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的特征-人类知识起源论

§142 有助于形成民族性格的事物有二：气候和政府。气候能使民族的性格或是比较活泼开朗，或是比较麻木阴沉；从而便倾向于组织这种形式的政府，而不宜组织那种形式的政府。但是，这些安排又是根据千变万化的环境而起变化的。一个国家的贫困或富足，它的处境形势；人民间相互的利害关系，和邻国人民相互间的利害关系；政府尚未建立在稳定巩固的基础上时使国家局势动荡的不安的思想；以他们的想象力驾驭着他们同胞的想象力的稀世之才；这一切，加上若干其他因素，都会促使一个民族改变因其气候条件而养成的早先的趣尚，而且有时甚至会完全改变了这些趣尚。故而，一个民族的性格同这一民族的政府，承受着差不多同样的变化；因此，除非政府采取一种恒定不变的形式，民族的性格是绝不会固定不变的。

§143 正如政府影响着人民的性格，人民的性格也会影响语言的特点。自然，人类总是受需要的驱使而经常忙碌，由于热情的激发而不断活动，在尚不了解可以从某些事物中获取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是绝不会谈论那些事物的。他们必然会把某些附属的观念，不知不觉地附加到单词上去，而这些观念指明了他们受到触动的方式，也指明了他们所作出的判断。这是一种很容易观察到的事情，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讲话能永远不暴露出他真正的性格的，即使在人们提醒他，要他极其小心谨慎地进行掩盖的时候也是如此。要熟悉一个人的言语，只须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研究即可。我这儿说一个人的言语，是因为按照各人激情的不同，各人都有他自己的言语；我只把那些冷若冰霜而淡漠无情的人不计在内，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附和其他人们的性格，而且由于这个道理，这种人都是比较难于为人们所捉摸透的。

民族的性格，较之于个别特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还要明显一些。人民大众是不会以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掩盖他们的激情的。此外，当一些趣尚为我们全国同胞所共同具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趣尚搞得神秘莫测。恰恰相反，我们将以此作为夸耀，而且令我们喜欢的是，这些趣尚能使人了解我们所降生的国家，我们总是受先入之见的影响而拥护这个国家的。因此，这一切全都证明了，各种语言都表现着操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性格。

§144 比如，在拉丁语里，农耕方面的一些术语都带有高贵的观念，而在我们的语言里，这些术语却丝毫也不带有这样的观念。其理由是很显然的。在罗马人为他们的帝国开创基业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还只不过是一些最为必需的技艺。他们对这些技艺极为尊重，正如共和国的每一成员都一般无异地必须亲身从事耕作一样，而人民在很早的时候就习惯于以一视同仁的眼光，来看待农业和从事耕耘劳作的将军。这样一来，这项技艺的术语就自然会拥有使这项技艺高贵化的种种附属观念了。直到罗马共和国处于极其富足的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们依然保存着这些术语的高贵观念，因为一种语言的特点，尤其如果它是由著名的作家们固定下来的，不是像一个民族的风尚那样能够轻而易举就改变的。在我们这里，自从君主政体创建以来，人民的精神倾向早就整个儿地不同了。法兰克人对于军事艺术极为尊重，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把一个强盛的帝国的建立归功于这种艺术，这种尊重只会使他们轻视那些耕作的技艺，他们也并非要亲自来从事耕作不可，于是他们就让一些奴隶去专门担任这些工作了。从那时起，人们在有关农耕的一些术语中所加入的附属观念，便变得大大地不同于它们在拉丁语中所带有的那些附属观念了。

§145 假如语言的特征是按照民族的性格来开始形成的话，那么语言特征自身的发展，只有经由伟大作家的帮助才能达成。为了发现语言的一些进步，必须解决两个过去往往争论不休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却一向是很明朗的。这就是弄清楚，第一，为什么艺术和科学，对于所有的国家和对于所有的时代来说，都不是等同划一的；第二，为什么所有各门科学艺术中的伟大人物，往往又都是同时代的人。

气候的差异对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民族，科学和艺术还不曾深入这些民族的人民心目之中，那么人们就可以认为，气候条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而且，如果有一些民族，那里的艺术和科学已经不再能成功地发展，人们可以承认，那里的气候已经变化了。可是，倘若人们把这些假设成跟艺术和科学的革新同样来势迅猛，同样明显可观，那是毫无根据的。气候只能影响身体的器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只能产生组织最完善的机体，而且，自古至今，气候所产生的器官的数目大概差不多是相等的。倘若气候到处都是相同的话，那么人们就不会在各民族之间看到同样的变化。有一些民族，如今好像已经开化了；而另一些民族，却依然停滞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因此需要有一些环境，可以使身心机构发展得很健全的人们去专心从事对他们相宜的事物，同时发展他们的才能。否则，他们将会同一部性能精良的机器一样，任其日渐损坏，而不知道如何去维护保养其机械性能，不知道如何去转动它的发条。所以，气候并不是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原因，它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中，仅仅是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而已。

§146 到了某一民族的语言开始具有固定的原则和一种确定的特征的时候，便自会在该民族中碰到发展语言特性的有利环境。因此，这样的时代就是伟大人物辈出的时代。这个看法可以由艺术史来加以证实；但是，我还想提供一个理由来说明这件事情，而这个理由是从事物性质的本身中提取出来的。

