离出来，归入了“保护公民人身与民主权利”一章，可见，该罪所保护的法益，已不再是妨害社会秩序，而变成了妇女性的不可侵犯性。向妇女显露生殖器，并没有侵犯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法益——妇女性的权利，因此，不构成猥亵侮辱妇女罪。

那么这个男子是不是构成侮辱罪?我们只要看一下侮辱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人格、名誉。显露生殖器，并没有侵犯妇女的人格、名誉。因此，不构成侮辱罪。

在《刑法》找不到现成罪名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只能认定为无罪，而交由治安处罚。

有些罪名，虽然保护的法益并没有变化，但仍可用来将行为解释为无罪。比如，行为人诈称会支付嫖资，与卖淫妇女发生了关系，但却没有支付嫖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从老百姓的观点，似乎也够。但是，从辩护者的角度，就要看:诈骗罪的法益，是公私财物，而这个人的行为是“骗色”，而“色”并非财物，因此，这人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4.法益分析，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定性，从而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www.xing528.com)

如，有这样一起疑难案件，正是通过对法益的分析，才使司法机关得出正确的结论:四被告人携带管制刀具，到某购物中心去玩，见一熟人打台球，四被告为首者即拿过熟人的球杆打球，打过后对熟人讲:你请我们吃饭。熟人说没钱。该被告即将熟人叫到一边，将外面穿的衣服掀开，露出插在内衣里的刀，熟人见状未作声。这时，熟人的朋友付了台球钱，叫着熟人一同下楼，四被告人也跟着下楼，并说:没请吃饭就想走哇?熟人便说自己身上只有5元钱，并拿出这5元钱给四被告看。一被告一把夺过该5元钱，随后去买了烟，余下一元钱买了桔子。熟人向110报警，警察赶到将四被告抓获。四被告被控抢劫。但经过法庭的唇枪舌剑的辩论后，四被告却被宣告无罪。为什么?

本案中，对于四被告人行为系抢劫?还是敲诈勒索?在控辩双方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且，此案如定抢劫，则须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如认定为敲诈勒索，则因为该罪为轻罪，如敲诈勒索5元钱，则可能无罪。

另外，从司法实践中，这两个罪名，也确实很难区分。敲诈勒索，也有暴力威胁的内容，那么如何与抢劫区分?

以前，通说的理论是:一是要看是不是“双当场”?即抢劫罪是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取得财物既可当场，也可能不当场。这种理论分析，等于什么没说——如果都是当场取得财物怎么定性呢?第二个区别两罪的理论是:抢劫是以暴力相威胁，敲诈勒索即可以是以暴力相威胁，也可是以其他方法相威胁。这也等于什么没说——如果都以暴力相威胁怎么办呢?如同这一案件:四被告当场取得财物，当场以暴力相威胁，但这种暴力威胁，又似乎与一般的抢劫有区别:被告人只是让报案人看了一下刀，但嘴里什么也没说;最后说了一句:没请吃饭就走哇?这句话又不是暴力威胁。此案看似抢劫，又似敲诈勒索，究竟该如何区分呢?

其实，我们如果从法益的角度分析，就可以找到两者最本质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罪名保护的法益，最大的区别，就是抢劫罪保护有两个法益:一是财物，二是人身安全;而敲诈勒索，只有一个法益，就是财物，因为在敲诈勒索中，人身的安全没有立刻受到处于被侵害状态的危险。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个罪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就是暴力威胁的程度，是不是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而且是当场压制被害人反抗。在本案中，被告人只是显露了刀具，但什么也没说;这有暴力威胁的意思，但其程度极轻，被害人并没有因此被压制而不敢反抗;在被害人走时，四被告人也只是说:不请吃饭就走哇?这也有暴力威胁的意思，但只是暗含暴力内容而已，其程度也不能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