最初被引入某种语言的句型，既不是最明晰，又不是最准确，也不是最为文采风流的。只有经过长期摸索而积累的经验，才能使人类在句型的选择中逐渐地明朗起来。甚至有由若干种别的语言的残存部分拼凑而形成的那些语言，在它们的发展中也会碰到巨大的障碍。因为它们采用了每一种语言里的某些东西，于是这些语言便只能变成一种稀奇古怪的句型的堆积，这些句型一点也不能作为彼此之间的连贯之用。在这样的语言中丝毫也找不到那种类同的例子，可以启发作家们触类旁通，而且使言语的特征鲜明。我们的语言在形成的过程中就曾经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使用通俗的语言进行写作之前，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岁月，而那些最早用通俗的语言来写作文章的人，却不能赋予他们的文体以华贵高雅的格调。

§147 如果人们回想起，想象和记忆的运用，完全有赖于观念的联结，而观念的联结又是由符号的关联和符号的类同而形成的 ^[88] ，人们就会认识到，一种语言越是缺少类同的句型，也就越是不能给记忆和想象以帮助。因此，这种语言是不适宜于才能的发展的。而且人们之看待语言就好像几何学家之看待数字一样，随着这些语言更加完善，它就能给人以新的视野，并且扩充人们的精神。牛顿的成功，曾经是通过他的前人所已经完成了的对符号的选择以及通过人们所已经设想出来的计算方法而奠定了基础的。假使他出世得更早一些，他虽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中的一位伟大人物，然而他也许不会成为我们时代所崇敬仰慕的人物。在其他各门科学里也是一样的。生理机能最为健全的天才们的成功，莫不有赖于他们生活的时代的言语的进步，因为那些单词已对几何学家们的符号提供了答案，而使用那些单词的方式又给计算方法提供了答案。因此，在某种单词贫乏的语言里，或者在没有相当方便的句子结构的语言里，人们必然会发现像在代数学发现之前在几何学里所发现的同样的障碍。在悠久的年代里，法语对于精神的发展，曾经是这样的不利，以致人们如果能够连续不断地在君主政体的各个不同朝代来想象高乃依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发现，距离他所生活的时代越远，他的天才就越是贫乏，而且终于在某一个朝代会发现这么一个高乃依，他甚至会到达对自己的才能提供不出任何证据的地步。

§148 或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像这位伟大诗人那样的人，应当会在古代雅驯的语言中找到帮助，而这些帮助是通俗语言所不能给他们提供的。

我回答说，既然他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出生以来就已学会的语言来表达事物，那么他们也就习惯于以同一种方式来体会事物，于是他们的精神就不期而然地受到了局限。准确性和精确性方面的欠缺，不会使他们觉得抵触，因为他们早已养成习惯了。所以他们还不可能抓住古代雅驯语言的一切优越之处。实际上，我们要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追溯上去，那就会看到，我们的语言越是粗糙，则我们对拉丁语的认识就越是困难，而且只是到了当我们能够用法文来进行写作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能很好地用拉丁文来作写作。除此之外，如果设想人们能够在最为粗糙的语言里，一下子获得最完美的优点，这是很不认识语言的性质的人所说的话，这件工作只能由时间来完成。为什么并非不懂拉丁文的马洛却没有一种可以和卢梭相提并论的文体，而卢梭却是以马洛作为楷模的呢？唯一的原因，是当时法语还不曾取得相当的进步。卢梭或许不是很有才能的，但他对马洛派的风格倒是搞出了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因为他是在更为优越的环境下出世的，就是说，如果他出世得早一个世纪的话，他就不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了。人们对雷尼埃和德斯泼来欧所作的比较，就能进一步证实这个推理。

§149 必须指出，在一种并不是由若干种其他语言的残存部分拼凑而成的语言中，其发展理应更为迅速得多，因为这种语言从它起源的时候起就具备了某种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不少卓越的作家的缘故。

§150 让一个生理机能十分健全的人出生在尚未开化的民族之中，虽然他生活在一种十分有利于艺术和科学的气候条件之下，我可以设想，他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灵感，可以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位天才；但是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不可能同路易十四时代的某几位超凡卓绝的人物并驾齐驱的。这件事可由上述观点阐述得这样显而易见，使人们不会有所怀疑。

假如这些野蛮民族的语言对精神的进步是个障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给它以第一个完善级，然后再给它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但障碍依然会存在下去的，而这个障碍只能在完善的级逐渐递增时，才会相应地消减下去。所以，只有当这一语言获得了和我们的语言约摸同样多的完善级时，这个障碍才得以整个儿地消除殆尽，而我们的语言只是在它开始造就优秀的作家的时候，方才达到完美的境地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各民族只能在他们的语言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之后，才能产生出类拔萃的天才。

§151 下面我将依次说明有助于才能发展的种种原因：首先，气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其次，政府必须采取一种经常稳定的形式，并且因此使这个民族的性格得以固定下来；第三，就是赋予言语以这样的一个特点，使它丰富其句型，以表现一个民族的普遍趣尚；第四，在以其他若干种语言的残余部分拼凑而成的语言中，要达到这样的情况是很缓慢的；可是，一旦当那些障碍被克服以后，类似的规则自会建立起来，言语便会取得种种进步，而种种才能也会得到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伟大作家们并不是在一切时代里都能同样地产生的；而且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在某些民族里，伟大作家们出世得比较早些，而在另一些民族里，却又出世得比较晚些。余下需要我们考察的是，在各门学科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差不多都是同时代的，这又是什么原因。

§152 当一位天才发现了一门语言的特点时，他便在他所有的著作里把这个特点鲜明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并把它保存下去。凭着这种帮助，其余一些有才之士，以前没有办法由他们自己来识透这个特点，如今都把它看得清楚明白了，各人就在他自己的专门科目中按照着这位天才的榜样来表现这个特点。于是语言就从大量新的句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了。这些句型通过与语言特点的联系，便越来越使这一特点逐渐发展起来；而类同的句型就好像变成了一把火炬，其光芒不断地增加，照亮着为数更众的作家们。在那时候，所有的人便不期而然地把眼睛转过来，对这些崭露头角的人物刮目相看；他们的趣尚便变成了民族的普遍趣尚；人人都在他所孜孜攻求的那些题材中，提出了从他们身上所吸取的识别问题的方法；各种才能都萌发滋长起来了，各门艺术都采取了对它们相宜合适的特点，而人们就可以在各门学科中见到杰出卓越的人物。因此，那些才华出众的伟大人物，不管他们专攻哪一门学科，也只有言语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进步之后，才能使自己脱颖而出。事情确实如此，即使对军事艺术和政府的有利环境层出不穷，然而第一流的将军和内阁大臣总之属于伟大作家辈出的时代的。这就是文人学士对国家的影响；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还丝毫没有认识到其影响所及的全部范围。

§153 假如那些具有伟大才能的人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言语在他们之前早已完成了的显著进步，则从言语的本身方面来说，便应当把使它达到登峰造极的最新进步归功于才华卓绝的人们，这就是我所要解释的事情。

虽然一些伟大人物从某些方面坚持了他们民族的性格，可是他们总有某种东西可以使他们有别于他们的民族。他们是以自己独有的一种方式来观察和感觉事物的；并且，为了把他们观察和感觉事物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不得不从类同的规则中创造出新颖的句型来，或者至少尽可能地不使它和类同的规则相距得太远。从而，他们便使自己符合于他们语言的特性，并且同时以自己的天才灌注于语言之中。高乃依以他所独具的高尚的格调和雄浑的笔力，阐发了显贵要人们所关心的种种利益，野心家们雄心勃勃的政见策略，以及心灵的种种动态。拉辛以一种适宜于刻画温情脉脉的性格的柔情蜜意和风流潇洒的笔调来表现爱情，以及爱情的种种恐惧和种种狂热。基诺以其温馨柔绵的笔触，来描绘出喜娱欢乐和闲情逸致。而另一些已经不再在世的，或者在现代作家中别树一帜的人物，各自都具有一种我们的语言逐渐使之独具的特点。正是对于诗人们，我们首先应当具有感恩之情，或许也是最大的感恩之情。由于屈从于束缚着他们的一些格律、规则，他们的想象力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从而必然产生出新颖的句型来。因此，言语的突飞猛进总是发生在某一伟大诗人的时代。哲学家们只是在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才能使言语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的贡献是给我们的言语以精确和明了，这种精确和明了便成了我们言语的主要特点，给我们提供了最便利的符号，作为分析我们的观念之用，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每一客体中所具有的最为精细的东西。

§154 哲学家对事物的原理追流溯源，给艺术定出了种种规则，对艺术中所涵有的最为含蓄的意义进行解释，并且，通过他们的教导，增加了优秀的评论者的数目。可是，倘若人们在需要更多想象力的那些局部来衡量艺术的话，哲学家们便不能夸耀自己促进了艺术的进步，就像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一样。恰恰相反，他们在这方面只会显得对之有所损害。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认识这些规则给予了过分的注意，加之他们有唯恐流露出忽视这些规则的心理，这样便减少了想象的光焰，因为想象这种活动宁可由感性和使想象受到客体的触动而产生的鲜明生动的印象来引导，而不愿由综合并深思熟虑一切问题的反省来引导。

的确，了解这些规则或许对有些人是十分有用的，他们在构思文章的时候，为了不致遗忘而往往让他们的天才作了过多的飞跃，而他们把这些规则回想起来，目的仅在于对他们的作品加以润饰修改而已。但是，要那些自己感觉到有某起弱点的人不经常寻求对某些规则的依赖，则是很难做到的事。然而，如果人们对这样的帮助无法加以拒绝的话，难道他们能在那些全凭想象的著作中有所成就吗？人们难道不应该对他们的一些作品至少存在着一些戒备之心吗？一般说来，哲学家们给艺术定下种种清规戒律的时代，也就是使著作通常能完成得更好和撰写得更美的时代；但是，在这种时代里，天才的艺术巨匠往往也显得更为罕见。

§155 因为语言的特征是逐渐地形成的，而且与民族的性格相符合，所以这种特点也必然应当具有某种普遍的品质。故在若干种不同的语言里，同样的优点不可能共同地达到同等的水平。最为完美的语言是这么一种语言，它能在一定的阶段上集一切语言优点之大成，而这个阶段，又允许这些优点兼容并蓄于一体。因为这种语言，倘若在撰写某一体裁的文章时显得精美绝伦，而在撰写另一些体裁的文章时却一无完美性可言，那无疑是一个缺点。或许在基诺和拉·封丹的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我们语言的特点，证明我们将永远不会有在笔力上足以和弥尔顿相提并论的诗人，而在《失乐园》中所流露出来的笔力刚健的特点，也证明了英国将永远不会有能够同基诺和拉·封丹相媲美的诗人 ^[89] 。

§156 分析和想象这两个活动是这样地不同，以致它们各自在发展中通常是互为障碍的。只有在某种气质中，它们才可以相辅相成而各不相损，而这种气质就是我在前面已乘机会之便而谈及过的这种折中之道 ^[90] 。因此，要使同一种语言等同地有利于这两种活动的运用，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语言，由于它的句子结构的简洁和明了，在很早的时候就给精神灌注了一种精确性，而精神对这种精确性便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对于分析的进步，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然而它对于想象却不是十分有利的。古代语言的倒装句恰恰相反，它对于分析是个障碍，但相对说来却有助于想象的运用，这些倒装句能使想象的运用比心灵的其他活动的运用更为自然一些。我想，这就是现代哲学优越于古代哲学的原因之一。一种在用词和句型的选择方面像我们的语言一样审慎周密的语言，应当更有理由在推理方式上也同我们的语言一样审慎周密。