因此，此案定敲诈勒索罪为妥。法院在确定罪名后，因敲诈勒索5元钱，情节轻微，不认定为犯罪。

5.法益，还可用来将行为解释为罪轻

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件，行为人看到了招嫖的小广告后，即与卖淫女联系，并按卖淫女指点，到了卖淫女的住处嫖宿。事后，因嫖资发生口角，行为人抢劫了卖淫女。这时，就发生了一个重要争论?行为人算不算入户抢劫?入户，是抢劫罪的一个从重情节，如算，最高可判死刑。同意者认为:他在人家室内抢的，当然是入户。但我们认为，行为人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入户”。即卖淫的场所，怎么可能是他人封闭的生活工作场所?入户抢劫所要保护的法益，是他人私密生活工作场所的安全性，而这个卖淫女的住处，虽然也是“户”，但是对外“开放”的，因此，不是“入户抢劫”这一条款所要保护的法益，行为人只能定普通抢劫。

再如，为什么同样是在大街上抢人财物，有的就定重罪——抢劫，有的就定轻罪——抢夺?就是因为两者保护法益的不同:抢劫，其行为特征是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索取他人的财物。因此，这一行为在侵犯他人财物的同时，因为暴力的存在，对他人的人身权利也同样构成的侵害。因此，《刑法》规定抢劫罪保护的法益，既有财物，也有人身安全;而抢夺罪，因为其行为特征是乘人不备夺取他人财物，虽然这里也有力量存在，但这里的力量是对物不对人，因此，一般不会对人身造成侵害，行为人也没有侵害他人人身的故意;因此，这一罪名的法益，只是财物。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抢东西，只侵犯财物，没有侵犯人身，就定轻罪——抢夺。

但也有这样的情形:一个行为人可能只是打了被害人一拳，没有形成伤害，但要定重罪抢劫;而另一个人，虽然只是抢夺妇女挎包，却使妇女因不备而跌倒，高位瘫痪。后一个造成的后果，远远重于前一个，却只能定轻罪抢夺，这是不是不公平?结论当然不是。后一个行为虽然结果重，但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上，并没有侵害人身的内容，人身伤害的后果，已超出了其主观故意，所以，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下，定其为轻罪——抢夺。但轻罪不等于刑期轻。抢夺罪作为轻罪，与抢劫罪相比，一个体现在最高刑没有死刑;另一个体现在起刑点较低。但是，如果抢夺有特别严重情节，仍最高可判到无期徒刑;而前一个用刀划伤人的抢劫，如果与抢夺的数额相同，肯定判不了这么重。刑法在刑期设置上，最后实现了公平。

同样，因为从《刑法》保护的法益着眼，抢夺罪也可能会转化为抢劫罪。比如，还是这个抢夺妇女挎包一案，如果他只是用力一抢，妇女就跌倒了，他还是抢夺罪。但是，如果他用力一抢，妇女发觉紧抱挎包不放，行为人还是用力拖，这就转化为抢劫了。因为“拖”的行为，虽然仍是对物未对人，但却构成了暴力，已足以威胁受害人人身安全。因为这一“拖”，行为人的行为就同时侵犯了两个法益:人身、财产，于是构成抢劫罪。开始可能还是抢夺，但一瞬间法益内容增加，罪名加重。

另外，《刑法》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论。即便行为人没有使用这一凶器，被抢人也没看到这一凶器，仍然如此。为什么?因为行为人凶器在身，在抢夺时随时可能使用，因此，也是同时侵犯了两个法益。

但是，也正是从法益是否受侵害的角度出发，有的携带凶器抢夺，也可以辩护为不构成抢劫罪。有这样一个案件，一个返乡的民工，抢夺一女子财物被抓，办案人员在其捆扎的行李里，发现一把菜刀，虽然该菜刀是民工生活所用，但仍定其为“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论处。但我们认为:(1)这把菜刀出现在民工行李里，因为这是他返乡携带的财产，并非因作案而携带;(2)这把菜刀被裹在数层棉被里，很难被摸到，而且，其行李捆扎紧紧的，行为人如果想使用，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和适用“携带凶器抢夺”的规定。这一规定意在保护抢夺受害人的人身安全，而这把牢牢捆扎在数层棉被里的菜刀，根本不能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产生威胁，因此，不能以此为由定其抢劫罪。

可见，法益，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辩护者分析能力的强弱，对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有着重要意义。