为了固定我们的观念，必须设想出两种语言来：一种是给想象提供尽可能多的运用的语言，使得讲这种语言的人，可以随口乱说而不至于不入情理；另一种语言恰恰相反，它可以使分析得到如此有力的运用，致使那些讲这种语言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引导到自己的乐趣之中，就像几何学家们努力寻求问题的答案一样。介乎这两种极端之间，我们可以给自己展示一切可能的语言，看清它们按照各自接近于哪一个极端而带有不同的特点，以及它们怎样通过在某一方面所获得的优点，来各自补偿所失去的另一方面的优点。那些最为完美无缺的语言，就是处于居中位置的语言，而讲这种中间语言的民族，往往是伟人辈出的民族。

或许有人会对我说：假如现代哲学家胜于古代哲学家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语言的特点，那么，难道不能得出结论说，古代诗人应该比现代诗人更卓绝吗？我回答说，不能。因为分析只能从言语那里得到帮助，故分析只能在语言对它有利的时候，才能有实现的机会；相反，我们已经看到，那种促使想象进步的原因是远为广泛得多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有利于使想象这种活动的运用变得方便的。如果在某些体裁中，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拥有胜于我们的诗人，那么，我们在其他一些体裁中，也拥有胜于他们的诗人。试问，古代有哪一位诗人可以与高乃依或者莫里哀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的呢？

§157 要判断哪种语言能在为数较多的体裁中显示出其优越性，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统计各种语言里独树一帜的作家的人数。从这方面来看，我不信我们的语言有什么缺陷。

§158 在说明了言语的最新进步的原因之后，也应当及时探究一下语言衰落的原因，而这两件事的原因全都是相同的，而且只是由于环境性质的不同，这些原因便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在这里，情况约略有些像在生理方面一样，在生理上，曾经作为生命起源的原理之一的同一个运动，有时却会变成生命毁灭的原因之一。

当一种语言在各种体裁上都有了独创一格的作家的时候，一个越是具有天才的人，就越是信以为自己窥见了需加逾越的重重障碍了。与那些作家们并驾齐驱是不能满足他的勃勃雄心的，他像他们一样，想在他的体裁中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因此他便试图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可是，因为跟语言的特点以及他的性格相类同的文体早已全给他的前人们掌握了，所留下给他的，只能是与这类体裁远离的体裁。因此，为了达到另树一帜的目的，他就不得不准备去破坏一种语言，而要是在一个世纪之前，他原是想促使这种语言进步的。

§159 假如像他那样的作家全都是应受批评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的才华过于横溢，以致不会不获得巨大的成就。重犯他们的错误毫不费力，不久便使那班平庸的人物相信，只需仿效他们的办法，就能取得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声誉。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微妙细致而隐晦曲折的思潮产生了，矫揉造作的反衬对照，文采辉映的似是而非之谈，华而不实的文句辞藻，鲜见罕有遣词命意，毫无必要地故意生造的字眼词语俯拾皆是。可以说，随着一种拙劣的形而上学的言语的兴起，思想健全者们的全都变了质的廋言隐语便相继产生。于是公众便拍手叫好，于是那些哗众取宠的、荒唐可笑的、昙花一现的作品，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到处蔓延滋长开来，庸俗低级的趣味在艺术科学中通行无阻，而真才实学却变得越来越罕闻稀见了。

§160 在我已阐述过的有关语言的特点方面的内容，我并不怀疑自己没有说过什么自相矛盾的话。我时常遇见一些人，他们认为所有的语言对于一切的体裁都是同等适用的，而且他们强调说，一个生理机能和高乃依一样的人，不管他生活在哪一个世纪，不管他用哪一种方言土语来从事写作，他的才能总是可以得到同样的证实的。

在人们开始使用符号的时候，符号全都是随意制定的，这或许就是人们认为这些符号不能具有特征的缘故了。可是我要请问，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按适合于该民族的性格特征来组合他们的观念，并根据该民族的感受的不同，将种种不同的附属观念和一些主要观念在一定的基础上连接起来，是否就不自然了呢？可是，这些组合是根据其长期的使用习惯而形成的，它们恰恰就是构成一种语言的特性的东西。这种特性可能或多或少地被延伸开来，这就取决于语言所已接受的句型的数量和变化情况，以及类同句型的多寡；这些类同句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为创造新句型提供方法。这种特点完全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彻头彻尾地加以改变的。一旦离开了这种特点，人们所说的言语就会变成一种陌生的外国语，从而也就不再能为别人所理解了。导致如此可观变化的乃是时间，时间将一个民族整个儿地置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而这些环境促使该民族以不同于它过去所使用过的方法来观察事物。

§161 在所有作家中，语言的特点表现得最为鲜明生动的人莫如诗人了。翻译诗人的作品之所以颇感费劲，其原因即在于此。困难是这样的，如果译者才气焕发，就往往使译文更容易超过原作，而不容易做到总是和原作铢两相称。严格地说，甚至可以认为要把诗篇翻译成优秀的译文，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业已证明，两种语言是不可能具有同样特点的，这个理由也足以证明，要把同样的思想在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中以同样的美感表达出来，是难乎其难的事。