方法四:没有犯罪资格

犯罪，也是要有资格的。这里的所谓的资格，即指行为人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身份条件。如，所有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犯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特殊身份，如有的罪只有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有的还只能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等等。有些人做了违法的事儿，但因为没有资格，就不能定罪。这也是辩护者常用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种资格，如，同样是“贪污”，但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就定重罪“贪污罪”，而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工作人员，你就没资格犯“贪污罪”，只能“屈尊”犯“职务侵占罪”，而这一个罪的刑期，要远远低于贪污罪。

事实上，在很多案件中，控辩双方都会在被告人是什么身份上，进行激烈辩论，因为这涉及罪刑的轻重。

还有一种资格也很重要。比如，我的一个当事人，因为与日方老板发生感情纠葛，拿走了公司50余万公款，被以职务侵占罪起诉到法院。但是，我们在辩护中，发现这个日资公司没有在中国进行登记注册，从而，因为公司的没资格，导致我的当事人也不能犯职务侵占罪。此案被法院建议以民事方式解决。

方法五:综合辨析案件性质，争取无罪或罪轻

这一方法是指:从上面所讲的法益、主体资格、故意方面，综合判断行为人的性质是否有罪。在下面的案件中，辩护律师就运用了这一方法。

一房地产开发商，一直认为自己是私营企业，赚了钱就揣入自己的腰包，某日却被检察机关逮捕，被指控贪污国有财产。

原来，他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现在资产近亿元的企业，脱胎于国有企业。10年前，他被聘为房产局干部，并受命组建他现在的公司，当时约定:房产局投资25万，并免费提供办公场所;被告人出资装修房产局的食堂，改为酒店;股份比例为房产局60%，被告人40%。后来，房产局并未出资，被告人也虚报了装修款作为出资，并一直经营房产局的食堂，生意逐步做大。房产局见被告人资产上亿，遂要求分得60%，被告人不允，遂被指控贪污6000余万。如果罪名成立，被告人可能生命不保。被告人辩称，房产局并未实际出资，因此，该公司是名为国有控股，实为个人企业。但控方认为:房产局虽未出资，但公司开办时，房产局免费提供了办公场所，房产局的食堂也被公司改造为酒店经营，这些都应视为国有出资。

控方还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人有过出资。这又是被告人的一个致命之处——他说:我一直认为是我自己的公司，需要钱我就拿，哪想到留什么证据?但在法庭上要靠证据说话。被告人是有口难辩。

但我们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并运用综合辨析的方法，来说明本案的性质:

决定本案是否构成犯罪，关键在于公司的性质，是国有?还是私有?

这首先取决于:“房产局免费提供办公场所”，算不算出资?我们认为不算:明确约定的是“免费”，这实际上是一种使用权的“赠予”，而赠予怎么能算出资?

其次，公司起步时，使用产权归房产局所有的食堂开办酒店，算不算房产局以该房屋投资开办公司?我们认为也不算。以房屋作为出资开办公司，必须将房屋过户到开办公司的名下，才能视为实际出资。而本案中，房产局的食堂虽然一直由被告公司经营，但房屋的产权却并未过户到公司名下;公司对该食堂房屋的经营，不是对该房屋的所有，而只是对该房屋的利用。如果认为公司应当因此向房产局上缴租金，那也是双方当时约定不明确导致的经济纠纷，而不是犯罪。

至于控方认为被告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对公司出过资。我们认为控方把举证责任搞错了，即: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是被告人的权利，但不是被告人的义务。我的当事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曾经出资，相反，到是公诉机关需要证明被告人没有出资。在公诉机关无法证明我的当事人是否出资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要求我的当事人进行证明。

因此，在现有证据下，只能认定我的当事人的公司是私有企业。从法益分析的角度，本案中没有国有企业，也就没有国有资产受到侵害的事实;从犯罪资格的角度，该公司不是国有企业，我的当事人也就不具备“国有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主观上也没有犯贪污罪的故意，因此，法院最后判决我的当事人贪污罪不成立，无罪释放。

后来，检察机关对此案提起抗诉，认为一审判决错误。但二审法院还是维持了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