在述及音律及倒装句的时候，我已经阐明了可能与本章题材有关的一切内容，因此我不拟在此对这些内容再作重复了。

§162 通过这部言语发展史，人人都可以看出，对于某一深知谙熟语言的人来说，语言就是每一民族的性格和特点的一幅真实写照。在这幅写照里，人们可以看到想象是怎样按照偏见和热情来把观念组合起来的；在这幅写照里，人们也可以看到，在每一民族中，自会形成一种各不相同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差异随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触的愈少而相应地愈多。但是，假如风俗习惯对于言语曾有所影响的话，那么，当那些著名的作家们一旦把语言的规则固定下来的时候，语言也就会反过来影响风俗习惯，并且会把它的特点在每一民族中长久地保存下去。

§163 或许有人会把这整部历史当作一部小说来看待；但是， 人们至少不能否认它的真实性。我很难相信我所遵循的方法会使我常常陷入错误之中，因为我给自己定下来的目标是按这样的假设，即一种言语往往是直接先于它的语言为样板而被创制出来的，来进行阐述的，除此而外我便什么也不阐述了。我已在动作言语中见到了语言的萌芽，见到了可以用来表达我们思想的一切艺术的萌芽；我已观察到一些有利于使这种萌芽发育的环境，而且，我不单是见到了这些艺术萌芽的绽青，还曾探讨了它们的发育成长，并说明了它们的种种不同的特点。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我是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来揭示这些对我们显得是最奇特的，而在当时又曾经是最自然的事物的，而这些事物也只有在临到它们应当出现的时候方才出现。

[1] 《圣经》上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用泥巴捏出了一男，取名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女，为亚当妻，即夏娃，这二人即为人类的始祖，于是便有了人类。

[2] 天降洪水是基督教《旧约全书》的《创世记》第六、七、八章中所述的故事：上帝为了惩罚世人，使洪水泛滥四十天，把地下的生物全都淹死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和他们所携的一些生物因乘方舟而幸免于难。

[3] 沃伯顿先生在《论象形文字》一书的第48页中说道：“若仅仅通过事物的本性，而不依赖于天启（这乃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指导）来下论断的话，我们就会承认西西里的狄奥道尔和维特鲁威的论点，即原始的人类在一段时间内曾经同兽类一样过着一种穴居巢处的生活。他们只能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意义不确的声音，直到他们为了互相帮助而共同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才通过信号的方法，或者通过他们之间约定的人为记号的方法来逐步形成分明的声音，使得那个想讲话的人能够把他所需要向别人传达的一些观念表达出来。这就促使了各种不同语言的产生，因为大家都同意，语言并非天生就有的。”

“言语的这种起源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以致教会的一位神父（尼斯 ^[4] 的格雷戈里）和奥拉都怀尔教堂的司铎理查·西蒙都曾先后致力于确定言语起源的研究工作。可是，他们本来是能够更好地掌握论据的，因为，从圣书上看，言语早就有了一种与此不同的起源，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圣书告诉我们，上帝以宗教启示了初民，这就不容怀疑上帝会不同时教会他们说话。”（事实上，宗教知识本身就需要有很多的观念以及心灵活动的大量运用，而这又是在信号的帮助下才能做到的，我在本书的第一卷已对此作了论证）……沃伯顿先生往下又说道：“虽然上帝曾以言语启导了人类，然而，若既假定这种言语会自行扩展到人类当时的实际需要之外，又假定人类本身却并不具备使这种言语渐趋完美和日臻丰富的能力，这就不是合情合理的了。因此，这原始的言语必定是贫乏而狭隘的”。以上这番话在我看来是极其正确的。如果我假设这两个孩子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设想出言语的最初一些信号来，这是因为我认为，对一位哲学家来说，把一件事情说成是通过一些异乎寻常的途径而造成的，那是不行的。哲学家的责任，乃是在于说明事物是怎样通过合于自然规律的途径而造成的。

[4] 尼斯，小亚细亚的古城。

[5] 我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两个孩子的心灵活动，根据这部《人类知识起源论》第一卷中所已证明了的内容，是不可能再有所怀疑的了。请参阅第二篇和第四篇。

[6] 这就回答了我在本书第一卷第二篇第五章中所提出的那个难题。

[7] 见《论象形文字》，§8 和§9。

[8] 见《列王纪上》第22 章，11节。

[9] 见《耶利米书》第13 章。

[10] 同上，第19 章。

[11] 同上，第27 章。

[12] 同上，第51 章。

[13] 见《以西结书》，第4章。

[14] 同上，第5章。

[15] 同上，第12章。

[16] 同上，第37章。

[17] 见《论象形文字》，§9。

[18] 德尔斐城，希腊旧都名，以阿波罗（希腊的太阳、诗歌、音乐、健康的守护神）的神庙而出名。

[19] 见《论象形文字》，§10。

[20] 约柜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下》。

[21] 作者此处所述内容未经注明出处，恐系传闻失实。汉语中共有单音字约400至500个，每个单音字的发音又分平、上、去、入四声。

[22] 我不准备在这一点上引经据典了，大家可以在《关于诗歌和绘画的批判性意见》一书的第三卷中找到这样的证据。我就是参阅了那部著作来证明我所要引证的大部分事实的。该书的作者杜波斯教士原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学者，其学识之渊博乃是举世所公认的。

[23] 请参阅《演说家专论》。

[24] 请参阅达西埃所著《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的第82页。

[25] 白色音符，即二分音符，等于半个圆音符（即全音符），或两个黑色音符（即四分音符）；黑色音符等于两个单尾音符（即八分音符）；单尾音符等于四分之一个白色音符。时值，即发音的长度，多用以上各种音符来记写的。

[26] 大钢丝琴（clavecin），也有译成“古钢琴”的，指的是三百年前巴赫·拉莫时代的钢琴。但本文译“古钢琴”就不妥当，因为作者同拉莫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那种琴在他们的口中当然是不会称为“古”的。

[27] 在巴赫发明十二平均律之前，根据弦长与音高的物理关系，各半音间的音程确是不相等的，有大半音和小半音的区别，小半音的音程约比大半音窄四分之一度音。由于这个原因，在调式转换时就会产生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在巴赫发明十二平均律，把一个八度音之间的音程平均等分为十二个半音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存在了。

[28] 请参阅《和声的发生》，第十四章，第一节：嗓音是由何种技巧转调为小半音的。

[29] 他引证了一些古人把他们平常的发音说成是简单的，而且具有一种连贯的声音的内容。可是应当注意的是，当时他们所读的发音，只是限于与他们的音乐相比较而言的。所以，那种发音就并非真正是简单的了。实际上，当古人就发音的本身来进行考察的时候，他们就在其中指出过音律上的重音，而我们的发音却根本没有这种重音。一个全然不知道还有比他的发音更为简单的发音的加斯高涅人 ^[30] ，当他把发音与音乐中的歌唱相比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发音中只会看出一种连贯的声音来。古人也是处于同样情况的。

西塞罗曾对克拉苏斯说过，当他听见刘丽亚的声音时，就以为听到的是朗读蒲劳德和诺维于斯的剧本，因为她的发音纯正，不带外国口音。但是，杜波斯教士却说，刘丽亚却一直不在她本国歌唱的。这倒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在普鲁图斯和诺维于斯的时代，拉丁语的发音已经带有歌唱的特点了，因为这些诗人的剧本中的说白早已被标上音符了。看来，刘丽亚的发音之所以纯正，只是因为她并未使用当时风行的那些新的重音而已。

昆体良曾说过，凡演喜剧的艺人，发起音来绝不会脱离其自然状态，至少不会到达忽视自然的程度的；可是，通过艺术上所容许的装饰音（l’agrément）他们便恢复到他们寻常的发音方式上去了。那样一来，是否能认为那就是歌唱了呢？杜波斯教士说。不错，只需假定昆体良称之为自然的发音确是带有这样多的重音，以致相当接近于歌唱，而不用作什么明显的改动就可以标注音符，这就行了。这情况在这位雄辩家写作的时代尤其是真实的，因为拉丁文的重音本来是极其繁多的。

这里有一件事实，乍看起来，这件事实似乎更有利于杜波斯教士的观点。那就是，在雅典，法律条文是写成演说来宣讲的，并用一件乐器来给宣读法律的人作伴奏。然而，难道雅典人仿佛真的是把他们的法律条文拿来歌唱的吗？我的回答是，倘若他们的发音同我们的发音原是一样的话，他们就从来也不会想到要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因为连最简单的歌唱和发音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可是，我们应当设身处地来考虑问题。他们的语言的重音比罗马人语言的重音还要多得多，因此，一篇稍微带有些歌唱性的演说就可以使人听出嗓音音调的抑扬变化，而看起来也不会显得与正常的发音相距过远。

因此，很显然，杜波斯教士归结说，古人在舞台上所咏唱的戏剧中的歌曲，一是不分段落，二是不带节奏性的嗓音，三是没有拖腔的颤音，四是全无我们音乐性的歌唱中的其他特点的。(www.xing528.com)

若不是我自己弄错了，那就是这位作家对构成歌唱的东西并无十分清楚的观念。他似乎只是根据我们歌剧里的歌唱来作论断的。他引证说，昆体良曾埋怨过，有些演说家出席答辩时就像是在剧场里朗诵台词一样。他接着又说，真有人以为，那些演说家们是在歌唱，简直就像是在我们的歌剧里歌唱一样！我回答说，这种构成歌唱的声调的前后接续也许比我们歌剧里的声调更加简单得多，而且，它也毫无必要使声调的接续具有同样的过门，吐出同样具有节奏性的嗓音，发出同样的拖腔的颤音。

再说，在古人的记载中，也可以找到很多章节来证明他们的发音并非一个连续的声音。西塞罗在他的《演说家专论》一书中说：“这就是嗓音的美妙的功用：它以高音（l’aigu）、低音（le grave）和中音（le moyen）三种声调构成了歌唱的一切变化，一切柔和以及和谐；因为，人们应当知道，语音包含着一种歌唱，它并非音乐性的歌唱，或是像弗里吉亚人和加利人 ^[31] 的演说家们的演说词的结束语中所用的那种歌唱，而是一种不很明显的歌唱，如同狄莫斯泰纳和埃显纳相互指责对方的嗓音的音调变化时尽力想讲到的那种歌唱，也就是狄莫斯泰纳为了尽情讽刺挖苦而直言他的对手在谈吐中声调柔和、清楚而又有节制的时候尽力想讲到的那种歌唱。”（录自教士高兰先生的译文）

昆体良指出，既然争论说明，狄莫斯泰纳和埃显纳两人谁都是使用了嗓音的音调变化的，那么他们的这种非难便不应当去归咎那些音调的变化。

杜波斯教士说（第三卷，第260 页）：“可以这么说，那些大演员们，每天早上在他们按规矩逐步放开嗓子，再逐渐使之引吭而出，并按照音级由低而高发出嗓音之前，是连一个单词也不愿说出口的，其目的是避免骤然地、猛力地放开喉咙，以免损伤发音器官。他们在这种训练中甚至留意自己的睡卧姿势。每次卸场下来，他们就坐定，并保持着这种姿势，可以这么说，按他们在说白中所上升到的最高的那个声调开始运用气息，随后挨次地按所有其他的音高逐一地运用气息，最后逐渐地递降到可能降到的最低的那个音高上来舒展歌喉”。如果说白不是一曲各种音高都出现的歌唱，难道喜剧演员用得到小心谨慎地天天按嗓音所能发出的一切音高的顺序去练嗓子吗？

最后，诚如杜波斯教士所继续往下说的（同一卷第262 页）那样，“古代的记载都是满篇事实的，这些事实证明，他们对一切有益于强化或美化嗓音的东西极为注意，直到了迷信的地步。在《昆体良全集》第十一卷、第三章中可以看出，古人联系到各类雄辩，就人类嗓音的天然性质和训练中一切有益于嗓音补养的实践，都曾作过深刻的思考。教授如何增强和保养嗓音的技巧甚至成了一门特殊的行业了。”这样一种演说，既是这般处之以谨慎，这般加以悉心思考的结果，难道会同我们今天的演说一样简单的吗？

[30] 加斯高涅，法国西南部一古省名，在靠近西班牙的地方。

[31] 弗里吉亚，小亚细亚中部古国名。加利，小亚细亚古国名。

[32] 宣叙调，歌剧中附有伴奏的朗诵说白式的歌唱。

[33] 在法语中，一些音节里的元音常不发音，称为“哑音”（muette）。

[34] 指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执政的时代：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

[35] 请见《批判性的思考》，第三卷第十六篇第284 页。

[36] 第三卷，第十五篇。

[37] 共和时代，指古代罗马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奥古斯都建立帝制的一段历史时期。

[38] 西塞罗在《演说家专论》一书中说：“人们难道没有常常看到，这些平平庸庸的演说家们，仅仅是凭借了动作的威力，就获得了雄辩的一切荣誉和嘉奖，倒是有些演说家，在其他方面也是极其渊博的，却反而被评判为平平庸庸的，这是因为他们在发音上都缺乏风采的缘故，以致狄莫斯泰纳很有道理地把动作分为第一流的、第二流的和第三流的。因为，要是雄辩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话，那就丝毫也不成其为雄辩术了，而如果动作富于表现力的话，纵然缺乏惊人的高见宏论，也会产生如许的力量和功效，难道不应当认为它在公开的演说中是极其重要的么？”古人的演说方式必定比我们的演说要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才能使其他各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狄莫斯泰纳和西塞罗早就下断语说：没有动作，雄辩术就不成其为雄辩术了。我们今日的演说家是不会承认这个论断的。因此，教士高兰先生说，在狄莫斯泰纳的思想中是有些言过其实的东西的。倘若事情确是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西塞罗也赞同这样的说法，而不对之提出保留的意见呢？

[39] 原文为ut（于），即全音阶序列的第一个音，按我国的习惯唱法改译为do（多）。——译注

[40] 请参阅拉莫先生所著《和声的发生》一书。

[41] 见《法国文艺学院史》，第5 卷。

[42] 见第一卷，§21。

[43] 埃福尔（Ephore/ὁἓφοροs/оἱἓφορο落，为了平衡国王的权力而设立的斯巴达五名选任的大法官。

[44] 蒂慕德生活于公元前约450-前357 年，曾发明过一种竖琴。此处作者说他生活于公元前六百多年，疑误。

[45] 见第三卷第十篇。

[46] 蛮族入侵，指从公元3世纪起，北方日耳曼部落联盟对罗马帝国边境的武装侵略和渗透。这种入侵到6世纪才基本结束，它对罗马帝国的覆灭起了重要的作用。

[47] 见《批判性的思考》，第三卷，第十八篇。

[48] 参阅《演说家专论》。

[49] 此处原文为composer，意即“作文，写作”。但此处既指文字发明之前，则这种“作文”只能是口头传诵，故不译“写作”而改译“创作”。

[50] 斯西罗思岛（是爱琴海中一岛屿。——译注）的费顿西特是迄今所知的第一个以散文来写作的人。

[51] 尼格罗人（Négroes），即非洲黑人，当时主要分布在西、中、南非一带；加勒比人（Caraïbes）和依洛瓜人（Iroquois）为当时美洲的土著居民，分别分布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一带和美国的伊利湖、安大略湖一带，由于殖民分子的残酷屠杀，现在差不多都已绝了种。在作者写作的时代，这些民族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故被称为未开化的野蛮民族。

[52] 例如，有人这样说，戴尔邦达尔曾用音乐平息过一次叛乱。可是那种音乐并不单纯是一支歌曲，而是由这位诗人自己宣讲的韵文。

[53] 见本篇第十三章。

[54] 在欧洲各语言中，动词要按主语的人称、单复数及动作发生的时间和说话的语气（或式）来变化，未经变化的动词原形称为“动词不定式”，即此处所说的“不定式动词”。

[55] 在法语中，助动词être加上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可以构成被动语态（如下面第一个例句），加上代词或动词或某些不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又可构成复合过去时态（如下面第二、三个例句），此时它都不再含有“是”的意义了。

[56] 这些都是être的不同变化形式，表示动词的不同时态、语气和数。

[57] 见第一卷，第二篇。

[58] 中性动词（le verbe neutre），即通常所说的不及物动词。

[59] 雷尼埃教士说：“在各种词类中，没有哪一种词类能有我们对动词所具有的那么多的定义。”见《法语语法》，第325 页。

[60] 在这两句中，冠词是le。在法语中，第二种是正确的说法，其中冠词le 在每个形容词的最高级前均需重复出现，而意义却没有增加，故作者认为这种重复是没有必要的，它造成了文体的冗长拖沓。

[61] 这可以从德·拉·贡达米纳先生的记述中得到证实。

[62] 洛克说（第三卷第一章，§5）：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对一切单词都能追溯到它们的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只会发现，在各种语言里，人们用来表示一些并非感官所能感知的事物的那些单词都是源出于可以感知的观念的。从而，我们可以揣测，最早操那些语言的人所具有的是些什么样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从何而来到他们的精神之中的，而自然又是如何通过人们给事物所起的名称本身，不期而至地向人们提示其一切知识的本源和原理的。

[63] 见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64] 我认为，这是人们所能选取的最难的例子了，从笛卡尔学派所提出的一个难题就可以肯定这一点，他们相信，凭这个难题就可以把那些主张我们的一切知识无不来自感官的人逼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他们问道：“那些纯然是精神方面的观念，比如说，思想的观念和存在的观念，它们能通过什么感官来进入理解的呢？它们难道是明亮的或者彩色的，可以进入视觉的吗？难道是一种低沉的或者是高亢的声音，可以进入听觉的吗？难道是一种芳香的或者是腐臭的气味，可以进入嗅觉的吗？难道是一种鲜美的或者苦涩的滋味，可以进入味觉的吗？难道是寒冷的或者是温暖的，是坚硬的或者是柔软的，可以进入触觉的吗？要是大家根本不能回答这个并非没有道理的问题，那么就得承认，那些属于精神方面的观念，比如存在和思想这样一些观念，其来源无论如何也不是来自感官的，而是我们的心灵本身，即具有自行形成那些观念的机能。”（见《思想的艺术》，第一卷，第一章。以上这番议论引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种议论，在洛克的著作问世之前，曾颇能迷惑人们；可是在今天，如果其中有什么站不住脚的东西的话，那恰恰就是这种议论的本身了。

[65] 请参阅前章，§82。

[66] 根据法语语法，代词一般放在动词后面，但在命令式中，否定句遵照上述规则，而肯定句则把代词放在动词后面。此处句中动词为faites（做），代词是le（这件事），ne＋动词＋pas 是否定结构。

[67] 见第三卷第九章§16。

[68] 见第三卷第十章。

[69] 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名作。

[70] 法国诗人兼批评家布瓦洛的喜剧诗。

[71] 这句话是法语，而前两句是拉丁语。此处作者以法语的语序与拉丁语来作对比。

[72] 在法语中，若将该句中的Darius与Alexandre的位置互换，则动词要发生变化，否则将发生意义上的混淆，故云。

[73] 叙拉古城，西西里岛上的古城。

[74] 见《演说家专论》。

[75] 见《贺拉斯》，第一卷《抒情短诗》第28 章 ^[76] 。

[76] 这段拉丁文的大意如下：你想遨游太空，这对你又会有什么好处呢？你神游了圆形的两极，就会死去的。

[77] 达弗尼的故事出自希腊神话：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宁芙仙女之一达弗尼，后者为了拒绝阿波罗的求爱而化作了月桂树。

[78] 见维尔吉尔所著《牧歌》，第五卷，第三章，第20 节。

[79] 请见本篇最后一章。

[80] 在我行将完成本篇的论述时，我手头正巧弄到了一本沃伯顿先生所著的《古代象形文字论》，该书系从英文版译来。这部著作从头至尾充满看哲学思想，同时又充满了丰富的资料。我以喜悦的心情看到了我所早已想到过的事情：正如该书的著作者说的一样，言语在其起源之后，应当是极为图形化和暗喻化的。我自己的想法曾经同样使我注意到，书写起初只不过是一幅简单的图画而已，但我还丝毫未曾想到要去发现，人们是通过怎样的进步过程才达到了文字的发明的，而在这一方面，我似乎是难以有所成就的。但这件事情现在已经由华皮尔登先生完美地付诸实现了。我所叙述的，全都是，或者差不多都是从他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

[81] 其理由已在本篇第七章中叙述过了。

[82] 加拿大的野蛮民族尚无其他的办法。

[83] 象形文字，分为本义文字和象征文字两种。本义文字（les propres）又分为“近东多角体”（les curiologiques）和“热带体”（les tropiques）两种。近东多角体以部分代替整体，热带体则以另一事物来说明原来的事物，而这另一事物与原来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或众所周知的类同之处。这两种文字都是作为传递信息之用的。象征的象形文字（les symboliques）作为寓意之用。人们同样将这种文字分为两类：热带体和隐语体（L’énigmatiques）。为了形成热带体的象征文字，总是采用事物的一些不十分为人们所熟知的属性，而隐语体则总是由不同事物的神秘集合，以及各种不同牲畜的各部分躯体所组合而成的。请参阅《古代象形文字论》，第20 节，以及其下一节。

[84] 埃及象形文字，也称楔形文字，其写法为一个个独立的符号，与汉字的独立方块象形符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故作者作此比方。

[85] 本章所述内容，其绝大部分依然是录自《象形文字论》一书的。

[86] 请参阅沃伯顿先生下列两个方面之间所作的巧妙的对照：其一是含有教育意义的寓意、喻言、隐语、图形和暗喻，其二是不同类型的书写体。

[87] 比如：Annus（年）这个词，就是从Annulus（环）这个词来的，因为年份是指自行往复循环的。

[88] 见第一卷第二篇第四及第五章。

[89] 这个推测是我偶然在听到人家谈及弥尔顿的诗之后冒昧地作出的，因为我是不懂英语的。

[90] 见第一卷。